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欢，中国主流歌坛一面旗帜。在与其前后成名的诸多歌手皆几经浮沉之时，他以大气的风格和扎实的业绩，始终屹立于歌坛一线。在鲜有唱片问世和各类花边新闻的情况下，完全凭借音乐上的深厚造诣和难以拷贝的激越歌声，奠定自己在当代歌坛难以撼动的王者地位。这一现象被海内外文化学者认定为“奇迹”。
“欢歌2004”第一次记者见面会新闻通稿
请出金兆钧谈刘欢，缘起是自己采访刘欢走了麦城。
3月，“欢歌2004”———刘欢个人音乐会是盛事。一个流行歌手，而且是仅仅一地、只此一场的演唱会，却读报甚至读到“将有纪念邮票特为其推出”的消息。盛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
想采访刘欢多年，这一次终于等来了一个由头。
2月17日下午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与刘欢的那一次面对面，对他感觉颇好。是“欢歌2004”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场合隆重，场面却有些混乱。台上，刘欢携总导演甲丁、音乐总监三宝等一干中国流行乐界“大侠”级的人物坐成一排，阵容豪华，言辞恳切。台下，一些显然是跑“油”了的青少娱记却闲散游走、连声音都不屑丝毫压低地聊天，理直气壮地无礼，习惯性地轻慢。再看刘欢，烟斗在手，笑意从容，台下喧嚣尽收眼底、了然于心，眼神不急不愠亦不惊，很镇得住场的样子。那一份沉着自适，是学都学不来的。
但会后我对他的访谈却很失败。老想等乱哄哄的人们走了才开谈，结果错过了我的时间。我那些问题也不怎么样，虽然刘欢很客气，说“你看的点很高”，但显然它们不合时宜，要谈它们总共那点儿采访时间用来暖场都不够。“我就这么个性格”、“日子就是这么过”，刘欢性格中平素让人激赏的大事化小、不事夸张的一份淡然，到这会儿成了要命的东西。
铩羽而归，然心有不甘。对于刘欢，有太多的“不知其所以然”。心目中，有点儿把他当个奇迹看的。且不提当年一出道就站上峰巅，就说这些年，他淡出江湖，不复有昔日同一晚上换几个频道，举凡大手笔电视连续剧都有他在首尾嘹亮放歌的热烈光景，他的身影只在一些晚会中惊鸿一瞥。20年间不改歌路、不换形象、鲜有花边、不传绯闻，总共只推出过两张个人专辑，之间可以一隔就是六年。在今天大家真正得是打破头用血在拼的流行乐坛，他就可以几年不出声，但依然是“老大”。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时候，有机会读到一份乐评人金兆钧1991年采访刘欢的资料，一万多字，刘欢的自诉和他们关于音乐的问答。读得自己很羞愧，因为从那里面看得出来其实刘欢很健谈。再读2004年金兆钧为刘欢个人音乐会而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这次12年前的谈话：“采访过不少歌手，确实，大多都可谓经历坎坷，有着一本不足为外人道的辛酸史。刘欢不同，当年整理我采访他的录音我就奇怪地意识到：这是个阳光青年，除了‘义演迟到’事件，他几乎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地成长着乃至成功着。而正是这种‘一帆风顺’，可能才是解读他至今艺术上成功的钥匙。”一下觉得，这个看法倒是挺有创意的。
2月25日中午，在春秀路一家喧闹的湖北菜馆采访金兆钧。记得上一次见面，为他那本十年方写就的《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采访他，时间还是2002年。他风格依旧，为你点一桌子菜，然后自己只喝啤酒。真正的清谈，语速快，思绪汪洋恣肆。两个小时下来，我几乎都开始庆幸我之前没能采访好刘欢本人。那感觉像极了前几天的远足--你可能是不小心、不得已走错了路，但是，却看到了更好的风景。
一个成功歌者的标准之一，就是能够把平庸的作品提升到为人接受的程度。因为他的声音和蕴含其中的情感本身已经足以构成美。
记者：您1991年就开始着手系统采访中国流行乐坛第一代音乐人，那时候刘欢……
金兆钧：他已经名满天下了。首先是因为1988年，同时放《便衣警察》和《雪城》。一、三、五北京台《便衣警察》，二、四、六中央台《雪城》。整整听了一个多月，天天听的都是……
记者：他的声音。
金兆钧：《少年壮志不言愁》和《心中的太阳》、《离不开你》。所以可能他那才叫典型的一举成名。当时没有今天那么多电视频道，一有个电视剧，全国都在看。那时候基本还没有什么唱片上的东西。
