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瓜：做节目你必须开放些
采访时间：2000年12月21日
采访地点：海南兴隆
采访形式：现场采访
我是一个乡下孩子，家里的经济能力不是很好。十四五岁就在外面打工，自己挣学费，自己养活自己。我是高中毕业，十七八岁就离开学校。高中毕业不想念大学，也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在军队当了三年兵，是康乐队，跳军中的舞蹈。21岁离开军队，踏入娱乐圈。四处作秀，像大陆说的“走穴”。学习搞笑，还不是主持人。后来被电视台发现，兼做电视。做了四五年，放弃作秀，全身心投入电视，一直做到现在。
起步时做过几档不好的节目，不好就停掉了。之后我又开始走穴，再后来做了《连环炮》，那个节目很稳定，才慢慢奠定了自己在电视上的基础，
《非常男女》是转型非常成功的类型。《钻石舞台》有许多经典的单元。做得最久的，我非常喜欢的，是《百战百胜》。《百战百胜》是观众全家老少都看的节目，非常健康。在中午十二点的阳光下竞赛，大家都很努力，最辛苦的是那个节目，最有成就感也是那个节目。
现在每周做四档节目。《非常男女》是礼拜四的节目。礼拜一是《世界非常奇妙》，90分钟。是世界各地风景民俗的资讯报告，拍了很多奇人奇事，也有演播室的竞猜。礼拜五是我的一个新节目，《综艺向前冲》，明天播第2集。里头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单元。为了安慰一个妈妈，我要陪任贤齐、莫文蔚去做菜什么的。还展现各行各业的辛苦。礼拜六，是纯综艺的纯搞笑的《无敌星期六》。早期我们跟《欢乐总动员》合作的模仿秀，就是其中的一个单元。还把秀场的东西引进去，笑闹剧呵。还有一个单元叫《尖声惊叫》，讲一些灵异的事情，半真半假，开玩笑。《无敌星期六》有八九个月了，四月份开播的。
礼拜五这个时段一直是我在做，只是换了不少节目，从这个电视台换到那个电视台。澳门正在重播的《天才总动员》，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我跟吴宗宪合作的。去年停掉的。收视率一直是第一位，但卡位不特别高。换了新节目后，收视率拉得很高。
你要做多种节目，一定要分类，不然大家看你都是一样的。以前我一个星期做七档不同的节目。
我看内地的主持人，他们做的都是一类节目。形(象)都没有变化。我们的形呵服装呵都要变化，根据节目的类型变化。十几年大家都不厌倦，这里面是有学问的。一定要有变化，有不同的归类，有不同的观众。你不能每天都是鲍鱼、鱼翅，要有清淡的。《金曲龙虎榜》做了八年，《百战百胜》、《钻石舞台》都做了九年。这么长时间，你如果不变化，观众看着累，会厌倦。你必须有新鲜的，他才会看下去。
主持人对节目的掌控力，应该说是百分之六十。有些东西必须是要我们发号施令去做。开会讨论一些基本架构，我们的决定权很高，但成败的负担也大呵，不知道节目推出去收视率会怎么样。主持人的领导地位在台湾是很高的。就像你们对主持人的评价很高一样，也会慢慢步入一样的路程。主持人带领整个节目的方向很重要。但主持人和好的制作单位的配合，必须一半对一半，否则会太偏于个人色彩，个人色彩会令节目突显，但不见得寿命一定长。
做节目，你必须开放一些。因为大家想聊一些开心的事情。做的是关于男男女女，包括感情生活、性生活、娱乐生活，包括家庭教育，少不了一些肢体性语言。我结婚都十几年了，我也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大家，作为调侃的对象。男男女女都可以接受。这个尺度是不是X级，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不一定。电视上可以无所不谈，共同交流，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另外有编审把关。我做《非常男女》已经不是什么新人了，作电视十多年了，大家对我的熟悉度已经很高，习惯了我的风格。
