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钢做客《可凡倾听》 独家解密音乐之谜

　　新浪娱乐讯 他旅法十六载，但近几年才走近中国观众；他年逾五十尚不成熟，却用音乐谱写女人；他的音乐很安静，但内里却有着另一种张扬；也许"陈其钢"这三个字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尚且陌生，但在国际音乐界，却代表着才华、品质和传奇， 7月15日晚21：30《可凡倾听》倾听陈其钢的音乐之谜。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我对上海很有感觉

　　曹：陈先生，你好。这次2005年上海之春的音乐会上您推出了您的一部全球首演的新作就是《一个法国女人的梦》。那您在音乐会上跟观众进行互动交流的时候，曾经说过您是上海下的一个蛋，可能是在您的心里是不是跟上海这座城市有着一种比较特别的关联？

　　陈：嗯，那肯定是咯。我觉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虽然我不是在上海长大的，但是在上海生的。所以回到上海了这个自然情结肯定还是在的。每次到上海来都有感觉。

　　曹：我记得你曾经说过，就是说一个人其实在哪里成长并不重要，很关键的就是他的出生地是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个出生地往往是决定你一生的这种气质，或者说一种气场。那你觉得这个上海作为你的一个出生地来说是不是跟你的这个后来的音乐创作有这样一种气场上的连接？

　　陈：不光是音乐创作，做人也有关系。

　　曹：怎么讲？

　　陈：我在1993年的时候，之前我对自己没有意识,因为我是在北京长大的。那么1993年我第一次去台湾，台湾那些个同仁们见到我都说，为什么这个人你说的大陆话有点儿吴侬软语？其实我是说北京话的，对吧。那时我才头一次意识到可能是在我整个的家庭环境，我的出生环境和整个这个原生素质中间带来一些东西。

　　曹：我听过你一些音乐，我觉得你的音乐总体上来说，是一种偏阴柔的这种风格。是不是也是跟你的这种出生地是有关的？

　　陈：可能不能太牵强吧。其实和我在法国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关系。

　　曹：那最近在上海首演的这个《一个法国女人的梦》，包括前几年到上海来演出您的一部比较特别的作品就是《蝶恋花》。其实你很多的题材都是涉及这个女性题材，尤其是《蝶恋花》，把这个女性的各种不同的这个特性通过音乐表现出来。是不是你对这个女性题材有一种特别的偏好，或者说，这样一个题材在心目当中能够引起一种更大的共鸣？

　　陈：可能还不光是题材的问题。我觉得人生如果对一个男人来讲，对女人不感兴趣的话那就不是男人了，对不对？不管是生活还是事业。其实很多事情，包括这个世界发展史，对吧，男和女，阴和阳，如果缺了一方是不可能的。那么对于男方来讲，女方实际上等于是百分之百，而不是我们的这个妇女能顶半边天，对吧。对于女方来说也是一样的。所以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如果对女性题材不感兴趣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事。

　　曹：那你这个《蝶恋花》把这个整个章节分成九个章节，从纯洁开始一直到情欲结束。这个当中比如说有羞涩啊，有放荡啊，有敏感啊，有这个温柔啊，有这歇斯底里，多愁善感等等。你的这种安排是你觉得女人是分这么多种类还是在这些你描述的这些特性是女人所通常在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

　　陈：可能和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有关系。其实女人的特质远远不只这一些。要写的话还可以无限制写下去。

　　曹：你还说过比如说唠叨。

　　陈：对对对。这个唠叨，还有不光唠叨，唠叨的反面是不说话。有些女人是很安静的。就是用这个无言来表现她的感情，或者她的抗拒，对吧。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用音乐作品表现出来。

