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钢做客《可凡倾听》 讲述拜师梅希安经历

　　学单簧管其实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曹：你当时学音乐的时候是学单簧管是吧？

　　陈：对。选择单簧管实际上也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那一批之所以能够在十二岁的时候没有系统地学过音乐而进中央音乐学院，是因为学校当时有一个特别的政策那一年，就是要招一些个白丁来学管乐。以前是没有这么做过的，头一次尝试。我正好赶上这一年。

　　曹：但是你去考中央音乐学院的时候，据说是你同时考了作曲跟这个单簧管？

　　陈：那是后来的事了。这是后来的事，因为这是我在附中学习的时候，我的附中那时候还没有作曲专业。那个考作曲和单簧管是我在学了十四年的专业单簧管，在浙江歌舞团工作之后，1977年再回到中央音乐学院考试的时候，我考了两个专业。

　　曹：当时你黑管是考了第一名，作曲是考了十四名。

　　陈：到底第几名我也记不清了。

　　曹：但是后来为什么又选择了作曲，怎么没有去继续学单簧管？

　　陈：这个选择是毅然决然的。我如果说这两个东西摆在我面前由我去选择，我当然选作曲。因为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专业。我在上专业学院附中的时候，后来特别是到浙江歌舞团音乐团去工作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以后一定要写东西。所以在乐团里边我特别努力地去帮着乐团编配、创作、指挥。所以在这方面我有很大的潜质。因为这五年的实践对我考专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是不可能的。

　　与张艺谋、谭盾、郭文锦同届

　　曹：你觉得音乐学院你们那个78届应该说（17：14）现在回过头来看是非常了不起的，就像张艺谋那个班一样。出了这么多的音乐大才子，谭盾啊，郭文锦啊，曲晓松。你觉得当时你们在读书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你觉得对你的学习音乐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陈：应该说当时我们互相之前谁也没认为谁是什么。这应该是这么说。

　　曹：因为当时大家都不是什么。

　　陈：对，什么都不是。而且，大多数同学只不过是一个从边远地区来的一个土包子。当时说得不好听就是这样。大家都是从各个地方来的，谁都没见识过北京，更没有见识过中央音乐学院是个什么。但是呢，正是因为如此，有一种欲望就是说，我要做个像样的人。既然来了机会有了，那么大家谁都不能放弃这个机会。所以学习很努力。再加上那个时代。我觉得时代造就英雄，这话完全是千真万确的。那个时代允许我们去想，而且鼓励我们去想。而且那个时代是一个不光对我们，对于所有的老师都是一个如饥似渴的时代，要知道要求知。因为知道十年过去了我们好多东西都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什么我们完全不知。所以当中央音乐学院当时请来一个剑桥大学的教授的时候，搞作曲的。他在音乐学院待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在现在是很少见的。中央音乐学院不光是作曲系的同学和老师，全院的同学和老师，老老实实就在那旧礼堂里坐着听他讲课。这现在完全不可想象的。

　　曹：那你们当时这一拨同学课余时间大家一起玩一起交流吗？

　　陈：交流的非常多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班是优秀班集体，就是课余时间一块打篮球啊什么的这种，没有同学之间的成见矛盾排斥，都没有。

　　曹：你那个时候是跟谁是比较亲近一点？

　　陈：我这个人比较……哎，这是我的毛病。就是性格本身比较内向。而且呢，又稍微偏清高一些，这个不是大学以后，从小就是，托儿所就开始了。而且呢，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弱点就是不愿意见人。每次星期天晚上，因为我们是住校嘛，从家里回到学校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都遛边儿走，就生怕见着一个老师和同学。这心理到现在完全没有克服。好比在音乐会前天，在上海开音乐会，进音乐会会场对我来说是一大障碍。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也不希望任何人看到我。就是赶快在边上坐下来。然后上台对我来说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就是不得已你必须去嘛，这件事情因为是你的作品是你的孩子，他要和大家见面了，你要和大家说几句话，或者是你要向大家表示感谢，这是不得不做的。但是我要做的时候，说实话我的脸都是发抖的。很为难我说实话。所以我说我的专业真是一个孤独的专业就是需要一个人，对我非常合适。我就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时间就是一个人在屋里度过的。

　　曹：那当时在你们学校读书的时候，其实像曲晓松啊，谭盾、郭文锦、叶小刚已经是有一点崭露头角。在那个时候其实跟他们相比你并不算很出挑，或者说并不算特别引人注目。心里边儿会有一种不服气或者说是嫉妒吗？

