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师》停机事件已经引起了全国媒体的注意。虽然当事人陈逸飞和姜文都发表了各自的态度，但是对于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两个名人如此剑拔弩张？到昨天为止，各种报道都只是涉及事情的表面。昨天，陈逸飞在接受晨报记者采访的时候，终于披露了事件的内幕：混乱的剧组财务制度让陈逸飞不得不暂停拍摄，而这也是他一直不愿意向媒体公开的真实原因。

　　“他们的办法也蛮有趣的，都在跟你谈艺术问题，在这种前提下，就是不肯谈发生这件事的真正原因。所以我一直不愿谈，就是因为大家一定会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钱的问题，就会陷入婆婆妈妈的境地，但到了这种地步，我非得表态了。”———陈逸飞

　　财务总监进驻：遭遇重重阻碍

　　工作人员透露，拍摄了几天以后，陈逸飞隐隐发觉有问题，于是四方投资方重新召开会议，决定派驻财务总监进驻。这由王中军负责，华谊兄弟派财务总监进入，原本是监督资金运作是否符合财务制度，一查看发现确实有问题。

　　记者：“大概是什么情况下发现财务有问题的？”

　　陈逸飞：“我当时隐隐约约觉得有些不对，听到一些，包括他们签约的稿费也不对，但听到，我也看不到，拿不到，所以12月中旬四方会议我就提出来，我们应该有一个财务总监，当时这个人我们并不认识。进去以后，你会觉得处处设置障碍。把你架空，甚至约你吃饭，你不吃饭的话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对你，就是玩权术啊。先约你去吃饭，你不去吃，好，他让你坐在那儿，你要看东西，他也不让你看真正的单据，你要看，他说还在弄，这些都是一种办法啊。我作为一个执行制片人来说，就被架在当中。”

　　工作人员说，按照道理，剧组用钱是有规划的，第一阶段用多少，第二阶段用多少，按照目前的估算已经远远超出了同期应该使用的费用。他说：“这和制片主任有关系，根据我们所知，制片主任压根没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规划，完全是一笔糊涂账。”

　　记者：财务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陈逸飞：“当时王中军(华谊兄弟老总，投资方之一)要退出，怎么回事呢？当时预算报给人家的时候是1200万元，过两天变成了1400万元，后来又加50万元，后来再拿出来是1600万元。他吓死了，说我退了。因为我知道王中军在，还有一点平衡，而且也是大团圆的结局。后来他们就说陈逸飞你作为执行制片人，去控制好钱啊，现在只有1450万元。这些劳务费是拍摄后5、6天知道的，我说为什么不让我知道，这也是财务现在不敢拿出来的原因。这900多万元里我大概出了200万元，因为我占25股。所以有人还以为我是因为艺术原因离开，认为你这人怎么那么小器啊，不敢说，说的话要坏事。”

　　“财务制度”：停机事件真正的内幕

　　一剧组工作人员详细描述了停机事件发生前的场景：“28日当天，拍摄葛优和周韵结婚的那场戏，当时外面大概有100多个群众演员扮演国民党官兵。结果陈逸飞和姜文发生了争执，因为两人是在里面的房间里争吵，争吵的内容外面有些人知道，有些不知道，为了掩盖里面的争吵。剧组特地安排让群众演员唱歌，唱抗日歌曲，唱了一遍又一遍……”这真的很像一部电影的场景，外面人在唱歌，里面的人在争吵；实际上围绕着《理发师》发生的媒体种种的猜测和两个名人的争论也是如此，外面的媒体在“唱歌”，掩盖的是真正的矛盾。

　　据一剧组的工作人员透露：《理发师》剧组的机制是一个非常怪异的机制，照道理，四方投资方的钱应该交给执行制片人，制片人委托财会进行保管，制片主任用钱应该向制片人申请，制片人同意后，通过出纳交付。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四方汇进的钱，全部集中在制片主任的手中，具体用钱了，制片主任说了算，而跳过了出纳和会计：

　　“没有一个财务上的监管的机制”，工作人员透露，“拿最小的事情来说：姜文的香烟700多元钱也全部算在里面，还有开机前的医药费也在里面，一个月时间，姜文光食品费、文具费、香烟费就用了8000多元钱。照道理制片主任不该给报销，而会计不也能给报销。虽然这是一个小事情，但是说明财务制度有漏洞。”该剧组工作人员透露，在姜文根据合同应得的酬金和实际拿走的劳务费之间也有争议，陈逸飞认为里面也有问题，但是他目前不谈，因为迄今为止，所有的原始单据制片主任迄今都还没有提供出来。陈逸飞说，拍片至今共实际投入900万，如今已经用了700万，只有200万现金剩下。

　　陈逸飞说：“我觉得目前这样也是好事，如果这样不规范下去，损失会更大。将来会涉及到更大的黑暗，我作为执行制片人，要承担损失的。现在索性大家讲讲清楚，你是怎么想的，怎么来处理问题。所以我会有一种感觉，自己一个人突然跑进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怎么是这种样子呢(陈逸飞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你晓得的，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三个人设一个圈子，制片也是他们的人，财务也是他们控制。我是第二大的投资人，执行制片人，都签好字的，条约里都有的，我有财产权，人事权等等，另一方面说，这有责任的，权的另一面就是责任。最后的责任我也要承担的，所以从短期来说，避免承担更大的责任，从长远来说，我也知道今后做电影怎么做法，这支队伍应该怎样，这种机制应该怎样，怎样使这个产业做得更加好。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讨论的问题是电影工作者应该讨论的问题，怎样来解决这个机制问题，剧组那么小，它其实也是一个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