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星闪烁的影视圈里，没有谁会在意他们的存在。他们通常只出现在影视剧的“大场面”中：“千军万马”、“横尸遍野”、“示威游行”……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群众演员”。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京城有近百个招收“群众演员”的影视公司，“群众演员”达上万人。大一点的影视公司旗下有数百名“群众演员”，小一点的影视公司也有近百名“群众演员”可以调动。仅北影厂的仿清街就驻扎有十几家这样的影视公司，记者在北影厂采访的四天里，每天都能看到门前三五成群等待接戏的“群众演员”，在嬉笑着聊天、在焦急地观望，直到天擦黑时才无可奈何地散去。

　　“群众演员”中还有“大小”之分。“小群演”在圈里也叫“活道具”，每天收入在20元左右；“大群演”是指在主要演员身边出现的人，偶尔有几句台词就足以令他们欣喜若狂了，每天收入也略高一些，30元至150元不等。

　　我们的故事就从老群演董永胜开始。

　　董永胜是东北人，曾是来往于锦州与北京的“邮商”。他是在电视里才知道，敢情北京还有“群演”这一行。那时，邮市已是“飞流直下三千尺”了，闲着没事，董永胜就同妻子高茁静溜达到北影厂前想“看看热闹”，连当“群演”给不给钱都不知道。过了好一会儿，剧组的人来挑“群演”，看了他们两口子半天，“你们也是来拍戏的吗?”董永胜忙不迭地说：“是是，你看我们行吗?”“要拍就快进来吧。”

　　第一次拍戏就从上午10点一直拍到凌晨两点，董永胜两口子觉得挺好玩，也没觉着累。“第一场戏，我在戏里和几个人扮演咖啡厅的客人，调戏女老板，‘张丰毅’见我们‘泡’他老婆，挺不高兴的。第二场戏是我俩和一大群人在舞池里跳舞。”那天，董永胜和高茁静两人挣了40元钱，从片场回来，心里特别高兴，走了一个钟头才到家。“平时，我俩出远门都打车，可那天晚上想把那40元钱保存起来，做个纪念。”

　　“我发现这行太晚了，但我说啥高低也得扑腾个十年八载的。其实，在北京比这挣钱多的活儿有的是，但‘群演’对我特有吸引力，再苦再累都喜欢。”董永胜真诚地说。

　　1998年初冬，董永胜接了一场雨戏。“本来天不算太冷，可在水龙头底下浇了几遍，人就受不了了。主要演员穿着潜水衣都冷得不行，我们‘群演’就穿道具服装，拍了一个多小时。”回家的路上，董永胜用自行车驮着媳妇，媳妇委屈地说，咱不干这行了。董永胜迎着寒风一边骑车一边回答，挺挺就好了。“我那句话是两层意思：一是说挺挺，一会儿到家就暖和了；二是说挺挺，慢慢会好起来的。”董永胜解释道。

　　董永胜做“群演”这三年来，挣钱最多的一天是与儿子一块儿拍的啤酒广告，两人一共挣了500元。“就是镜头近一点，在里面说几句话。本来，拍广告也比剧组多给一些。但这种机会太少了。”

　　“群演”在影视圈里是最底层的，受气自然是免不了的。有一次拍雨戏，剧组让董永胜“招呼”了40多个“群演”。那是个现代戏，事先没说好，“群演”们也没个准备，有人穿西服，有人穿皮鞋来的，结果，几个小时戏拍完了，每人才给30元钱。“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嘛。我和大伙拦着汽车不让剧组走，几经交涉，每人才又加了30元。但心里还是不舒服。”董永胜气愤地说。

　　高茁静插话说：“个别剧组的副导演态度特别不好，甚至还骂人。其实，无论是主演、配角，还是‘群演’，只能在工作中分等级，但人格是平等的。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绿叶，戏也没法拍。”高茁静在某部电视剧中有一段和角色演员合演的戏，在接镜头时，由于是从山坡上往下跑得太急，险些摔倒，撞到了角色演员，一位副导演竟怒气冲冲地说高茁静“故意撞人”，还出言不逊。高茁静气得直哭，就顶了副导演几句，后来，副导演找机会报复了高茁静。本来那部戏是两个月的档期，结果，仅过一个月“高茁静”就无缘无故地“死”了。

　　三年来，董永胜拍了60余部戏，高茁静和儿子也拍了不下50部。

　　“干这行最上瘾的就是接演有台词的戏了。”董永胜曾在电影《卧虎藏龙》中扮演过乞丐。“那是冬天，我得敞胸露怀，挽起裤角，穿布鞋还得露后脚跟，冻得我上下牙直打架。后来我在电影里看到了自己，激动得要命。尽管乞丐的脸抹得黑乎乎的，别人根本认不出我来，可我知道那是我演的。”董永胜直劲儿问我看没看过《卧虎藏龙》，看没看到那个乞丐，“镜头有三四秒钟呢。”(蓝石/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