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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在我们点燃爆竹辞旧迎新的瞬间即将和我们离别,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度过真正属于我们的“中国年”?继元旦特别节目《温暖2003》之后,春节期间《艺术人生》栏目又推出春节特别节目《父老相亲》。邀请民间艺人走进演播室,与魅力无限的民间艺术亲密接触,与纯朴可爱的民间艺人进行深切交谈,与父老相亲一起过年。
《艺术人生》如何过年?
为什么在众多节目明星云集、喧嚣热闹的同时,选择这样的话题?其实,这样的选择完全是节目品质的一种体现。不随波逐流,保持独有的冷静,我们期待在热闹的节日能给观众别样的思考和感动;交流地域风俗,表达乡音乡情,恰好又契合“中国年”本身的民族性。对于远在异国异乡的游子,这样的方式是对故土情结的祭奠,对思乡情怀的满足。即便是已经远离乡村,远离故土,进入驳杂繁华都市的我们也一样需要了解故土乡情,因为故土中有儿时的记忆,有最深厚的艺术源泉,更有华夏民族不绝的根系。更不用说那些依旧面朝黄土、背负青天的父老相亲对乡土的经济和精神依恋。
我们选取了三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地方艺术作为谈话支点:东北二人转、陕北民歌和天津相声。嘉宾有些来自民间团体,有些是实实在在的工人和农民,不为我们所熟知。他们畅谈民间文化,谈论春节习俗,其实,节目本身已经着上了浓重的“寻根”色彩,寻找乡音、乡情,寻找中华艺术的生命流转轨迹,寻找生命的原初,寻找民族的可爱和可贵点,节目的视角拓展,意义深远。
东北二人转
二人转又称秧歌、梆子戏,已经有了300多年的说唱根基存在,在东北最为普遍。说唱艺人大多是乡村农民,说的是庄稼话,唱的是庄稼调,反映东北老百姓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想情感。无数的百姓在农闲的时候加入了艺人的行列。高秀敏、何庆魁夫妇曾经就是这些民间艺人中的成员。从黑土地走来,把民间艺术通过更为宽广的途径传播开来。光鲜幽默的舞台背后,高秀敏夫妇述说当年走村串巷、风风雨雨的民间艺人年代。
乡亲
现场到来的50位东北乡亲都是高秀敏、何庆魁当年最熟悉、最知心的朋友和亲人,用何庆魁的话说足足来了一屯子的人。同屯的乡亲排辈分,叔叔、大爷地互相称呼,都是亲戚,不外气。老乡细数何庆魁给大妈拔牙的趣事以及作诗救出赌博乡友的故事。每每下乡演出借住的王家女儿给高秀敏送上了自制的年豆包。如今依旧在大洼子村过活的高秀敏的小学同学透露他们爱听高秀敏演唱《红灯记》,高秀敏在艺术人生现场演唱经典段落,并与老乡跳起了中字舞《北京的金山上》,虽然身形不再如当年苗条,但是依旧造型优美。
流年
地域风俗差异,以及生命轨迹的演变,高秀敏、何庆魁的“年”的概念和意义也在不断改变。何庆魁最难忘的是1986年,打渔丢了渔具,当年的麦子还没有卖,完全没有钱过年。二儿子用铁锹从院子中挖出一个铁盒子,里面有积攒已久的3块钱,交给父亲去玩牌。三毛、两毛,何庆魁用三块钱挣了二十块钱。那一年,没有买鞭炮,他们就放了三个渔场拿来的雷管。三声巨响之后,何庆魁的运气好了起来。不仅因为菜市场的鱼摊而与高秀敏结下了情缘,也给自己的艺术才能寻找到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1988年他创作的二人转《谁娶谁》获得了吉林省二人转汇演的一等奖第一名。
高秀敏感谢那些艰苦的岁月和勤奋的战友们的合作,每天演出不下两三场,吃的都是大馒头、白菜汤撒上点辣椒面,但是演出的热情高涨,是对自己的极大锻炼,“在地头也演,在粪堆上搭个塑料布也给大家演,拖车上,四轮子上都演过,《马前泼水》演了将近500场,那个戏有跪的,一下乡膝盖就是青的。”
