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生死合作的书今天走上了上海的书架，作者的名字有两个——傅彪、张秋芳。
傅彪在第一次手术后，开始为他人生近终点的地方刻画留痕，而在最终的病床上，他嘱托妻子：余下的就由你来写吧。
张秋芳在去年傅彪去世后，用了四个月，写出了这一本书，昨天下午，出版社为张
秋芳办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电话新闻发布会，全国各地的媒体都因此得以直面这位坚强而真诚的女人，一场采访变成了一场小型的追思会。
《印记》——张秋芳对记者形容这本书时，这样说：“感觉它像我们的遗腹子，经历了手痛、眼痛、心痛，如今终于完成，我希望其中我不是以一个歇斯底里的悲哀宣泄者形象出现的。”
丧夫之痛 寂寞时和他“聊聊天”
傅彪英年故去。而张秋芳却在这时选择了坚强面对。原来，这一切得于傅彪临走时的话：“不要哭，哭没有用，要好好地生活。”
“写作为我无法宣泄的情感找到了一个最安全的出口。”写一个相爱甚深却又过早离去的人，是否有写不下去的时候？是怎么挺过来的，张秋芳感慨良多，“这本书原是彪子想要写的，但他没能完成。后来他对我说，写书的事就留给你了。和彪子在一起的20年中，我是一个太幸福的女人，甚至是一个被宠坏的女人。而他走了以后，如果我不记录下那些日子，可能随着岁月流逝它们就逐渐被淡忘了。我没写过东西，但我演过戏，知道怎么把过去的事一幕一幕地记下来。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些忘不了的人，忘不了的事。我也不大熟悉电脑打字，就在稿纸上写，每周写十几页。”
写到和傅彪在一起的最后一年时光，张秋芳终于忍不住落泪。“那些细节刻在我脑子里，太清晰了，就像有什么力量牵引着我一直写，一直写。”那时正值北京最寒冷的季节，张秋芳就这么用厚厚一摞摞稿纸写，期间她接连两次感冒、高烧，可始终不肯停下，夜以继日。“我每天写到凌晨四五点，手痛、眼痛，更是心痛。”
现在，张秋芳的家里仍然保持着傅彪走前一样的摆设，对于这样的行为，张秋芳说：“很多人劝我，不要这样触景生情，我觉得这么做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很多时候，我孤单了，想他了，就去他的墓地，和他‘聊聊天’。”
养儿之功 替爸爸照顾妈妈
说起儿子聪聪，张秋芳在悲凄的气氛中找到了一丝欣慰：“孩子比他15岁的实际年龄要懂事得多，每次提起逝去的爸爸，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触动妈妈的痛处。”
前几天正是聪聪的十五岁生日，去年这个时候，聪聪请了几个朋友到家里，傅彪亲自定菜单，亲自下厨宴请他们，而今年的生日，聪聪有点沉闷，只是在生日的第二天，试探着和张秋芳说：“妈妈，我昨天特别想爸爸。”
张秋芳告诉记者，聪聪是她最大的骄傲：“在病床旁，聪聪答应爸爸，会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好好替爸爸照顾妈妈。今年6月就是聪聪中考的关卡了，在经历了这么大的人生变故后，他还是能够把功课搞好，每次得了奖状，总会放在爸爸的灵案前，作为给爸爸的礼物。”
瞒父之重 至今等待傅彪电话
张秋芳这次出书，依然以一种很低调的方式进行，而她最大的忌讳就是——基本不接受电视媒体采访。原来，这一切和傅彪那仍然不知情的老父亲有关。
傅彪的父亲20年前就得了“大面积心梗”，每年都要发作几回，后来，因为患急性脑血栓长期卧病在床：“我公公至今不知道傅彪生病的事，也不知道傅彪走了。
傅彪是独子，家里人怕他受不了。当时傅彪去世的时候，也是把公公特地安排到隔离病房，封锁消息。他现在能看电视，但已经读不了报纸，所以我们只能接受平面媒体的采访，对于电视媒体，还是采取回避的态度，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我们对老人的一片苦心。”
张秋芳还说：“我的婆婆是个坚强的女人，每天都要编造善意的谎言，骗过公公。换作是我，一定挺不下来。去年10月老人过生日，一直在等彪子的电话，没有等到，很失望。我们告诉他彪子在外地拍戏，太忙了，夜里给家里打过电话，他已经睡了。今年春节，老人又想儿子。我跟他说彪子在拍戏，拍完戏马上要去好莱坞深造，过年也回不了家了。”谢正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