但更早是1985年底，北京搞了一次高校英语唱歌比赛，刘欢作为老师去参赛，拿了第一。我后来知道雷蕾就是看了这个比赛，说“我一定要找这个人录音”。绕了半天弯找到他，那才录的《便衣警察》。然后很快他认识了李黎夫，李黎夫正好在写《雪城》，也就是照他来写的。
记者：那他一开始出来就是因为特别不一样的声音？
金兆钧：对，应当是这样。歌手总归最基础的还是声音。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天生的，就是说你的声音是不是有魅力，能够感人。首先是音色，他非常特殊，就像崔健音色一样。因为中国有个性的这种音色很少。而且他的音域整整比一般的男声高了5度，就是说对一般男声来讲唱得费劲的东西，对他来说正好是自然的。这点上他跟崔健是差不多的，这两个人要说唱个降B，很轻松就上去了。当我们听觉上感觉到一个人比我们唱得要高的时候，就会产生审美上一种“他比我们棒”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也是构成声音魅力的一部分，是一种技术高度。另外他的音色是我们平常说“带有金属声”，沙一点，不是特别亮的那种，其实又是我们普通人的声音。
所以，一个流行歌手应该具备的声音要素他都有，就像我们听一些，特别是黑人，他天生出来这个声音就是这样，你觉得他跟我们唱歌是一样的，但是他的能力，无论音域也好，显然具体的色彩又完全跟你不同，个性很强。所以刘欢一出来，那么多人立刻就会喜欢他。
记者：夸刘欢的声音，您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说法是：“他唱烂歌都有人听。”
金兆钧：这一个是声音，另一个也是他对于作品超常的阐释能力，这也是与生俱来的。他是比较能耐能把烂歌唱得很好的人。我亲耳听到的，我去找他录的音嘛，就是一个很一般的歌，他能唱得作曲的人目瞪口呆：“这是我写的吗？”
记者：什么歌啊？
金兆钧：某市的市歌。那歌不能说多难听，但至少是一般。但让他唱完了，那个作曲的居然在这儿瞪着眼：“这是我的歌吗？”他就想不到刘欢能给唱得如此辉煌。
刘欢很幸运，一出道唱的歌现在证明都是经典。他赶上了中国流行音乐第一批作家全力释放的一个年代，一步就跃到了一个高度
记者：那要论嗓音条件，现在的孙楠应该到刘欢那种状态了吧？
金兆钧：孙楠的自然条件跟他差不多，1988年的时候谷建芬就说，“这个将来是刘欢的对手。”但那时候他出国了，一出好几年。其实他耽误了一下。不过这事儿难说，也许孙楠在这儿也一样没好歌，他一定要等到三宝这《不见不散》。所以有时候歌手被动就在这儿，有好歌你就对了，全对了。没好歌，有很好的条件也不行，因为别人听不到你最好的状态。
所以说刘欢他很幸运，他一出道唱的歌，现在证明都是比较经典的作品。就是他一接触到创作歌曲的时候，赶上那个时代，正好是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批作家全力释放的一个时候。他自己的条件和作品正好结合在一起。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端，他一下儿就跃到了一个高度。他不是一步一步地，像有些歌手，可能唱了很多的歌，李娜是非常典型的，唱了那么多的影视剧歌曲，最后才唱到了《青藏高原》，比较完整地显示自己的功力。那她经过了大约10年，刘欢一步就到了这儿。
记者：那也真是一个容易出大歌的时代。刘欢把歌放到网上让大家选，结果发现大家最想听的都是大开大合、用他自己话是“要他命”的那种歌。而现在好像那种小调更多。
金兆钧：这个是时代的变化，你没有办法。歌手的命运，我觉得和这个时代也是很有关系的，就是说时代要求什么样的东西。中国流行音乐刚兴起的时候，正好是国家有一个突变，进入了要搞现代化。那是真正的变化剧烈，观念上的转换。同时，1984、1985年那会儿哲学热、寻根热，思想界非常非常活跃，也促使大家反过来要关心国家命运这些东西。
在这种氛围下，这个作品本身所选择的基调，用现在的话来讲就还叫“宏大叙事”。包括崔健的作品，在当时能获得那么大的影响，其实也因为它不是一个私密叙事。崔健第一阶段的创作只有一首情歌，严格意义上还说不上是什么情歌，《花房姑娘》，它可能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朝向大海的方向”。
