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高晓松，怎么绕得过民谣？解析？论断？厘清？……算了，评价越多，那未被评价的更多。

　　让受访者自己说话吧，因为他至少具备了一个基础性的美德：他对自己诚实。

　　以下是高晓松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的内容：

　　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更多得益于书本，比我们年轻的孩子，是看电视长大的。电视是一个即时的经验的东西，正在发生什么，立刻产生什么反应，电视里很少出现那种大师式的先验的东西。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对大师还是有崇拜之心和接受的意识，我们那个时候的成长是有灯塔的，不管是别人给你塑造的灯塔，还是你自己在成长中给自己找到的灯塔。远方有灯塔，有大师。我们这代人成长的一个特点是：我们成长得特简单，没经历什么风霜，但是我们看到的特复杂。因为我们生下来时还是文化大革命，还喊口号，还大字报，我们亲眼目睹当年城市灰色的情景，然后到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看到了很多沧桑，我们目睹的这些东西让我们越来越觉得眼睛很重要，开始我们是别人的旁观者，看着看着那里面有了我们自己。你在目睹了别人的锻炼中，开始可以目睹自己。”

　　回望

　　“那时写歌是一种先验的回忆。所以我说人读书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可以先验，而不读书的人一定是经验的，经一件事知一件事。你读了很多书，你就可以先验，比如爱情，比如成长，像读了很多中国古诗词，一个基本的主题就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所以你对成长导致的流逝会有先验性的认识。你事先就在回忆，虽然你并不是真的在回忆，但你已在事先体验这回忆的惆怅，写歌就是那样。等你真的长大了，其实不一样。不一样在先验性的回忆美丽，因为你正好处在那美丽的时候。但等时间过去了，你真的开始回忆的时候，状态却是不同的。我到了真可以回忆的年龄，我也没坐在那里惆怅。”

　　同道今何在

　　“大家都挺好的，都按自己的想法做事。我们那拨人只有小柯一人是真正学音乐的，就他在音乐圈一路走下去合情合理。我们这些人都没那么沉重，音乐是我们的一个伴而已，一个宠物。我们之间很少联系，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圈子。”

　　后来者

　　“只要有大学，就会有民谣。因为只要年轻，那荷尔蒙就会分泌，音乐就是必然的分泌，这跟市场跟唱片公司都没关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代表。不过现在大学里的校园音乐，意识、想法，甚至技术上都没有问题，但就是用文字表达不了。我做过一次全国校园音乐大赛的评委，收集了全国高校3380首歌词，大家公认没一首是好的。很多歌音乐上特别好，但里面填的那些个字就不是他们心里那么想的，你能明白他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但他的文字就是表达不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从小看电视长大的一代的问题，文字能力差了很多，缺少对文字的形而上的认识。文字不光是说话用，当写作的时候，它有一种茶一样的香味。中国字能达到的可能性很有意思。”

　　成长

　　“我写的歌不是只属于某一个阶段，因为我写的东西比较浅，就是基本人性，我的能力就是描述得比较好。我一直说我有长有短，我短在内容，内容上没有大师风范，但我的形式感特别好。比如眼前就是一个杯子，但我就能把这个杯子写好。甭管是个什么东西，但我能把它写得好听。这是乐趣，这也是我逐渐长大了，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和好的地方。我也不追求那些。年轻的时候我还老痛苦我为什么不深刻，跟大家一样想孤独一点，痛苦一点，后来发现我不是这样的人。每一代年轻人都会被这样的东西吸引，痛苦，吃墙皮，吃灯管，觉得吃红烧肉的人特俗。我们那时都干过这事儿，吃墙皮，吃灯管，愤怒，叛逆。然后一天你吃了一口红烧肉以后发现那还是很好吃的，然后你发现你就是一个吃红烧肉的人。然后你会小小痛苦一段时间，接着就开始大摇大摆吃红烧肉。然后你就被坚持吃墙皮的人鄙视。等你再长大一点，你连这也不在乎了。所以成长之后，就成了这样，你逐渐了解了自己。那有人就是爱吃墙皮，有人就拒绝尝试吃别的。我觉得我现在成长得很好的，没有那种恐惧和虚荣。不去管哪种流派，每种流派都有大师和臭大粪。不像年轻的时候会被左右，什么这种东西是不是更高级一点，那种东西丢了人啦。现在挺好的，越来越学会让自己快乐的生活。”

　　新生

　　“在对外说‘不做音乐’那个时候，我已经很长时间写不出东西，觉得我可能完蛋了，就是想不做了。但是就最近我突然又有了灵感，写了一大堆东西，而且风格完全不一样，有一个彻底性的大转变。但不在老狼的新专辑里，给他的还是原来那种风格。大概是换了种乐器，原来我用吉它，后来摸了摸键盘，一下来了感觉，连吉它都带动起来了。”

　　最爱

　　“在自己的歌里，我最喜欢纪念顾城的《月亮》和《回声》，就我当时能调动的资源，那是我写得最好的，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高峰。顾城代表了我们那个年代，我非常喜欢的那个年代。”

