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起与希望工程有关的纠纷使中国青基会备受瞩目。虽然，拖了六年的壹周刊案终于有了结果，沸沸扬扬的“巩俐阿姨广告”纠纷也已得到化解，但社会各方对这两件事的评论意犹未尽，有赞扬的，有批评的，由此引发的话题着实不少。近日，一直保持低调的中国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就这两起诉讼接受了记者独家采访。

　　-“巩俐阿姨广告”事件与《壹周刊》案件不同

　　问：中国青基会是怎样看待这起“巩俐阿姨广告”事件的？

　　答：我们认为这是一起借“希望工程”之名进行商业宣传的侵权事件。这有两层含义：从道义上讲，希望工程是一项有崇高声誉的社会公益事业，借此进行商品推销，损害了希望工程的纯洁性，也伤害了公众的感情；从法律上讲，“希望工程”作为公益品牌已由中国青基会注册为服务商标，哈药六厂未经中国青基会同意，擅自使用“希望工程”的名义拍摄播出商品广告，这是一种侵权行为。

　　问：记得香港《壹周刊》文章发表后，中国青基会当天即发表声明，而“巩俐阿姨广告”出现后，青基会为何迟迟没有作出反应？

　　答：这则广告播出后，我们没有立即作出公开反应，是因为要进行调查：一是调查在哪些媒体上播放这个广告；二是向31个省级希望工程实施机构发出调查函，了解哪些希望小学收到过“盖中盖口服液”的捐赠，尤其是黑龙江省。当时初步判定，现在证实，只有参与拍摄广告的依兰县迎兰乡希望小学曾经收到过。但我们认为，捐赠行为应是无偿的，不求回报的，为了拍摄广告而赠送，这不是真正的捐赠行为。

　　问：青基会处理此次广告纠纷的基本立场和策略是什么？

　　答：我们原定的策略是：先调查，尔后与广告主哈药六厂交涉；这一过程不作公开宣传，尽量不走诉讼之路。

　　自从6月30日网上开始讨论这起广告事件后，报刊媒体也纷纷报道，引起了广大关心希望工程的公众的关注。十多年来，社会各界对希望工程倾注了爱心，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不能容忍希望工程的名声受到损害和玷污。这起广告事件受到大家如此热切的关注，反映了公众对希望工程的关心和爱护；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化解矛盾，也是与公众的参与、公众的压力分不开的。这一过程正是社会公众自发参与对公益品牌的监督和保护的过程，令人欣慰。

　　-青基会并非与哈药六厂“私了”

　　问：在这起广告事件中，也有不少公众的批评是指向青基会的，对此，你有何看法？

　　答：最初，公众是指责我们反应迟钝，更怀疑其中有什么“猫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工作步骤，在获得调查数据后于7月5日公布了给哈药六厂的律师函，并在7月6日派出由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员会联合组成的调查组赴黑龙江依兰县迎兰乡希望小学调查.我们在律师函中的措辞比较严厉，指出这是一起“冒用希望工程良好声誉制作播放虚假广告以牟取商业利益的行为，是对中国青基会合法权益的严重侵害”。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自始至终没有妥协退让。

　　在和解消息公布以后，我们受到许多批评。有人说中国青基会转弯转得太急，是不是与哈药六厂搞了什么“不光彩”的协议，放弃了原则。这是一种误解。首先，纠纷的迅速解决对双方来讲都是件好事。在我与哈药六厂汪兆金厂长见面前，他已在7月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对社会各界表达了歉意，12日再次诚恳认错并向青基会表示歉意，同时作出支持希望工程的承诺。因此，我们认为和解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消息公布前，也有人提出是否弯子转得太快了。我说，这样做也是考虑到厂家的利益。哈药六厂从一亏损企业到盈利大户，年上交国家税收数亿元，安排下岗工人几千名。但由于广告事件，该厂的销售额大幅下降，他们已经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如果把企业炒垮那将是国家和社会的损失，更不是青基会所愿意看到的后果。所以，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问题解决得越快越好。这符合青基会的利益，也符合社会的利益。

　　问：这起纠纷的和解是在“秘密谈判”下达成的，是不是意味着青基会和哈药六厂“私了”？

　　答：谈判过程保密是正常的。在我和汪厂长见面时，双方认识的差距已经缩小，都有迅速解决纠纷的诚意。在谈判中，中国青基会既坚持了原则，也表达了友善的态度和灵活性；汪厂长也是从希望工程的大局出发，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表现出一位成功企业家的大家风范。和解协议也包括了哈药六厂向希望工程捐款。

