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27日，一份头版印着理查德·克莱德曼特写头像的《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成了当天京城报纸中的宠儿。报商看着热卖的报纸脸上流露出的喜悦，同没有能够买到这份报纸的人的沮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天《青年周末》上的那篇《生命的顿悟：蓝色克莱德曼》成了该报最成功的报道之一。不过，当年在操作这次报道的时候，大家也有一段提心吊胆的经历。
提心吊胆的采访
现《北京青年》周刊总编钮明正是当时采访克莱德曼的记者，他回忆那段经历时说，3月27日下午，我们赶到机场接机，飞机晚点了25分钟，我当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克莱德曼没有搭乘这般飞机来。那次，克莱德曼一行14人共分三批到北京，他也可能临时改变计划随第二天的航班抵京。
“如果真是那样就惨了，因为《青年周末》的周期是7天，如果错过了今天就要等到下周。而且，此前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印厂的开机时间推迟了5个小时、美编做了两个周末海报，甚至连事先采访的稿子都已经准备妥当。”
不过钮明的心最终还是放下了，随着机场通道上的一阵骚乱，克莱德曼终于出现了，这副“单吊将”的牌终于“和”了。
Kiss me和拍虚的照片
同钮明相比，当年的摄影记者卢北峰对那次采访的记忆应该更为深刻：当时，包括北青报在内的四五家媒体记者被机场安全部门允许进入卫星厅拍照摄像。克莱德曼乘坐的CA102航班晚点近半小时。他一出现就被很多人围住索要签名，当时能够得到一个克莱德曼的签名简直是千金不换。他给女孩子的签名有点特殊，除了龙飞凤舞的名字外，还要加上一个‘Kiss me’，倒是很有法国人的浪漫情调。
照片拍完了，回到暗房，把照完的胶卷冲洗出来一看，全虚了，有的还曝光过度。我的光头上冒出了汗。终于从所有虚的底片中找到了一张还能凑合用的，把它放成6寸大小的照片(我不敢再放大了)交给了钮明。没想到，同样的情形又发生在了音乐会上，我把在音乐会上拍的两条冲洗出来的胶片放在灯箱上用放大镜细看，又虚了。4月2日，我在《人民摄影报》上看到了国内著名的摄影记者们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克莱德曼不同表情不同手势不同姿态的图片。当时知名的摄影家王文澜、贺延光、王文扬、刘占坤、秦晓光，甚至还有说相声的牛群都赶去拍克莱德曼。谁要是错过了，那真是无比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