　　记：谈谈《那时花开》被雪藏的情形？

　　高：电影局是很认真地对待了这件事，不是说随便就给扔在了一边，他们把分镜头脚本都拿过去仔细研究，我真的很感谢。我觉得遇到些问题很正常，人毕竟是生存环境的一部分，在美国也有资本家来改你的电影。最后实际上改动不是很大。三年时间大家都在前进，对电影的认识也在改变。最后电影局很好的认识到他们需要对国家负的是意识形态的责任，而市场是要由投资商来做的。最终电影局把《那时花开》归入探索片，也表态支持艺术探索，中国需要多元化的电影。

　　记：毕竟三年过去了，这部片子有没有刻舟求剑的味道？

　　高：没有。这部片子本来就不是特有时效的片子，不但跟时效性没关系，跟时代没关系，而且跟环境也没关系，本来就是一部表现主义的电影，把时代和环境都剥离掉了。和你在哪儿长大，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爱还是不爱其实都无关，它只和成长这一件事有关。无论你在哪儿成长，那些东西都会逝去的，不是说你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时代你就能留住最美好的东西。

　　记：三年前片子出来的时候，大家对校园民谣带来的那股青春情绪特别迷醉，影片正好可以趁热打铁，等到现在放映，是不是火候过了？

　　高：我其实觉得这部片子丧失得比补充的要少，三年前大家关心这片子是冲着我来，三年后，关注的点儿更丰富了，一个是大量周迅的影迷补充进来，一个张亚东也成了最重要的音乐人物，再一个朴树的知名度也比那时广。对我来说现在放其实更好。大家都比几年前更进了一步，实际上这两年观众通过DVD、VCD，甭管盗版正版也好，看的西片多了，理解上都跟了上来。

　　记：说到盗版，恰恰盗版西片培养了国内一大批口味刁钻的影迷，欣赏水平高了，那对中国电影的要求也就高了，因为很多东西大家已经觉得不新鲜了，那你有没有这个担心？

　　高：我没有这个担心，因为这片子是说中国话的，这说的还是中国人的事儿。大家看到了多元化的电影，对各种电影手法不觉得陌生，对技术能接受是很好的事儿。所以我不是非要拿什么大家没见过的技术来吓唬人，只是说这些手法我比较喜欢，但目的还是为情绪服务，是我们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的情绪，它还是中国人的迷茫。

　　记：国内新生代的片子你看过的有印象的有哪些？

　　高：我看的不是很多，看过一部《月蚀》，觉得不错，拍得很有意思。我个人觉得拍片子，内容上各人可以有各人的观点，但专业上大家有共同的尺度，拍一部电影拍得要好看。内容上可以互相不同意，但这是次要的，因为内容上的分歧，是人和人之间的分歧，不是艺术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分歧。所以艺术最重要的，不是你讲的是什么，而是你怎么把它讲出来。我觉的大家要比内容的话，那出租车司机是最好的，因为看到城市真实的东西比我们都多。但艺术家的责任不是这个，而是怎么说。

　　记：你个人偏爱什么样的影片？

　　高：我个人偏爱轻灵的东西。我不喜欢那么沉重，我喜欢举重若轻。这是我在整个艺术观念上的一个基础。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顾城而不喜欢海子的原因。重的东西你要轻轻地弄它。沉重我理解，但轻灵我觉得更接近艺术的本质。我对艺术的理解就是对一种技能的瘾，我一向形式优先。

　　记：自己怎么看《那时花开》这片子？

　　高：我写歌常常歌写好了名字还没有，拍电影也是，我不是先定下这电影拍什么，而是先想好了一个个镜头怎么弄。所以大家看完电影后，夸的人说这是多指向的电影，骂的人说这什么也没说。做片子前我们聊剧本，我们一直没聊故事，我们聊什么地方有意思。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那就是它的基础就是前卫的，而不是往里头添加前卫调料。

　　记：现在中国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方面电影院里电影没人看，一方面民间想比划电影的年轻人又不计其数，跃跃欲试。

　　高：中国电影如果鼓励年轻人，特别是鼓励多元化的年轻人，就会有很好的结果。中国没有美国那样明确的类型片划分，固定类型片有固定市场。既然中国没这规律，那大家其实是由着自己拍了。所以在中国谈论艺术和商业的问题，实际上在创作上根本就是胡扯，你只能说是在后面在推广上商业一点。那要在美国，那真是在创作上就有商业因素在里头了。在中国，你告诉我第一个音是“哆"就能卖，还是第一个音是“啦"就能卖？

　　记：你曾经想上北京电影学院？

　　高：是，我离开清华后读了电影学院研究生预备班，但研究生没考上。不过，不读没什么问题，当然读了也没什么问题。读了不会把我带到哪儿去，不读也没有把我停止在哪。我离开电影学院后拍了几年广告，和许多优秀电影摄影合作，那一段学习是真正为后来拍电影打下了基础。我是个幸运的人，所有曾经的生活都没有白白度过，真好。(采写/《生活周刊》记者陈晓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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