　　我有必要对此作一些说明。中国青基会作为非营利的公共机构，担负着公共责任；接受、管理、使用捐款，体现了公共的需求和利益。公益捐款带有“公益信托”的性质。捐款者是“委托人”，接受捐款的公益机构是“受托人”，资助对象是“受益人”。任何希望工程捐款的终极受益人都是贫困地区的孩子。在过去的10年内，希望工程平均每天接受的捐款超过人民币50万元，每一笔捐款都用在失学儿童的救助和希望小学的建设上，各级希望工程实施机构没有动用一分钱捐款发工资、奖金。这是任何一个非营利机构发达的国家都做不到的。他们的法律允许20%左右的捐款作为机构的行政管理经费。

　　这次中国青基会与哈药六厂达成和解并接受其向希望工程的捐款，不是什么机构“得好处”的“私了”；也不是什么“只要给青基会捐钱就不追究”的“拿原则作交易”。因为得到捐款“好处”的是希望工程的资助对象，而非机构管理人员，与私无涉；还因为我们是在坚持原则、维护希望工程权益的前提下，才可能接受捐款的。没有这个前提，多少钱都不能拿希望工程“作交易”。还需要说明，作为捐款人，哈药六厂有权提出使用意向并监督捐款的实施，同时，我们也尊重其暂不披露捐款数额的要求。

　　问：青基会在接受哈药六厂道歉和捐款后宣布双方达成和解。一些人认为青基会没有这个权利，权利属于公众。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青基会：希望工程是你们家的吗？》。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希望工程这个品牌属于公共物品。它由中国青基会创立，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基会和全社会共同培育的公益品牌。在培育这个品牌的过程中，青基会和社会公众又承担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是公民的义务，同时他们有权监督公益机构的工作，一旦发现某个公益机构不能代表公众利益，不仅可以批评，可以断其“粮草”(不捐款)，严重的还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而象中国青基会这样的民间公益机构，要想得到公众支持，实现自己的宗旨，必须全心全意地服务公众利益。因为你既无政府权力的强制，又不能给捐款人以物质上的好处，靠的是公众对你的信任。同时，公益机构应依照国家法律，有效行使对公益品牌管理的权利。如果中国青基会没有对希望工程管理的权利，谁都可以拿希望工程的名义做事，那么希望工程的牌子早就砸掉了。十年来，中国青基会运用这种权利，严格管理希望工程这一公益品牌，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侵权行为及时作出自己的职业判断，该打击的打击，该谈判的谈判，该引导的引导，有效地杜绝了希望工程品牌的被滥用，维护了希望工程的纯洁和崇高社会形象。

　　问：“巩俐阿姨广告”和香港《壹周刊》事件有何区别？

　　答：虽然这两起事件都属于法律上的侵权问题，但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壹周刊是对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恶意诽谤和无端抹黑，对于这样的毁誉事件，只能通过诉讼来讨回清白.为此，我们承担着数百万诉讼费的压力，冒着巨大的风险，坚持六年不妥协，直至最后胜诉.而哈药六厂的广告是利用希望工程的崇高声誉进行的商业策划，以借此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鉴于这一侵权行为并非出于恶意的动机，我们决定尽量不走诉讼而是通过交涉协商解决问题。两个事件的了结，前者用了整整六年，后者仅用八天。当然，在后者的迅捷解决中，公众参与起了重要作用。

　　-希望工程有“八大隐患”

　　问：这两起事件是否表明希望工程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隐患？

　　答：正是。希望工程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由民间非政府机构动员实施的社会公益事业，是一项制度创新，无先例可循，无成法可依。它的发展环境，包括人文环境、政策环境、法律环境都不是很有利，艰难和风险比你想象得要大。我在1994年就指出，有“八大隐患”象幽灵一样徘徊在希望工程周围。“八大隐患”：一是没有通过希望工程实施管理机构的自发性捐款而冠以希望工程之名的“体外循环”；二是借希望工程之名谋取商业利益的“假名营私”；三是因党政领导干预而影响希望工程实施管理规则严格贯彻的“体制摩擦”；四是政策法律环境不健全给希望工程带来的“政策风险”；五是当希望工程出现局部问题时，因社会期望过高而引发的“失准评判”；六是不负责任的媒体对希望工程的“中伤毁誉”；七是造成捐款不能及时到位，不能兑现对捐款人承诺的“管理疏误”；八是因希望工程管理机关贪污腐败而最终“自砸招牌”。