　　曹：很想知道为什么你这个《蝶恋花》是从纯洁开始以这个情欲作为一个结束？

　　陈：情欲，我觉得是人生的一个根本的问题，不是兽欲，是情欲，就是异性之间的一种吸引。最终，以情为结束和开始。传宗接代嘛，对吧。所以最后，就是《蝶恋花》最后的一个词就是“我要，我要”。到底我要什么是大家去想的，是吧。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应该说演员心里也知道。但是这些话说太白了没有意思。就像这次这个《一个法国女人的梦》一样，他写了一个，就是这个诗人呢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首诗，但是在法国文化那个环境里边儿如果得翻译出来的话，我这次给一个赞助商和演员他们看的时候，都特别感动。但这诗呢对于中国我们自己的这种传统文化来说吧可能会觉得有些稍微直白了一些。可是在那个文化环境完全不直白。那么，很难说，就是在这个你刚才说这个九种状态，为什么这么安排。我觉得这九种状态在我的生活体验中间，纯洁是第一的。任何一个女性在初始阶段都是特别纯洁的，这是最可爱的一面。然后羞涩。

　　曹：怎么就从纯洁羞涩突然到了放荡？

　　陈：纯洁羞涩之后，一个人就是一旦认识了世界理解了世界，尝试了生活之后，很多人就开始走上另外一个生活的阶段。这个阶段往往是这样的，即使是不放荡的人，实际上在他潜意识中间，放荡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你接触任何一个人，可能一个很内向的，很老实的，很传统的，很守旧的一个人，但是他在做梦的时候，如果他真愿意跟你讲的话，或者你真认识他的话，那他的梦也是五花八门的。

　　初到法国 两性关系对我冲击很大

　　曹：你说过你33岁到了法国以后，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完全不懂。可能这个33岁的年龄可能还不如一个法国16岁少年所懂的东西多，尤其是不懂女人。为什么会对你有这样一种反差的感受呢？

　　陈：倒也没有为什么，就是这样。可能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不光是我一个人。我们这一代，就是搞文化的。比如说，像张艺谋啊，或者像陈凯歌啊，或者像搞这些个，搞绘画艺术的啊，搞文学的啊，搞诗词的啊，像我们这些搞音乐的啊。都是一样，都在那个时代，大概在1985年左右前后有了出国尝试、参观、访问的机会。那个时候是一种，那个状态是一种如饥似渴地想去了解一个新世界，因为之前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没这个条件。我们大家都没有海外关系。因为当时只有有海外关系的人才可能，就是在更早的时间出去。

　　曹：所以你当时实际上是教育部公派去法国留学的，是吧？

　　陈：对。那一批学生，我们一百二十多人吧，一个飞机，一个整飞机过去，所有人到那都跟看西洋镜。其实现在回想起，我们真是一帮土包子。穿得正正经经的，然后呢，西装然后底下穿着球鞋。出去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然后呢到了那边以后呢温差也很大，温度差别，七月一号嘛到的。

　　曹：特别冷。

　　陈：穿得很厚的衣服，很不适应，知道吗。然后马上就被，第二天就分配到法国各个地方去学语言。我到了波尔多，就是盛产红葡萄酒的这个地方。在那认识了，第一次认识了法国，法国的风土人情，法国的朋友，法国的一般文化，法国的乡村等。所有这些对于我们就是对那个从来没见过外国世界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其实第一个冲击可能就是，两性关系。

　　曹：为什么是最大的冲击呢？

　　陈：哎，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受的教育是一个传统文化教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不是今天才开始的，那是几千年的一个传统。那么西方呢不是这样的，和我们正相反，你知道吗。她是一个两百年的一个开放的一个社会。而且在他们的宫廷时代，也就是他们的封建时代，实际上这种，这种风气就已经盛行了。所以到了那以后，当你和一个人，一个特别一个女人说话的时候，你感觉到和中国女人说话的差距太大了。一块儿出去玩儿，或者一块儿到酒吧去，对我们那些年轻人来讲，现在看起来简直是小儿科，什么都不是，不过就是交往交往谈谈话。但是你知道谈的什么话吗？法文。本身语言就已经根本都不同了，谈的内容也完全不一样。然后接触的这个人种完全不一样。气候完全不一样，一切都变了。就使你在这个环境中间有一个根本的一个升华。到底是往高还是往底升华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变化。所以当我的夫人，一年以后，就是，我是84年走得嘛，她是85年去的，互相再见到的时候……

