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少年凯歌》，陈凯歌说是自己的自供书：这本小书是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的经历，以及在此之前我的童年生活的。我一直认为我的人生经验大都来自那个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革命”帮助我认识了我自己。认识自己即是认识世界，明白这一点，就决定了我的一生。我试图做的，就是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起我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因此，这是我的自供书。我一直不能以轻松的态度看待生活，这也许恰恰是我在书中所描绘的那个时代给我的影响，我却没有什么后悔。

　　正是陈凯歌将自供书呈于世人，而且表明对“文革”之于自己的影响没有什么后悔的，令《少年凯歌》的内容更为沉重。

　　陈凯歌说这本书是十多年前应日本出版公司“讲谈社”之约在纽约写成的。在陈凯歌看来，即使未有日本出版社之约，将少年时的这些故事写下来也只是迟早的事。

　　凯歌在他曼哈顿的公寓浴室门外的地上，抱着膝梦游一样地想……听见自己儿时的歌声，嗅到那个时代北京秋晚的空气，回味第一次吸烟的滋味，隔着烟雾看到了死去朋友的脸。他说：“我重温了我的生命。”

　　那是怎样的生命？

　　1952年夏天，我出生在一个电影工作者家庭。我的父母一个是电影导演；一个先在国家电影局工作，以后改做了电影剧本的编辑……

　　1965年，“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存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毛泽东是我们生活中天然的一部分。我们对他的爱，与其说是一种感情，毋宁说是一种习惯……

　　在我一年的中学生活中，许多个星期天都坐在教室中，在班主任的注视下，一篇篇地朗读已经出版到第四卷的《毛泽东选集》……

　　(1966年的一天)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夜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

　　几年以后，当我从云南农村回到北京探亲，走到坐落在田野间的“五.七干部学校”时，已经不复认得这个衣服破旧、牙齿脱尽，整日拄着扫帚站在厕所门口，有人出入他就进去打扫一次的老人，就是我的父亲……他是在我去农村之后被逼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的。他明明不是，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因为，他想重新回到人群中去……

　　陈凯歌对自己经历的回忆，以及对历史的思考，也依然属于民众控诉声中的一部分。但是，这本书与韦君宜的《思痛录》一样，最终是要逼迫那些依然昂着头的“少数人”向民众、向历史忏悔。(张久英 图片：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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