曾经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任编辑的汪继芳，1990年初，离开原单位，陪同丈夫李幸带着他们5岁的女儿前往北京。从此，开始了文化的漂泊生活。
离开北京已整整6年。在北京广播学院毕业读书的4年间，北京留给汪继芳的印象是一个北方的荒凉的都市。然而，89年与李幸来一次北京后，再返回武汉就呆不住了。
一直在做着作家梦的汪继芳，曾是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读大学期间和毕业之后的一年多里，差不多写了五六年的小说。最早，夜深人静时，提一个热水瓶，去教室里写，上班之后是在办公室里写。每完成一篇，都往文学期刊投，屡投屡不中。平淡的经历，使她总想出去闯荡闯荡。再加上在单位总是不痛快，去意早已萌生。虽然不知道出去干什么，可就想出去。
李幸正好有借调到北京的机会，没有犹豫，一家三口就来到了京城。
当时，北京需要购粮本和配给的北京市粮油票才能生活下去，他们就自带来一袋50斤大米和一桶食油。临行前虽然换了不少全国粮票，不过这是一厢情愿，没有指定粮店的购粮本，那时用美元也不能从粮店里买到粮食。
更重要的是，北京文化单位不接纳没有正式关系的人，因此，汪继芳就只好一直在家，成为地道的“坐家”──坐在家里。
女儿与她一样在家“待业”，因为初到北京还没有联系上幼儿园。每天，女儿在院子里自由自在地玩耍，不想玩了就进屋听母亲“讲课”──或是识字，或是画画，或是学做手工，跳绳、跳房子。
为了怕妻女寂寞，李幸买了5只小鸡。因为夜里太冷，第三天就冻死了两只。以后总结经验把台灯点亮放进小鸡睡的纸箱里，但死亡仍不可避免。我们将这些小鸡埋在花坛里，坟堆上，竖着5根小树枝做墓碑。
养鸡不成，又向院里足有七、八米长的一溜花坛发起进攻。先是种上耐旱的美人蕉、地雷花(有的地方叫它洗澡花，原因是用热洗澡水泼它不但不死，反而越长越旺)，接着又播了无数粒丝瓜种。院墙边也不让它闲着，种了一排玉米，玉米苗是从野地、沟边挖回来的。为了搞好种植业，汪继芳还专门买了这方面的书。
狂热的种植活动伴随她度过了来北京的最初时光。
短短的时间里，不谙家务的汪继芳竟洗完了家里所有的毛衣毛裤毛背心、床单床罩和被套，整理了无数件衣服。这些衣服上的破洞、开线和脱扣处，以前总在眼前晃动，任丈夫怎么说老婆死了一类的话，还是命令大家将就着穿，没有心情、时间去缝去补。
到北京的第一年，恰逢亚运会。外来人口居住地必然被当地派出所反复盘查，某天夜里，再次来了两位警察，要他们出示身分证明。拿出武汉的身份证，警察又问孩子的，又要拿出单位的工作证。但是警察还是宣布说：你们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某某条例第某某条之规定。
李幸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也在一个大都市里有过正经工作单位。这次虽然没有被抓走，但汪继芳母女却着着实实地惊慌了很长一段日子。每天要骑自行车送女儿上幼儿园或去买菜，自行车还是武汉的牌照，身上没有一丝儿证明自己有资格在北京居住的文件，怎能不时时地心惊肉跳？所以自行车都不敢上大道，总在乡间的小路上窜来窜去，跟鸵鸟似的看不见警察了，但又被村里的恶狗时常惊吓。女儿因此而要求走大道，只能解释说小路来得快。
从一个新闻单位的编辑变成一名自由撰稿人，连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就在汪继芳还未适应这一新的角色时，父母千里迢迢看他们来了。尽管信上可以骗他们，说工作单位在哪儿，工资是多少，但人一到，实际的生活状况就再瞒不住了。
远在郊区，附近连像样的副食商店都没有，孩子在农村小学就读，做饭没有煤气，院子四周飞满蚊子苍蝇……父母唉声叹气，完全不能理解女儿为何丢掉舒适的工作举家北上。这种情况下，岂敢告诉他们自己“赋闲”在家？当一辈子工人的父亲，特别看重女儿由于上了大学在新闻单位工作所给他带来的荣耀。
父母来的第二天清早，汪继芳不得不去“上班”。
当她背着一叠稿纸走出院子时，却一阵茫然，去哪儿“上班”呢？丈夫单位、朋友家里都不方便，最后，选择了离家最近的公园。
这个人烟稀少的郊区公园，一旦将书桌安在这里就令人失望了：篱笆外是隆隆的汽车声，头顶上有蝉儿们疯狂的嘶鸣声。在吵得头发麻、心发慌的状态下，努力写着清淡的流丽的散文。
傍晚，按时“下班”回家。
父母来京期间，很少“请假”陪他们。其实，女儿多么想以本来的面目面对他们。
1992年初春，一位画家朋友来到北京，谈到有关圆明园艺术村的情况。汪继芳感觉他们命运差不多，遭遇、心境也差不多。可以跟他们共命运，同呼吸。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并不关心能否发表，只是愿意交个朋友，来聊聊天。