　　曹：有一种陌生感。

　　陈：非常陌生。非常陌生。因为在我们这一年的分离之中，实际上是想念的应该说，但是这个想念由于你换了环境之后，你的想念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在主观地去想象一个你理想中间的一个形象。而这个理想的形象是怎样的，一年之后你一看，不存在了。这对我的这个个人生活或者说社会生活的影响，包括艺术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这只是一个开始阶段。后来呢就是，多了……

　　曹：那到了你现在这50岁的这样一个年龄，对女性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感触或者说是体悟？

　　陈：我在2002年在北京国际音乐节开音乐会的时候在台上曾经为观众介绍我的作品。当时我就讲，就是说只有到了五十岁才开始成熟。那么，音乐会结束以后，这一段时间和观众又有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交流。也有新的冲击，那时我才发现，实际上还远远没有成熟，恐怕这辈子也成熟不了。如果真成熟了，活着就没意思了。对吧？很多东西是很神圣，很多东西我觉得是很神秘的。

　　曹：那从84年你到法国一直到今天二十多年过去了，你已经成为在这个欧洲音乐界非常有影响的一位音乐家。但是，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你在十二岁之前是根本没有接触过音乐。怎么突然会在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对音乐有一种特殊的这个亲近感？

　　陈：首先要做一个说明的就是，十二岁对一个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讲，接触音乐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五十年代嘛，对吧。再一个呢，主要没有接触就直接地进行这种像现代这些孩子们的传统音乐教育，有系统地去学钢琴小提琴。但那个家庭我的家庭是一个艺术家庭，父母都是搞艺术的。母亲就是搞音乐的，姐姐也是专门学钢琴的。所以那种熏陶是你想避免也避免不了的。那么十二岁有机会进中央音乐学院，那是我自己的一种个人的一种要求。父母并没有希望我进音乐学院，他们只希望我进北京戏剧学校，去学中国昆曲。一心希望我演黑头的角色，因为小的时候我是一个又黑又胖又壮的一个孩子。

　　曹：您父亲是一位这个深受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影响的一位书法家。我想对你的影响在这方面应该是很大的。

　　陈：他不光是书法绘画，而且呢，他对中国的传统音乐有很深的了解。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教过音乐。而且呢，他又是从事艺术教育的，所以他对艺术院校，当时是在文化部文化部的教育司的负责人，所以他整个艺术院校他有很多的接触和了解。而我小的时候经常是跟着他的。因为家里父母一上班，爸爸呢这个职业呢还有可能就是有机会带着我出去，我妈妈那个职业就完全不可能。所以经常有机会在那个条件下呢接触到一些文化界的一些个很著名的些文化人。虽然很小，虽然不懂。好比说我们到龙宝斋去，去看画。他去挑画，为院校去买一些当时是那些古董，他为那个学校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看啊。但是那个对我的印象很深啊，什么是陈宏寿等等所有这些个就是当时一般人完全不了解的这些画家。我跟着他在那看。然后就是跟一些文化界的一些领导，当时在谈一些艺术文化教育建设的一些问题，在那个时代当然有那个时代的限制和禁锢。但是对我们来讲，对我这个孩子来讲，实际上这影响，现在想起来是很深的，像郭沫若啊，或者像邓拓啊，像北京市的一些管文化的领导啊，当时都有接触。所以给我的影响实际上是除了艺术趣味本身，还有一个人文氛围。那个时候的北京市，就是到星期六的时候有文人俱乐部。你可能想象不到，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事情和现在很像。

　　曹：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氛呢？

　　陈：就是都是文化人聚在一起，听京剧院的著名演员或者歌唱家，给这些个人们演唱啊，弹古琴，特别是古琴，古筝，这些乐器，在那个时候是附庸风雅。我父亲为了这个专门在家里买了一个古琴，他自己来学。所以对我这个孩子来讲，这些影响都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呢，在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以后，因为学的都是西洋的东西了，把这些东西暂时都抛在一边。因为一进中央音乐学院，在学生中间或者甚至在老师中间，对我们中国传统，就觉得那不重要，不是个东西，用不着学。所以就先放一边，一直到出国以后，这些东西在我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