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娱乐图片
1980年代的中国影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西望长安,有个吴天明。”这句话,可以说是吴天明在那个时期炫目形象的写照。
作为电影导演,吴天明以《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等现实主义力作,高扬着关注现实人生的优秀艺术传统。
作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电影厂厂长,他识才爱才,鼎力提携了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何平、周晓文、顾长卫等一代影坛新秀。
然而,命运对他作了另一番安排。他离开祖国,在美国滞留了五年之久。回国后,现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今,又是10年过去了……
光头、大耳、黑脸庞、橘黄T恤、蓝裤蓝袜、塑料拖鞋。
吴天明,就坐在记者对面。在他下榻的高级酒店的自助餐厅里,要猜出对面这位66岁的老人就是风云一时的大导演、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席,是需要想象力的。
他热情地招呼记者坐下,得意地说,这几天我见客人都在这里,这里的人都认识我了。随后,他又跑到餐厅,拿了很多水果、刀叉和酸奶放在记者面前,像孩子似的,边吃边压低声音说:“随便吃,这里都是免费的。”这瞬间,记者仿佛到了陕西窑洞老乡家。
吴天明开口讲话时,语言就像被他征服的疆土,自然、活泼、多变地铺陈开来:忽而描述童年时父亲教他在雪地套野鸽子的每一个细节,忽而哼上自己8岁时在舞台上表演的秦腔——“恨姐姐不给我多吃米饭,糠菜汤喝得我太得厌烦”,忽而又起身朗诵恩师崔嵬传授的元稹写给白居易的诗,还有他儿时一个个颠沛流离的故事……
“一辈子就叫过一声‘大’”
《外滩》:听说您父亲吴曰聪是陕西三原县的游击队长,您三岁不到就跟随母亲在陕北、关中交界一带度过了六年的流浪生活,讨过饭,露过宿。
吴天明:我们居住的地方是红白交界的地方,一会共产党来,一会国民党来。我父亲是游击队长,我母亲当时32岁,带着7岁的我和3岁的弟弟,到处逃难。我在电影《非常爱情》中写过一段遗憾的故事,就是我自己的经历。
陕西人管父亲叫“大”。我这一辈子就叫过一声“大”,那年我7岁。他常年不在身边,我压根叫不出来。一次,他回来了,就住了一晚上。他手枪上的子弹壳,我很喜欢。父亲说:“行,你叫一声爸,我给一颗。”我不叫,我妈就打我。后来,我实在想要子弹壳,就躲到墙角,双手把头捂住,憋呀憋,吐出来一个“大”。哎呀,这一声把我爸高兴的,马上把我拥到怀里,将全部子弹壳给我了。当时,父亲还不到40岁。后来我爸当县委书记、县长,家的隔壁就是县委大院,我妈就让我去叫爸吃饭。我就呼噜呼噜跑过去,用脚把门“哐”地踹开,里面人一声喊:“谁?”,我就答:“吃饭。”如果是吃中午饭,我爸在睡午觉,我就过去踢床,从来没有叫过他。
《外滩》:父亲那种英雄好汉形象,对于您以后的电影、人生是不是有影响?
吴天明:那当然。我的性格就像父亲,不记仇,不拍马屁。我父亲1936年参加革命,官最高就做到地委书记。后来他到陕南做县委书记,后来又做地委书记,最后死在陕西省农业银行副行长这个位置上。他一辈子就上不去,老得罪人,跟我一样,经常对领导敲桌子、摔板凳,口无遮拦,没有自我保护意识。说真话,人家就不喜欢你。
“你们谁要说姓吴,
我就把你们的头像鸡一样剁下来”
《外滩》:您的头三部影片《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全是描写农民。这似乎并不偶然。
吴天明:农民就是老乡啊,老乡真是好啊。那时,我们无论走到哪,都是住在老乡家。游击队和国民党小股部队打遭遇战,老乡抬着游击队员的时候,一路呵护;但抬到国民党俘虏时,就不一样了。
《外滩》:童年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您怎么记得如此清楚?
吴天明:那是你从小就生活在蜜糖罐子里,甜得记不起了。
一次,我们全家住在杨家河一家地主的窑洞里。有天,国民党来了一个连,把我们包围了。我妈把我爸捎来的文件埋在窑底几个大粪堆底下。后来,我妈被国民党绑在马桩上,棉衣都刺破了,她就是不肯说出文件的地址。
我们又被转移到兆金监狱里审问,逼迫我妈和我招供“姓吴”。此前,我妈就给我们交代过了。我记得有一天,我妈拿了一只鸡,放在很大的案板上,对我和弟弟说,你们过来看。她拿了一把刀,一下,把鸡给剁了。我妈说:“你们记住你们姓张,你大姓张,不姓吴,是打铁的,叫张铁匠。你们谁要说姓吴,我就把你们的头像鸡一样剁下来。”我们真害怕。国民党拿糖和枪逼我,我也没有敢说。战争真是残酷,没有人性可言,就看谁命大。
《外滩》:抗战期间,你们靠什么为生呢?