我退伍之后才开始搞笑。自己本性也喜欢搞笑，喜欢这个行业。喜欢听相声，台湾的、大陆的。我有大陆的带子。从相声里学习搞段子、抖包袱。慢慢去学习，找到机会就上台去“秀”(表演)。台湾的片场有几十家，每次都要面对不同的观众。有本地的、有观光客，有喝酒的，有闹事的，也有水准很高的观众。所以我面对观众不会害怕。
要感谢我去走穴作秀的时候。因为作秀是跟观众面对面。观众要花钱进来的，他高不高兴很直接的。我唱日本歌，他们问我是不是汉奸，我说不是呵，多唱日本歌，是为了多赚日本人钱，让他坐飞机来，骑摩托车回去。台下哄堂大笑。这种机智是慢慢学来的。刚出道时访问来宾，访问成龙、元彪、周润发这些大牌，就从那儿开始训练自己、把自己的胆量训练大了，然后开始主持一些大型晚会，然后慢慢培养自己跟观众的互动。内地的节目与观众的互动很少。互动很重要。
补充自己？我喜欢跟人沟通、交谈。我看书会打瞌睡。一到化妆时，他们会念稿子给我听，我自己会过滤一下。录完节目后，我会把补充的东西忘掉。我一直在吸收抛掉吸收抛掉，不可能装那么多东西。这是比较成功的地方，也是比较不容易吸收的一个模式。
如今做四档节目，对我已经大大轻松了。以前做七档节目，又要走穴，又要拍电影、拍连续剧、拍广告，还要出唱片。现在做四档，轻松之极。鞋子已经撑那么大了，你怎么会有紧缩的感觉呢？
内地的观众比较容易搞笑。台湾的观众就比较难，他们见得多了。台湾的竞争也激烈一些。每个人都想抢到一线去做节目，因为收入质量会比较高。我们是算钟头的。你没有名气怎么会有钟头。
崔永元：干嘛不干好呢？
采访时间：2000年12月29日
采访地点：广州—南昌采访形式：电话采访
我的“说话”生涯，分两个时段：1987年开始出声音，1996年开始出图像，先出声，后露脸，中间间隔挺长。
198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午间半小时》中有了“记者崔永元报道”的声音。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采编专业毕业后，电台记者成了我的本业。
1993年我开始介入《东方时空》。因为操持《东方时空》的是一群广院的同学，就跟着一起聊天，参与策划，起先的工作比较简单，后来介入越来越多。比方策划过1995年《东方时空》的特别节目《真实再现》。1996年开始做《实话实说》。《实话实说》是《东方时空》的周日版特别节目。
以前都是帮着写台本，这回离开了台本不知道如何完成。时间说，你就即兴，就你平时那样。平常在朋友中我是挺能聊的，一不留神就成了说话的中心、组织者，把话题分给大家说。《实话》开始选了十几个主持人，许多很抖擞的人物都请来试过镜，做出样片，我觉着挺好，后来还是没用。
《实话》的话题，最初像是大专辩论会，有正方、反方，当然不是抽签分的，都是观众、嘉宾本人的真实观点。
刚开始出图像，特别不适应。也说不清为什么，反正是不自在、别扭，像是“演出”。比方一开场，我要提高音调，高八度，说“大家好”，然后掌声就起来了。我觉着要“说话”，用自己的声音，不喊了。很平常地说，结果一试，场上没有声音，血就往头上涌上来了。录完了，与大伙儿一商量，有什么问题？都说感觉挺舒服。娓娓道来，聊天嘛。但是不像电视节目，不火爆不热闹。就再试。渐渐地，嘉宾、观众有了质的变化，真的笑，真的哭，真的放松。有一期谈中学生早恋。录完了看带子，发现那孩子的母亲在沙发上歪着坐，就知道，她是真正放松了。放松成了节目的美学追求。就开始技术上的磨合、调试，把任何妨碍现场感的纯技术做法，都拿掉。原先是暗场，开机时数五四三二一，亮灯，我从高处走来，掌声响起，都不要。没说什么话，鼓什么掌。改成我一开始就坐在现场。
场上的乐队也是学国外。国外的脱口秀还有使用大型乐队的，我们肯定用不起。就一架钢琴吧。钢琴也不行，就电子琴吧。从中央音乐学院请的键盘手，又添了贝司、吉它、架子鼓，让他们随意发挥。刚开始觉着添乱。该说话时，他们响起来了。后来悟出来了。他们是四个人，想停下来不容易。我一个人容易。我让他们。他们渐渐地用手里的乐器参加讨论。有时候也犯一些低级错误。听得太入神，忘了自己在干什么。有一次是关于“文革”话题，他们就陷进去了，也跟着愤怒，慢了好几拍。
应该特别感谢我们的策划班子。《实话》的策划人，最初都是电视圈外的社会学学者。他们对传统的电视操作不感兴趣，所强调的就是节目要说什么怎么说，说得是否明白。在场上就是把该问的问题都问了，跟大家聊天。
