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永胜与赵薇
在群星闪烁的影视圈里,没有谁会在意他们的存在。他们通常只出现在影视剧的“大场面”中:“千军万马”、“横尸遍野”、“示威游行”……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群众演员”。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京城有近百个招收“群众演员”的影视公司,“群众演员”达上万人。大一点的影视公司旗下有数百名“群众演员”,小一点的影视公司也有近百名“群众演员”可以调动。仅北影厂的仿清街就驻扎有十几家这样的影视公司,记者在北影厂采访的四天里,每天都能看到门前三五成群等待接戏的“群众演员”,在嬉笑着聊天、在焦急地观望,直到天擦黑时才无可奈何地散去。
“群众演员”中还有“大小”之分。“小群演”在圈里也叫“活道具”,每天收入在20元左右;“大群演”是指在主要演员身边出现的人,偶尔有几句台词就足以令他们欣喜若狂了,每天收入也略高一些,30元至150元不等。
我们的故事就从老群演董永胜开始。
董永胜是东北人,曾是来往于锦州与北京的“邮商”。他是在电视里才知道,敢情北京还有“群演”这一行。那时,邮市已是“飞流直下三千尺”了,闲着没事,董永胜就同妻子高茁静溜达到北影厂前想“看看热闹”,连当“群演”给不给钱都不知道。过了好一会儿,剧组的人来挑“群演”,看了他们两口子半天,“你们也是来拍戏的吗?”董永胜忙不迭地说:“是是,你看我们行吗?”“要拍就快进来吧。”
第一次拍戏就从上午10点一直拍到凌晨两点,董永胜两口子觉得挺好玩,也没觉着累。“第一场戏,我在戏里和几个人扮演咖啡厅的客人,调戏女老板,‘张丰毅’见我们‘泡’他老婆,挺不高兴的。第二场戏是我俩和一大群人在舞池里跳舞。”那天,董永胜和高茁静两人挣了40元钱,从片场回来,心里特别高兴,走了一个钟头才到家。“平时,我俩出远门都打车,可那天晚上想把那40元钱保存起来,做个纪念。”
“我发现这行太晚了,但我说啥高低也得扑腾个十年八载的。其实,在北京比这挣钱多的活儿有的是,但‘群演’对我特有吸引力,再苦再累都喜欢。”董永胜真诚地说。
1998年初冬,董永胜接了一场雨戏。“本来天不算太冷,可在水龙头底下浇了几遍,人就受不了了。主要演员穿着潜水衣都冷得不行,我们‘群演’就穿道具服装,拍了一个多小时。”回家的路上,董永胜用自行车驮着媳妇,媳妇委屈地说,咱不干这行了。董永胜迎着寒风一边骑车一边回答,挺挺就好了。“我那句话是两层意思:一是说挺挺,一会儿到家就暖和了;二是说挺挺,慢慢会好起来的。”董永胜解释道。
董永胜做“群演”这三年来,挣钱最多的一天是与儿子一块儿拍的啤酒广告,两人一共挣了500元。“就是镜头近一点,在里面说几句话。本来,拍广告也比剧组多给一些。但这种机会太少了。”
“群演”在影视圈里是最底层的,受气自然是免不了的。有一次拍雨戏,剧组让董永胜“招呼”了40多个“群演”。那是个现代戏,事先没说好,“群演”们也没个准备,有人穿西服,有人穿皮鞋来的,结果,几个小时戏拍完了,每人才给30元钱。“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嘛。我和大伙拦着汽车不让剧组走,几经交涉,每人才又加了30元。但心里还是不舒服。”董永胜气愤地说。
高茁静插话说:“个别剧组的副导演态度特别不好,甚至还骂人。其实,无论是主演、配角,还是‘群演’,只能在工作中分等级,但人格是平等的。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绿叶,戏也没法拍。”高茁静在某部电视剧中有一段和角色演员合演的戏,在接镜头时,由于是从山坡上往下跑得太急,险些摔倒,撞到了角色演员,一位副导演竟怒气冲冲地说高茁静“故意撞人”,还出言不逊。高茁静气得直哭,就顶了副导演几句,后来,副导演找机会报复了高茁静。本来那部戏是两个月的档期,结果,仅过一个月“高茁静”就无缘无故地“死”了。
三年来,董永胜拍了60余部戏,高茁静和儿子也拍了不下50部。
“干这行最上瘾的就是接演有台词的戏了。”董永胜曾在电影《卧虎藏龙》中扮演过乞丐。“那是冬天,我得敞胸露怀,挽起裤角,穿布鞋还得露后脚跟,冻得我上下牙直打架。后来我在电影里看到了自己,激动得要命。尽管乞丐的脸抹得黑乎乎的,别人根本认不出我来,可我知道那是我演的。”董永胜直劲儿问我看没看过《卧虎藏龙》,看没看到那个乞丐,“镜头有三四秒钟呢。”(蓝石/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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