二人转
六位民间艺术团的演员,高秀敏、何庆魁的老搭档、老朋友到场为我们献上了新春祝福《小拜年》、《西厢记》、《谁娶谁》。他们曾经和高秀敏夫妇一起闯荡,曾经为了挣到很少的几十块钱,风雨兼程,风餐露宿。常年使用劣质的化妆品,他们的脸上至今都有抹不去的黑色印记。如今,媒介传播的繁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二人转的市场,加之演出体制的转变,二人转同样面临着生存的艰难。于是,有的为生计所迫在演出的空闲靠蹬三轮车赚取外快,有的做了婚庆公司的司仪……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依旧在坚持二人转的创作,毕竟东北人有一句名言“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他们把二人转作为精神的寄托,并尊称为“国宝”。
将二人转向小品的方向转变,这是高秀敏夫妇近年的成功之路,也是民间艺术不断保持旺盛生命力,扩展影响范围的明智之路,更多的人在这条路途上开始了征程。
陕北民歌
馍、小酒和大炕头让我们想到了陕北、黄土高坡以及信天游,作为西北人,朱军用陕西话向老乡们问候,乡音让老乡们感到亲近。于是,按照风俗他用小酒敬了远道而来的家乡父老。“把酒当歌”,是西北风情,来自榆林的民间歌手演唱了酒歌为大家助兴。
说到陕北民歌,不能不提到“西北歌王”王向荣。从贫瘠的土地中走出,带着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乡土民歌进行歌唱和再创作,如今的王向荣不仅为陕北老百姓所熟知,更在全国以及世界唱出了名堂,有所轰动。因此,我们请到他用歌声为我们讲述那片土地的年俗风情。迟来三杯伺候,王向荣上场先三杯干净,西北人的好酒和爽快尽露。
年俗
录制的当天正好是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按照风俗,当天应该吃饺子、羊肉杂面,祭祀灶王爷,然后自此不再出门等待灶王爷上天求福求平安,直到新年。为了录制节目我们邀请的老乡悉数从西北赶来,犯了一次大忌,我们多少有欠疚之感。过了小年,所有迎接新年的年事都开始忙活起来,点灯笼,贴对联,剪窗花,把农院装扮出节日的喜庆来。
流年
年年过大年,因为世事变化,年的概念和意义便也有了区别,于是我们希望从王向荣的流年岁月中考察西风年俗的变化以及百姓真实生活的改变。编导精心准备道具将流年串了起来。
剃刀
按照当地的传统以及现实的生活条件,西北汉子一年只有两次剃头的机会,腊月二十九所有的男人都要剃头迎接新年。剃头用的是铁匠打的钝刀,说是剃头,其实和一根根拔下来没什么区别,这是王向荣最害怕的风俗。
鞋
八岁的时候,王向荣穿上了第一双鞋,那是母亲亲手纳的为了给孩子上学跑路之用的布鞋。自小喜爱文艺的他即便是大雪天也会光着脚赶十几里山路去看县剧团的演出,穿上鞋的王向荣开始了求学生涯,每天拿着防狼的竹竿跑十几里地上小学。
赶羊鞭
13岁那年的大年初二,父亲撒手人寰,那一年为了等待三十公里外的姐姐一家人没舍得先吃饺子,父亲至死都一直惦记明天就要上桌的饺子。父亲放了一辈子羊,王向荣也是在羊群中长大的孩子,他说那时候太穷,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一顿净肉饺子,但是愿望满足已经到了中年。
矿灯、矿帽
矿灯、矿帽是王向荣挑起家庭生活重担时候的象征物,包办的婚姻使家庭欠了沉重的债务,每天除了教课做民办老师,王向荣还必须务农、挖煤、掘土才能维持生活。挖煤除了家用,就是赚取几毛钱积攒还债。不能按时吃饭,饿极了就抽一袋旱烟。但是有歌就有快乐,王向荣的歌声总是能让工友在困难、饥饿的时候感到快乐和希望的存在。