而且当时刘欢配唱的这两部电视剧也恰恰都是“文革”题材，都是痛定思痛，对一个历史阶段、对生命、价值的一个反思。这可能是开了一个头儿，很大程度上给一个歌手以后的发展也规定了一个线。我们常说，有时候歌手也悲哀，包括作曲、作词的也悲哀，你一曲成了，就认为你是专门做这个的。
记者：对，刘欢对此也很苦恼，他说：“谁一给我个歌，一来就说：刘欢我这是根据你的风格写的。我就不好意思再问一句：我的风格是什么呀？结果是给我写歌动不动就往高音C上抡，就觉得那样该是我的，我变个戏就不承认。”但的确也好像就是那种更适合他。
金兆钧：是比较适合他。一个歌手，可能有很强的能力演绎非常多不同风格的作品。但就本质来讲，某一种特定歌手的全部条件，可能还是有一个相对范围。你让他去唱《同桌的你》恐怕就不太适宜，他也不大可能唱罗大佑的歌能唱得怎么让人感觉出色。我还是愿意把他称为那种大POP歌手，大型的抒情性歌曲，我觉得刘欢是天生地最适合演绎这种东西，像惠特妮·休斯顿，大起大落、能量场显得很开阔的那种状态，不是很小桥流水的。当然他又不属于绝对力度那一种，也就是说他到不了摇滚那种状态，或者像崔健那种。
一个人只要像刘欢那样，他就会做到今天。平和的基点是一个人的性格，光善良也不行，还要有一定的智慧，还要有一定的包容。最重要，还要有一定的高度。
记者：您对刘欢有一个评价：“刘欢绝不是一个‘愤青’，尽管他对很多事情有清醒的批判和观察。但他在这个世界上寻求美的本能力量恐怕要大大超过他对假恶丑的挑剔，我以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同为教师的父母有关，不论是遗传因素还是后天的教育。”一个很特别的分析成功的角度。
金兆钧：修养很关键。我注意到一点，他父母都是中学教师，并不属于高知。高知的子女有的时候会狂，没来由地狂。但往往出身于普通教师家庭的孩子，整个的人格发展都比较全面，比较健全，基础的素养都比较平衡。
刘欢不属于那种缺陷型的。我不知道你读没读过马思洛的心理学？这个学派提出来一种叫“健康心理学”。别的心理学派大部分有一个特点，就是主张人是由于缺陷产生动力。弗洛伊德最典型是从性压抑上来解释，有的是从社会压抑上来解释。但马思洛心理学就认为，就有这么一种人，他天生就是完美的，他的禀赋、他的成长环境，基本是完美的，这个人他的使命就是寻求美，在他这儿不存在美和丑的对比。它举出一大堆例子，比如莫扎特，他的心里永远是阳光，你都无法想象，他的东西跟他是不是贫困、生活好不好、地位高不高没关系，他的东西就是如此明朗。
记者：是啊，莫扎特其实后来生活挺狼狈的。
金兆钧：对，跟这些都没关系。马思洛就指出来有这么一种人。这种人实际在生活当中，我发现也还有不少，并不是你非要找出来他小时候受什么挫折他现在才努力，或者他有什么特殊的经历他才怎么怎么。像刘欢，你要问他小时候，他讲不出什么故事，因为他顺理成章地成长。他就是这么一种健康发展的人格。
这一点，你可以结合到他的性格。他那么早出道，可歌手里最不狂的就是他了。我认识他也算早了，反正我们接触，这是一种本能，因为太熟了，人可能就会臧否人物啊，说说是非啊，但在他这儿没有。往往有时候说到圈里人这事儿那事儿他也会笑着说。他没有觉得别人有什么值得他去贬低的、批评的、傲视的。这我觉得跟他从小的这种经历、性格的养成有关系。刘欢在这些方面相对都是比较平和。
所以我不认为他是奇迹，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合理的发展。如果一个人这样，他就会做到今天。一个人能唱20多年唱到今天，必定有他的道理。他一定不仅仅是唱歌、表演这些舞台上的，一定是有平时支撑的东西--与人的关系、处理各种事件这种平和。而这种平和的基点应该是一个人的性格，比如说，光善良也不行，还要有一定的智慧，还要有一定的包容。最重要，还要有一定的高度。他能够，不至于陷得太深，挣钱多少啊，谁对我好不好啊，哪个导演怎么样啊，他不会太深地陷进去，他就相对会平和一点儿。
人总有一个能量积聚和释放的过程。我相信他还能写出好东西来。这些年虽然刘欢没写出东西来，但他始终在不断地听新的东西
记者：我就在想，按理说像刘欢这么能干的一个人，唱，没话说，创作，到1991、1992年《北京人在纽约》，他已经出手不逊于当时的作曲家，要搁别人还不得……可他这人好像没什么野心啊。
金兆钧：我觉得这取决于两点，一个是个性，他这人比较散淡。他跟我聊过，就说演出他现在出场价高，他说“我一年基本也就二三十场，多了我能不接就不接了”，“我挣那么多钱也没用，挣了这些年钱，该有的都有了，家里的事儿该安排的都安排了，太多了有什么用？我还要我自个儿的生活呢。”他明白，这玩意儿没头儿。挣钱是没头儿的，名声，他已经大得不能再大了。所以他也就无所谓再争这个争那个了。
