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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抵抗体制当然遭人讨厌”
不是每件事情都有理由
记者：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职业？
黄健翔：解说是一种娱乐，是一种表演。职业体育，跟江湖卖艺是一样的，也是一种表演。我可以比别人跳得高，我跳到的最高的高度，别人达不到。我天生是干这个的。
记者：你比较喜欢抛头露面，秀自己。
黄健翔：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只是每个人不一定具有同样的机会。现在这些真人秀节目为什么这么疯狂？
记者：你或许更加突出？
黄健翔：不是每个人都承担得起。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得到一些就会失去(一些)，名人会失去自由，失去隐私。像有人觉得世界杯我出了很大风头，那时候许多中国人扮演了一个道德法庭的角色。他们不知道我承受了任何人都承受不了的压力。事实上，调查表明，中国人最喜欢的除了中国队之外，还有意大利队。
记者：那你为什么还要在解说里这样说呢？
黄健翔：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知道就不会这样做了。那你说齐达内世界冠军都不要了，去顶人是为什么？不是每件事情都有理由的。我有时候对一些事情很敏感，很细腻，反而出了这样大事，我会特麻木，特平静。
记者：以前你有类似的状况发生吗？
黄健翔：没有。再有一次就该成仙了。
记者：发生了世界杯的解说事件，你居然还保住了你的位置？
黄健翔：是啊，我要感谢领导。
记者：你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
黄健翔：自由。
我本来就是一个奇迹
记者：有人曾经拿你类比过NBA的解说员巴克利，认为巴克利不掩饰好恶，以敢说话赢得观众。
黄健翔：我不知道巴克利。
记者：你解说一直都怀着激情？
黄健翔：我也有例行公务的时候呀。
记者：你这样的性格，在中央台这样的体制内，怎么可以活下去了？
黄健翔：如果刘××像我一样，早就被开除600次了。我本来就是一个奇迹。一个帽子只有一个脑袋能戴进去。一个人红了，会有很多人眼红。一个人一旦成为公众人物，就不要指望得到公众的宽容。这是麦克·斯马克的传记上写的。知道麦克·斯马克吗？是打网球还是打桌球的？
记者：我……是不是搞传播的？(联想到了麦克卢汉)
黄健翔：你是给我开玩笑吧？不错，有点幽默。别人在做事，他在做别人。有很多这样的人。我这个行业，业务上的争夺是很极端的方式。就是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以此为乐。他们只看到了风光，看不到人为这个行业付出的痛苦和代价。
记者：你觉得谁可以接替你的位置呢？
黄健翔：没有人要学你，每个人都要做新的自己——你没看电视广告呀？
记者：韩乔生说过，现在的环境对你挺宽容的。
黄健翔：韩乔生是宅心仁厚。我们已经有2个月没见面了。他是我们的前辈，他有扶持过我们的，他厚道，没有倚老卖老。不像有些人，在业务上不钻研，在人际关系上搬弄是非。我从来不害人。
记者：你说过，你就是行业标准。非常肯定？有无过度自信？
黄健翔：过度不过度要让别人说了。别人爱高兴不高兴的。
记者：你不是挑衅别人的承受力吗？
黄健翔：别人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挑衅我。
记者：你在体制内就是一个奇迹怎么说？
黄健翔：奇迹就是奇迹，没道理可言。
我有艺术家气质
记者：一个在工作上这样意气用事的人，在感情上是不是也比较脆弱？你一直拒绝媒体采访。
黄健翔：大多数艺术家都是很敏感，感情冷漠的只能做政治家。我可以做一个机器，但最终我做不了。我是有艺术家气质。解说员是不可排练不可预知，你能依靠的，就是你的知识和文学修养。
记者：你最钦佩的解说员是谁？
黄健翔：我自己。
记者：有人说过你自恋的。
黄健翔：自信的人都挺自恋。我肯定是有点自恋的。
记者：你会害羞吗？
黄健翔：当然会。
记者：你对什么比较敏感？
黄健翔：我对人际关系就很不敏感，我不会看别人脸色。
记者：你好像看过很多的文学作品和听过很多的音乐？
黄健翔：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都这样吧。
记者：你是知识分子吗？
黄健翔：我本科毕业，勉强算吧(笑)。我们家世代是读书人。你还问我是不是知识分子！余华(blog)的《兄弟》，上部是只有他写出来的，但是下部别人也能写出来。我喜欢《活着》。
记者：那你还挺知识分子的。
黄健翔：我最崇拜搞音乐的人了。音乐是我能够找到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体育解说。如果人身上有按钮，如果不用说话，而是放出一段摇滚乐，或者打击乐，再狂暴的音乐，别人也不会给你找出问题来。
记者：你的名声和收入是否成正比？
黄健翔：完全不成正比，我连一个三流歌手、一个三流的文艺主持人都比不上。我们大量的主持人在外面做节目，做歌舞晚会，我们体育节目的主持人，就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他们都不会想到你。别的频道早就可以按劳取酬了。我们频道干多干少，从工资单上的体现是一样的。多干活也没有多拿钱，我的工资单上是3500元。
记者：我还以为你的收入挺高的。
黄健翔：我有过抗议。一个人抵抗一个体制，当然遭人讨厌。
过度防卫与过度阐释
一开始，我们可能高估了一个人的坦诚程度，以及一个话题性事件进行深度解读的可能。
尽管黄健翔在足球解说这一专业领域有着出色的成就，但这终究是个人的职业轨迹，他多被提及的，广为人知的，还是他“惹”出的几起风波和争议。谈到这些话题时，与黄健翔的采访往往形成某种对峙，不留下太多对话空间。“因为你们媒体没有(更多)自由去指责监督官员，所以只能敌视富人和名人，拿富人和名人做靶子，给穷老百姓解闷，开心”话都给堵上了——他表现出一种“过度防卫”。
谈话中，他不停地收发短信，传递给记者的信息是：他厌倦这些提问，没有与你进行真诚沟通的可能。可是之后，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黄健翔对本报记者说：全国上万名记者都在羡慕你，你却在问蠢问题。记者的回答：国外一家著名报纸的总编说过，没有愚蠢的提问，只有愚蠢的回答。
而他听不到了。他已经不需要听，因为一切都已经决定好了。第二天一早，他就会办理好所有的离职手续。
黄健翔辞职事件，最终造成了令人瞠目的公众狂欢。黄健翔的形象被定义为“激情”的、为着“自由”而产生的无意识的、微妙的反抗。而央视，作为一个有着国家政治色彩和实际上具有至高影响力的媒体单位，迅速成为了被舆论攻击的靶子，黄健翔成了“反抗体制，追求自由”的符号。
在不断寻访真相的过程中，我们一再发现实际情况和预设的“黄健翔与体制的对抗”并不完全对应，类似“捍卫自由”、“追求个性”等一厢情愿的公众话语，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具体的事件，变成了一种“过度阐释”。黄健翔本身也许无法担当起这样鲜明的符号意义，恰恰相反，他是审时度势，深谋远虑的。他或许有着利益上的考量。
就这样，黄健翔摆脱了央视，摆脱体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娱乐的洪流之中，只不过是再次证明了发达的中国娱乐新闻，已经成为了当前一枝怒放的“奇葩”。 (本报特约撰稿 吴月花/本报记者 师欣) (实习生林霞虹对本文也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