母亲的短片
母亲是典型的西北小脚女人,一辈子守在故土,即便是儿子成名了也在故土年年守着儿子回家过年。母亲的故去是在93年,那一年母亲挽留儿子过了一个多月,就在儿子刚走不久,母亲静静地离开,将自己的寿衣穿好,没有任何的前兆。王向荣无限遗憾,母亲对自己无限怜爱,走的时候却不在她身边。
机票
机票代表着王向荣生活的转机、事业的发展,第一次做飞机是在1982年,那是被部队文工团请去讲课,这一年春节,全村的乡亲聚在王向荣家中,听他讲外面的世界。其实,最初的转机是在1977年,王向荣在调演时被县上发现,层层选拔,代表榆林地区到北京演出并拍摄了艺术电影《泥土的芬芳》,从此正式走上文艺道路。那一年,他农转非,正式成了城里人。之后出访东西欧八国,走进了中国最高音乐殿堂——北京音乐厅,走进了威尼斯世界艺术盛会,直到现在吼一嗓子一千元的身价,王向荣真正地从黄土地走出来并将农业文明的优秀产物——民歌向更深广的方向发展。
还有更多的民歌手在努力进行这项工作,毕竟时尚在日益淹没民族化,许多优秀的民歌因为老人的去世而绝迹,不再能够找到。
希望
老乡们说北京是他们的一个梦,没想到就实现了,他们的愿望有三个看看天安门,见见毛主席。到达的当天就匆忙赶往;见见朱军,朱军送上了自己的签名照片;看到赵薇,只是年底工作繁忙,不然我们也一定满足他们的愿望。王向荣说新年里的愿望就是让生活在黄土地上的父老乡亲能够日子一天天转好,老乡们也乞求来年顺顺当当。虽然日子有所转变,但是依然在困境中,所以祈福求天希望日子能够转好。所以我们特意根据风俗制作了装有葱、蒜的红包为老乡们辟邪,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真的过好。
天津相声
相声似乎更为我们所熟知,这不仅因为他的语言大多借助普通话,而且因为春节晚会的推广而使他的影响扩大。候宝林、马三立这些都是我们喜欢的相声名角。我们了解的可能更多的是电视上的相声,其实更多的相声在茶舍、文化馆进行,从业者大多以此为生,每天忙于赶场,但是反响绝好,常常招致雷动的掌声。所有听过这些相声的人都说这才是最地道的相声。这样的相声在天津最多,于是本期节目我们选择了天津相声作为谈话的主角,邀请天津相声艺人一起聊聊相声,聊聊天津,聊聊当地的风俗。
师门里的春节团聚
许秀林并不为我们所熟知,但是谈及他的徒弟,我们一定熟悉,那就是我们节目的主持人朱军。1988年的春节俩人在外出演出时认识,许秀林觉得小伙子不错,于是决定搭档排一个相声段子《歌的海洋》。朱军说其实根本不是合作,完全是先生在手把手地教自己。凭借着这个段子,朱军二次入伍,并在许秀林的推荐下走上了主持人的队伍,之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师徒相见,朱军以“先生”称呼,俩人重温了一遍当年的段子,果然精彩,也让观众见识了朱军的另一面。乡情乡音根植于心,并随年月长,退伍之后,许秀林回到了天津老家,目前在天津曲艺团任党委书记。
李伯祥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许秀林的师父,按照辈分,朱军应该称之为师大爷。多年的相声生涯,李先生的谈话都如同说相声一般,顺口、合韵、幽默且滔滔不绝。李先生祖籍北京,在天津出生生活,集两地的语言优势于一身成就了自身的相声艺术。谈及天津的风俗,李先生说和北京的风俗差不多,吃饺子、穿红衣服等等。只是八九岁就开始跟着父亲说相声,深知艺人为生计劳碌的辛苦。有一副对联这样写到,上联是“人过新春二上八下”“二上八下”是包饺子的动作,下联是“我辞旧岁九外一中”是做棒子面的动作,横批“要债动刀”。可见早期民间艺人的辛苦。
两位先生对于苦难的记忆并不那么深刻,他们说最难忘的年应该是今年,因为师门大团圆,与相声迷大团圆,和天津乡亲大团圆。请上了李先生的老搭档杜国之,两位先生合说了一段传统段子,场下掌声雷动。