刘欢这点比较好，不管他自觉还是不自觉，他不太容易受别人影响。这也很重要。一般来讲当歌手的，特别容易受别人影响。这是职业决定的。
记者：我那天也问刘欢，“您这些年演出好像特别少，您迷不迷恋这种跟观众在一起的感觉？”我老觉得他那种人，好像对外界，属于比较冷血的一种，他不需要外界来肯定自己。
金兆钧：你记着普希金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诗人，你往前走，昂起你高贵的头，不要理会大众的欢呼。他们只会在你成功的时候给你桂冠，而当你失败的时候，他们指手画脚把你说得一无是处。”这社会就是这样。普希金强调的是人要有尊严和独立性。古人讲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嘛。勘破这一关，有的人需要修炼，有的人可能是比较本能的。像刘欢，某种角度上，出名儿那么早，名儿又那么大，运气也比较好，赶上很多好作品。他倒没说啊，我推测，他可能是想：“我还能怎么着!”严格来讲，到他这种地步，再争，那就是找死。我们见了那么多文艺界的人落马，就是因为还争：名，还要争；利，还要争；女人，还要争。还不够啊？！
记者：那天采访他也说：“我的人生道理就是，遇到什么事儿，你觉得值得你就努力一下，不成呢再努力一下，如果还不成，那就算了。很多时候不要那么太使劲儿。”问他：“那您有没有什么使劲儿也没得到的东西？”他说：“比如说有些歌，当时你想得蛮好，我这个东西做出来应该是什么样儿，结果弄出来它不对了。删了重改，有时候就改得乱七八糟的，再做完还是不对，就不碰了，这歌再也不去想了。”
金兆钧：所以，一样的，有欲望，但是不能实现。只不过欲望的方向不同。另外你要说他这两年没有做什么，我倒觉得是一个新的阶段。人总要有突破点，创作人没有常青的，就跟树有大年儿小年儿似的，硬挤挤不出来。你总有一个能量的积聚和释放过程。释放差不多了你还得重新去准备这个能量。这几年我认为他是这么个过程。但《六十年代生人》这张做完了，我感觉他应当恢复了。所以他想开音乐会，我也这么理解，是一个交代，对过去的那个阶段做一个交代。
记者：然后重新开始一个阶段？
金兆钧：我觉得应当是这样。而且我也相信他还能写出好东西来。因为这些年虽然他没写出东西来，他还在听啊。这点是我很欣赏的，他始终在不断地听新的东西。他现在还是老师嘛，在大学教古典音乐欣赏课，我也问他，“你那课一年到头老教，不觉得烦吗？”因为当老师有一个麻烦就是，年年教同样的东西。他说：“不啊，我每年教的都不一样。同样的作品，还是这些东西，但我有我新的体会，我那儿又买了新的版本，我又来听。另外，学生们永远是换的，他们永远年轻，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可以跟他们交流。”
刘欢对美好的艺术的态度是崇拜。一个歌者如果没有这种对美的高度敏感和近乎于崇拜的激情，他当然无法达到真正的成功。
记者：当年我采访您的时候，您有一句话：“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去创造经典，要不然你这代人活着没有价值。”这句话给我影响很大。所以我一直觉得有能力、有才情、有见识的人都应该出来做事儿，大家对这个时代和这个文化应该有点儿使命感。所以那天我一直追着刘欢问：“这些年，音乐好像越来越像您自己的一个玩具了，就像您的烟斗、您的酒和您的那些影碟，好像只是供您把玩。可我也看到过您有一次提到1991年与韦唯一起挑头为水灾发起的义演，您说‘这辈子就干这个是个事儿’。我想知道您对于类似这样的作为，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愿望？在大家眼里那个特闲适、特自我的您是一个完全的您吗？”他说：“差不多。这日子就是这么个过法儿。不是总会有那么多经天纬地的事儿。1991年那时候，那是遇到那样的情况了，那大家会有那么个热情鼓励起来。其他的时候就都是很平静地生活。我不是那种没事儿去找这种事儿做的人。”
他还说：“别把自己想得那么太高了，把那音乐看得更高一点儿。这是我做音乐始终找的一个概念。你永远是要仰视那个东西，尊重它，不能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什么工具。可能我把音乐本身做好，就对了。”