选择了圆明园艺术村作为我的突破口，是因为曾经有过教训。
在这之前，一次去《北京日报》社，门卫拿出会客单让她填，工作单位一栏，没有填。门卫看了就问：“单位怎么没填？”
“……我……”
“问你呢，单位？”
“没，没有。”
“怎么连单位都没有呢？”门卫认真地问。
“就不能没有单位吗？”
这样一说，门卫态度缓和了，但还是不放她进去。眼看着那些晚来的出示了单位证件的人一个个进去，刹那间，汪继芳明白了自己在这个社会里的处境。
做自由撰稿人随之而来的是那份孤独，自由撰稿人不比做生意的个体户，个体户有自己的客户，与社会有密切的联系，撰稿人虽然也需要出门采访，但更多时候几乎不与任何人来往，写成文字需要大量时间。
在这份孤独里，整日孤零零一个人，到了夜里依然跟自己的影子相伴，而屋外是荒郊野地一片黑咕隆咚。然而，汪继芳还是感激孤独的自由撰稿人生活。这份生活，使她拥有了自信──这是一份从前想也不敢想的奢侈。
在艺术村，汪继芳看到了一群桀骜不驯的年轻人，丢掉铁饭碗，远离家乡，来过这种他们称之为“三无”(无户口、无单位、无家庭)的生活。画家们一边在刚够温饱的日子里喘息，一边在色彩、啤酒、女人中陶醉。此后，多次来到艺术村。在烈日炎炎下，拖着疲惫的身子，每天奔走于十几公里外几十个画家之中。
不过，哪家报刊会发表这种东西呢？
3个月后，这篇将近4万字的纪实文学完稿。一年后，这篇题为《二十世纪最后的浪漫──圆明园艺术村纪实》全文刊登在1993年第3期《钟山》上。
《二十世纪最后的浪漫──圆明园艺术村纪实》全文近四万字。可以说是汪继芳的成名作。此前，她从未写过这么长的纪实性的文字。发表过程一波三折，先后在《报告文学》、《十月》、《花城》及《中国作家》屡试不爽，最后到了《钟山》的编辑王干手里。
1993年3月3日，《钟山》(双月刊)第3期上付排。收到清样同时，汪继芳又在北京城里参加摇滚Party、出入于数支摇滚乐队中，为采写王干所约的《京城摇滚人》。
《钟山》发表“圆明园”以后，纪实类文字似乎成了汪继芳的正业，这方面的约稿开始多起来。
中国的自由撰稿人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里，以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行走在媒体之间。势必引起各方面的关注。1993年9月，《中国日报》(英文版)发表记者署名文章并配发图片，首次对包括汪继芳在内的“京城四大自由撰稿人”作了详细报道。
1994年2月，《中国妇女报》又配图发表文章专题介绍汪继芳的写作生活。由此关于自由撰稿人现象的报道评说日益升温。1995年，中央电视台在《十二演播室》和《半边天》节目里，又几次拍摄了汪继芳的生活情况。
但是，1996年，汪继芳与李幸带着女儿离开了生活六年的北京，前往南京定居。
到南京后，李幸建议我到南师大教书，放弃写作，教书育人，颇有新鲜感。在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期间，汪继芳向学生强调一种精神和意志，在北京经历的自由撰稿人生活，实际上丰富了她的人生阅历。把所看到和领悟到的一切讲述给学生们，让他们体味和选择，让他们从中得到启示——一个人的成功渠道多种多样，只要你有坚强的意志去奋斗。
原以为大学是个自由、轻松的地方，没想到在体制里到处都一样。整天要创收、交论文、报项目，没完没了的开会和无休止地填表，简直无聊的要命。已经难以适应体制内生活，程式化的东西再也不想忍受。汪继芳认为需要自由地掌握时间，干最爱干的事情。
来南京不久，有关南京自由作家的讯息就连接不断。后来汪继芳陆续认识了朱文、韩东等一批自由作家。一个晚上，与这些作家谈起了轰动一时的“断裂”行为。朱文对汪继芳说，你可以写写“断裂”这件事，很有意思。开始汪继芳去学校图书馆查找有关报刊资料，才发现的确值得一写。
采写与授课发生冲突，开学前，汪继芳终于拨通了院长的电话：请求辞职。
汪继芳的性格是属于叛逆的，无法忍受平庸的生活。从体制内到体制外，敢于叛逆，确实需要付出一点勇气。
《最后的浪漫》和《断裂》)两本书出来以后，在选题上汪继芳便与以前有了明显的区分，因为李幸的原因，他们把把目光转向了很多人想了解的民营电视现状况。于是，两年间先后出版了《身在幕后》还有《中国民营电视现状报告》这两本书。
由于女儿要到北京上学，2002年秋，在南京度过六年后，汪继芳又重返毕业已经18年的京城。也真巧，自大学毕业后在武汉、北京、南京都分别生活6年。
今天，在亚运村附近，好朋友袁梅借她一套房子，汪继芳安心地写作，再次成为“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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