吴天明:当时家里没有钱,我妈就纺线、织布。我在家门口烧炉子卖茶,当时,我们那里把榆树叶子晾干、阴干,煮出来就是黄黄的“茶”。熬过后的叶子,还可以放在筛子里晾干再用。我的任务是拉风箱,那时我人跟风箱一样高,拉一天风箱,卖茶,烧煤,脸都看不见人影了。六七月份,我上身没有衣服穿,裤子是穿冬天的两层开裆裤,把棉裤的棉花掏出来,就成了夹裤。
除了拉风箱,我还经常做的事情是跑到人家卖西瓜的八仙桌底下,别人坐在上面吃西瓜,我就在下面接人家吃完西瓜吐的西瓜籽。我把这些接来的西瓜籽清洗晾干,自己都舍不得吃,交给妈妈卖钱补贴家里。
“用卖棉鞋的钱,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
《外滩》:听说您从小就开始喜欢民间艺术,唱秦腔什么的。
吴天明:解放后,家乡办了“自乐班”唱戏,“自乐班”是关中农村的一种民间娱乐组织,农民自己组织的,主要是唱秦腔戏。我八九岁就参加了自乐班,开始演戏,演过三个戏,秦腔的《穷人恨》、《血泪仇》、《改造二流子》。三出戏我演了三个娃——瘦娃、狗娃、羊娃。我一个姨演我姐,我表哥演我妈。我演戏特别动感情,在舞台上打滚,真哭。我姨看见我这么动感情,她也哭。
我当时演出一出戏,能得拿几十个铜板,我很高兴,就到处演,后来我就中了“文艺”的毒了。
《外滩》:什么时候对电影感兴趣的?
吴天明:小学我说快板,中学说相声,高中自编舞蹈,我当时是西安中学的文艺部长。后来就迷上电影了,还给班上同学讲述苏联大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什么当众孤独,其实我当时狗屁不懂。
我记得当时西安建起了第一个宽银幕电影院——和平电影院,就在我们学校的胡同口上。有天,我逃学,买了电影票,去看杜甫仁科的《海之歌》。寒冬腊月,电影院没暖气,看了第一场没有看懂。但是觉得很有意思,出来就花了一分钱买了张说明书,还是没看懂。电影票是我花吃早饭的钱买的,两毛多钱。
还想继续看电影,但是没钱了。最初的想法是,躲在厕所里躲避清场,等开演了再回去看。但是,电影院的人显然在提防着这一招,连厕所也清场。于是,我决定把脚上穿的鞋子卖了。那鞋,是我妈妈新做的,才两三天。我把鞋脱下来了,拎着在电影院走来走去,就不好意思卖。后来,跑到对面的商店,卖给一个老头子了。老头认为我有毛病,说他活了一辈子,也没见到卖鞋子看电影的人。用卖棉鞋钱我买了两张电影票。第二场我看懂了,第三遍已经完全懂了。这部电影前前后后,我一共看了14遍,台词、剧本、旁白、导演资料都弄来了。从那开始,我做起了电影梦。
后来我考西安电影演员剧团的演员,就长段长段背诵《海之歌》里面的台词。人家考官觉得很纳闷,这小子怎么了?
“我用我的良知来表现我的理想”
《外滩》: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导演,有人评价今天吴天明的创作走向大团圆,认为您拍摄得太主旋律,你怎么理解?
吴天明:无所谓,我也看到这些说法。我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到宣扬这些东西,我唾弃那些教条的东西。我用我的良知来表现我的理想。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鞭笞那些黑暗的东西,比如《黑脸》,对那些残害老百姓的贪官污吏,我恨之入骨。但是我写这剧本时,是想为老百姓做一点好事,让老百姓感动,我跟着他们一起痛哭流涕。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别人怎么说,这是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故土,这是我坚守的地方。
现实主义也是很宽泛的东西,反映真实的东西就是现实主义吗?《手机》也是现实主义,但是它表现了一地鸡毛,这种东西我不喜欢。因为它没有给我一种精神。但是很多人喜欢。我反正不喜欢,我也不会去拍摄那样的电影。外滩记者 曾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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