家门里的春节团聚
春节是合家欢的节日,为此我们请到了杨少华一家。相声世家在我们的节目中亮相,呈现家门里的团聚或许更能让我们感受到节日的气氛来。
50年代初,22岁的杨少华跟随出嫁的姐姐来到天津,在工厂里做勤杂工,之后加入相声演员的队伍。开始仅仅是学徒的,相声里有专门的称呼叫“捡场”,那时候并不是太喜欢相声,只是因为挣的钱能比工厂里多,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七口人,于是选择了这个行业并且一干就是五十年。天津相声火爆,北京相声文明,杨少华说初到天津的时候,天津的相声有很多脏话,但是能让人乐。现在的相声和往日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前光凭着两张嘴,没有服装、道具、灯光那么多工种的配合,现在相声发展了,运用了这些东西,不单纯靠嘴皮子了,“有人说相声不景气,相声怎么不景气呢,太景气了,谁不努力谁不景气,在座的父老乡亲们都一样,谁不努力谁不景气。”60岁退休来到北京,至今已经13年的光景,杨先生说很是想念天津,得空就会回去。
杨少华的大儿子杨威曾经是父亲当年的工友,生在天津,很小受父亲熏陶,却一直没有正式地学过相声。退休之后,杨威跟随父亲学说相声,至今依然活跃在天津的各个茶楼,一周能演五六场,挣的却只有几十块钱。他说:“都说相声不景气,我的孩子也在说相声,为什么说相声,我怕我这代我下一代再不说,相声这个曲种我怕它灭绝了。咱们离不开幽默,离不开滑稽,离不开笑声。父亲是我的榜样,弟弟是我的旗帜,希望下次再来不是客串。不追求大福大贵,只求幽默一辈子到死,幽默一辈子到生命截至。”
二儿子做生意,没干这行,也没有来到现场。三儿子杨伦以前开出租车,为了不影响老爸的光辉形象,前几年把车卖了,偶尔也在电视电影中串串群众演员和小角色。目前是他们家的“外交部长”,所有对外张罗的事都由老三来做。杨伦戏说自己是没用心在这行发展,不然老爸和小弟就吃不上这碗饭。
杨议刚从春节晚会的现场赶过来,这是他第一次上春节晚会,非常激动,虽然以前也进入但是都是在最后的时刻拿下,自己的搭档——老父亲曾经为了这一波三折而一瞬间头发白了不少。他说自己能够有现在的成绩完全是老爸的光环照耀。得过大奖赛的冠军,取得了一些成就,杨议说其实最迷茫的时候是在拿起奖杯的瞬间,因为你所追寻的远方灯盏只能照亮眼前,一旦到达又有另一个新的目标,永远不能停歇,所以超越很难。
对于儿子的言语,杨少华很是欣赏,他说“我们俩人下了决心跟谁一块走都比人低一头,这样才能做人,我们不愿意比别人高,只有这样谦虚谨慎,才有更多的观众欢迎你,得多少奖都瞎掰,金奖银奖不如父老乡亲的夸奖。”
其实,就像相声一样,所有的民间艺术只要能够师门相传、家门继承,我们的民间艺术就不会那么惨淡,有了希望。
还有更多的民间种类我们来不及再谈,还有更多的地域风情来不及追寻,仅仅是在新春给观众这样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生活和世界,和我们的父老乡亲来一个大团圆。虽然我们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父老乡亲的身上依旧有短暂时间抹杀不掉的字眼:苦难、贫困、落后……但是他们身上也有我们都市人群渐渐淡去的纯朴、厚实以及勤劳、勇敢。给父老乡亲走出贫困的希望,也给我们回溯原生态情感和美丽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就这样,我们一起过年。(文:赵凡 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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