　　这十年来，“八大隐患”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任何一个隐患的恶性发作都可以使希望工程遭受灭顶之灾。中国青基会运用三大法宝——“三律”来克服隐患，扼制风险。一是自律，即严格管理；二是他律，即公众监督；三是法律，即采用法律手段保护合法权益。在过去十年中，中国青基会为保护希望工程的安全运行，在宏观控制、中观策略和微观操作上，竭尽全力，各种手段用到了极致，保证了希望工程的整体性、规范性和合法性。比如，全国有32个省级机构实施希望工程，都要经过中国青基会授权,每年接受评估，每年签定协议。如果管理上出了问题，就会受到制裁，乃至停止对该省希望工程的资助。

　　问：现在公众普遍对希望工程抱有较高的期望值，不容许有任何玷污希望工程良好声誉的行为发生，这对于你们的工作产生了更大的压力，是吗？

　　答：的确如此。我们希望公众能够对希望工程有比较客观的认识。希望工程是在社会转型期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公益事业，他并非是生长在真空之中。一方面它面临着“八大隐患”的侵扰，另一方面公众对它的期望值过高，高到近乎苛刻的地步，不允许有丝毫差错发生，这样很容易导致对它的失准评判。我们认为，对希望工程不能“神化”，也不要责之过苛，否则它也会不堪重负而趴下；同时，也呼吁给予希望工程管理者以信任和机会，他们可能会犯错误，如果犯了错误，也应该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当然唯一不能原谅的是，希望工程管理机构出现贪污腐败。如果这样，则应坚决打倒，让它背负万劫不复的耻辱。

　　《壹周刊》案胜诉后，我们不是开庆功会，而是马上检讨希望工程实施过程中的问题，讨论如何排除隐患。在处理哈药六厂广告事件中，公众对青基会有许多批评意见，这首先出于对希望工程的关心和爱护，对此，我们非常感谢。同时我们会更加严谨慎行，把希望工程的管理做得更好.我们始终相信，公益事业的发展必须接受公众和舆论的监督，在这种监督下，魔鬼也会受到约束。中国青基会一定会坚持公众利益至上的原则，忠实真诚地保护希望工程的纯洁性。我们责重如山，绝无懈怠。

　　-公益事业可以与商业行为相结合

　　问：能不能给希望工程这样的公益品牌定个价？

　　答：希望工程很难定价。这十年来，希望工程已经成了一种社会时尚，一种道德追求，成为人们美好感情和理想的寄托，还形成了一种公民自觉参与推动社会文明、公正的社会机制。这种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问：我们应该如何加强对公益品牌的保护？

　　答：首先，公益机构在创立公益品牌时，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规范运行。捐赠法、合同法和社团管理方面的法规等，都是在创品牌中特别需要遵循的；其次，应对公益品牌进行服务商标注册，赋予它确定的法律地位；最后，公益品牌的保护从根本上说还在于机构本身的管理，要加强自律，自觉接受公众监督，提高透明度，保持良好的公共形象，最终使这个品牌获得公众和社会的共同保护。

　　问：工商企业是公益事业获取资金支持的重要渠道，公益事业与商业行为有无结合的可能？

　　答：非营利的公益事业与营利机构的合作，是非营利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两者之间可以找到结合点。一个有使命感的工商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不会见利忘义，而是把支持公益、回馈社会作为企业目标的组成部分。这种义举，又可以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获得公众的好感，给企业发展带来良性互动的效果。非营利机构可以借助商业企业的这些发展需求，寻求合作点，达到双赢的目的。通过企业赞助为体育比赛和各类评奖活动冠杯名，是常见的例子。

　　问：如果哈药六厂事先与中国青基会达成协议，再拍摄这样的广告，既宣传了希望工程，又提高了企业的公关形象，是否可行？

　　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能要考虑一系列的因素：一是真实性，希望小学的孩子确实收益；二是合法性，根据授权的限度把握宣传的分寸；三是公众接受的程度，如果前两条都具备了，而公众有反感，也可能适得其反。这个问题可以探讨。据我了解，在国外，公益事业和营利机构合作的事例很多，如公益义卖、在商品上贴附捐标志等。公益团体本身也可以作一些营利性活动，只要其收益不用于私人分配而是用在公益事业上，就不影响非营利机构的性质和公众形象。

　　问：今年因《壹周刊》诉讼案和“巩俐阿姨广告”事件，使希望工程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这对中国青基会和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

　　答：最大的收益是希望工程更加真实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过去许多人知道希望工程，当不了解它的实施机构中国青基会；不少人以为希望工程是政府办的，看到一些政府机构的严重腐败，不相信它能抗拒腐败，保持清白，因而从不给希望工程捐款。也许在上述两件事过后，这种误解有所改变。两起事件还引发了社会对公益品牌保护的讨论。由于此处没有什么“禁区”，大家可以自由发表观点，见仁见智，对于在中国如何规范运作公益事业，保护公益品牌起到了宣传、教育和警示的作用。这些方面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两件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