金兆钧：这点我是赞成的。即便是词曲作者，要想去代表时代的话，大半也是失败的。它应当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说一个是他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第二呢，他能有足够的敏感去感受这个时代。
我们说大话老说人文情怀，其实这情怀不是空的，很具体的，就是你对生活有没有感受。就是说，你能够装下天下人吗？是，你解放不了天下人，但你可以去关切。另外你可以通过你的作品、你的行为去表达这种关切。对这世界那你就已经尽到责任了。那我想平民如此，艺术家应当说更是如此。
具体到刘欢来讲，他的个性决定了他就不是领袖似的人物。所以他不会像崔健去发动、去喊“真唱运动”。即使是崔健，我也说你唱歌，你不要搞这运动，因为你能征服人的，就是你的声音，就是音乐，不是你的理念和号召。
记者：您是当面这么跟他说吗？还是写文章？
金兆钧：当面我也说了，文章我也写了。崔健当然不同意了，但该说的还得说。不过反过来说，摇滚不一样，摇滚历史上艺术家们有这传统，就是除了唱还非要说点儿什么。
而刘欢显然是属于古典的审美体系。跟他从小这种教育，和他的生存方式，包括对古典音乐的喜爱都相关。我印象特深，有两次，一次是“到我们家去，我拿到卡拉斯的录像了”，然后他兴奋，卡拉斯一出场，他说：“你看看，这才叫仪态万方。”然后看《巴黎圣母院》也是，“一定到我们家去”，我们一大帮去了，他一边看一边感慨：“这种伟大的音乐谁能写出来。”就是说，他那种对美的追求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到了40岁，他仍是这种激动，真激动。那种敏感，他是不假思索地、本能地保持在那个水准线上。
所以我想，他能变成这样一种，按你说的所谓“奇迹”，就是因为他不断地在这个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这20年，生活如此变化，他用他一系列作品构成了一种美的东西。改革开放的时候，他激励大家“少年壮志不言愁”，“峥嵘岁月何惧风流”；到了大家很浮躁需要心灵抚慰的时候，他有《弯弯的月亮》；面对那些“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的那堆人，他能写出来“千万里我追寻着你”，他又写出《北京人在纽约》。你说他远离社会了吗？等到下岗工人成了问题的时候，他也唱出来为大家所喜爱的《从头再来》。他的公益歌曲还有一首很重要，就是《永不放弃》，这歌到非典的时候用得上了。所以说刘欢幸运也是因为，恰恰他这种条件，使他唱别人的歌也好，自己写的歌也好，都给人留下了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叫“美的瞬间”吧，它们组成了一个链条，可能这串珠子大小不太齐，但它是一个串，它不是一两个扔在那儿完了。
记者：他这样的音乐人有可模仿性吗？
金兆钧：没有。第一天赋没法模仿。
记者：生活道路无法模仿。
金兆钧：无法模仿。修养和学识更无法模仿。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模仿。刘欢这样的有一个也够了。但刘欢能给年轻的后来者一点启示，就是一条，永远保持爱美的心和那种追求的情感。职业和事业是相差万里的。你把它当成职业，生活是一种状态，你把它当成事业，又是另外一种状态。如果你把一个行业当成事业了，那就艺术化了，你就可以终身乐此不疲。
金兆钧
乐评人。1958年生于北京。
1986年10月调入中国音乐家协会《人民音乐》编辑部任编辑至今。2002年起任《人民音乐》编辑部主任，副编审。
乐评：1986年开始，18年撰写研究及评论文章数百万字。先后为《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音乐生活报》以及《演艺圈》、《中国音像》等杂志撰写专栏。
策划：1996年，“中国流行歌坛十年回顾”大型系列活动，发起、策划及组织；
1996年至1998年，大型文艺专题电视片《百年恩来》，艺术策划和音乐设计；
200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特别节目《同一首歌》，总体策划。
评委：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第九届(2000年)、第十届(2002年)。
2003年，“音乐风云榜”评审团主席。
著作：2002年，《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