主要累就累在“前期”。我们的话题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观众推荐的，首先需要调查，核查事实。大家碰头时，议议其中藏着哪些内容，哪些话题，有多少种声音。如果只有一种声音，那题目就不做。我们有两条原则，“丰富性”和“可评论性”。只符合一条，那是“一般”，两条都齐了，就是“上品”。
第二道“手续”是采访相关的专家和老百姓。这个过程，短的需要两周，长的半年、一年。比方有一期“青春期性教育”就用了一年。还有一次，主题先行，想做关于农村变化的节目，要找那种长年在农村又不在农村生活的人物。先想到“新货郎”，后来找到“照像的”，也是在农村走村串巷的。做了一期《五代花鼓女》，用乡村照像师的镜头和眼睛，议论了凤阳小岗村(全国第一个承包土地的村子)的变迁。还有一期《乡里的故事》，是反映乡村调解员的。乡村调解员要懂法，做好事要符合法律，又要符合乡规民约，非常难，必须很有一些民间智慧。我们在河北、河南开了无数次座谈会，筛选好谈话者。又请了梁治平(法学家)、陈源斌(《秋菊打官司》的原作者)。也用了一年。别人都以为做谈话节目简单、容易，看你怎么做。
国内的电视谈话节目，我觉得只有两类：一类是“真实的谈话”，一类是“谈话表演”或者说“假装真实的谈话”，有预先的规定，甚至给嘉宾提供稿子。国外也有表演秀，但那是娱乐性的。
我不认为自己是演艺人士，我以为自己一直是新闻从业人员，一直在做现场采访。只不过，以前是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一对一、一对二地采访，现在是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一对五十、一对一百地采访。
我觉得好的记者只准备一个问题，其它的问题都是在现场派生出来的。我会比较用心地了解每期话题的背景知识。我没有受过任何表演的播音的训练，我只是把自己真实的状态摆出来。
到现在我每次上场也还是紧张，心怦怦乱跳。但是一看到现场观众对我笑，心里就踏实了，真有了那种“从来不知紧张”的状态。同事也经常激励激励我，说我是“最好的”，挺见效，增强了自信心。但是你发现没有，开场的前几句话，我还是容易出错。
参加过两次春节晚会，好像还有两次颁奖晚会，我自己是特别不愿意参加。过节，给大家逗个乐，凑凑趣，是应该的。我是受不了反复排练。不真实。
我自己特别喜欢科学类的话题。这类话题却不是我特别擅长的。上学的时候理科成绩特别差，文科成绩特别好。观众反应，还是家庭情感类话题，我做得比较好。这跟我的生活背景有关系。我是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大院里天南海北，各色人都有。我父亲是做政工的，母亲是家属委员会的主任，都是跟人谈话的工作，算是家学吧。
我个人不喜欢港台的谈话节目，觉得它们的品位不是特别稳定，分寸感不是太讲究。但我喜欢胡瓜的机智，他反应真是非常快。窦文涛也是。他是极熟的朋友，其实他屏幕上和屏幕下反差挺大。这一点我也一样。印象内地和港台的主持人特别敬业，内地许多主持人浮躁，急功近利。
国外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只做一类节目，话题集中，自然容易成为专家。《实话》要做各式各样的话题。每次都要临阵磨枪，拼命看书和看资料。我在场上有两个任务：一个要听清对方说的是什么，一个要发现哪些是观众理解不了，要追问，要把它翻译出来。长期下来，感觉自己知识积累太单薄。这样的万金油不行。找新主持人的工作，早就在做，只是我们比较低调。当然要找到合适的用心的主持人。他可以有新的风格。
我的梦想是做一档更轻松的谈话节目，好玩的，夜间看的。观众睡不着觉，看着开心。是个纯娱乐的节目，已经在做样片。
总结陈辞？我以前做过一期交警的节目。那位交警的老父亲说过几句话，特别让我感动，他说，人这辈子总要干事，干好也是干，干坏也是干，咱干嘛不干好呢？想想也是：干嘛不干好呢？(南方周末 记者夏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