　　陈：没有。应该说一点都不引人注目。不是说不特别引人注目。但是呢，作为一个人他有他的一个性格，这个呢是引人注目的应该说。学习认真努力，学习成绩很好，这也是有目共睹的，这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在创作方面我没有那种开拓精神，也没有那种欲望就是说我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一定要做的和别人不一样。没有，我只是想做一个好学生。嫉妒，那个时候我没有条件嫉妒。如果说我很好，我们俩都特别棒，那就嫉妒了。或者说原来他很差，后来变得比我好，就嫉妒了。那个时候我没有，没有想到嫉妒。我和叶小刚关系应该说在上学的时候关系是比较好的。

　　有步骤有计划的认识梅希安

　　曹：那你到法国去学习以后有一段重要的经历，就是你跟随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梅希安。但其实你跟他成为师生的关系本身就有一点传奇的性质。当时怎么想到要去拜梅希安为师呢？因为当时的状况，梅希安跟你的距离差的特别特别大。

　　陈：但是在之前就是有一段距离的弥补是什么呢，就是我是一个有步骤有计划去做自己事情的人。虽然在上学的时候在创作上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但是在学习上表现很突出。所以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优势。我必须发扬这优势，以这个优势扬长避短嘛。因为出国学习对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是尤其重要的。那么其他的同学都去比赛啊，写作品，开自己作品的专场音乐会。我不是。我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我的目的是要考上研究生，考出国研究生。当时教育部有个出国研究生地这一说。所以我下决心要考出国研究生。我知道那是我唯一的出路。所以我用了两年，也就是四年级和五年级这两年的时间，其实这两年的时间对大多数同学来讲是搞创作写毕业作品，然后在创作上显露头角，这么一个年代。可是对我来说，学英文。然后吧我们的四大件就是我们作曲的基础课搞好。然后写出两首像样的作品来，这是我当时的目标。这两年呢我觉得，应该说对我来说非常有成效。

　　曹：那你当时是怎么跟梅希安联系上的？

　　陈：和梅希安联系是在出国的过程中间碰到了一些个我们同大的这些个有志之士吧，这些年轻人。他们的想法有些时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在同飞机上就认识了一些同学，他们学法语的，对法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对我有些帮助和建议。他们建议我说，你要到了法国就要找最好的。我说我差太远了，找一个一般老师能上音乐学院就已经很不错了，然后以后拿一个文凭博士学位，然后回国可以当教授。这样想法。但是他们那种鼓励，我觉得对我来说起着一个很大的作用。

　　曹：就是当时你跟梅希安联系上还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说是你在波尔多遇到了一个叫Brojoy的老人，正好他的一个义子是梅希安夫人的学生。是不是通过这样一个关系你和梅希安联系？

　　陈：不，先写了信。写了信以后就找不着他了。

　　曹：那你怎么投寄跟他呢？

　　陈：就我觉得可能人生中间确实有些缘分的问题。我们就上街走路，没找着地方吃饭，然后没有商店，当时星期天店都关门的。在这个找商店的过程当中碰到这个老人，他在骑自行车。可是他完全可以不停下来对不对，可是他却停下来了。见着我们俩同学就停下来了，问你们需要什么帮助吗？所以我说这件事情可能也是西方社会……

　　曹：那停下来会跟你们聊天怎么会聊到梅希安呢？

　　陈：没有，一开始没有聊到梅希安。只是说，噢，你们要找商店那我带你去。到了门口以后他说，你们别走，因为聊着聊着他知道我学音乐他很感兴趣。别走，然后我们买完东西他就已经把车放回家开了一辆车在门口等着了。就跟司机似的，我们专职司机在门口等着。这是很令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那你们喜欢的话我就带你们参观一下波尔多。参观完了波尔多又说，你们如果不介意的话到我家吃饭。好，就到他家吃饭了。就这样，所有的话题就那么开始展开了。说到梅希安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说啊，我这个干儿子就是他的夫人的学生。就是这样。然后我们这封信就找着地方了，很容易。但是，梅希安的回信是使我吃惊的。你找着地方他不一定回答你对不对，就以我今天的我自己的感受我想起那件事都很感动。现在给我写信的人不少，但是我没工夫回，包括E-mail，我都没法回。可是如果是都要回的话，一个是我回了你也不会高兴，我不可能满足学生年轻人提出的要求，更不要像他那样竟然给我回了一封信。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一个外国人，而且没有住在巴黎，住在外地。说要想跟他当学生。真是无稽之谈。

　　曹：他在信里边跟你说点什么呢？

　　陈：他就说，我看了你的信我很感动。他说在给你一个确定的回答之前我很想见见你。现在呢我不在巴黎，然后呢我大概两个月以后回到巴黎。能不能在10月22日下午5点钟你带着你的谱子和你的材料到我家来我们一起谈一谈？就这样。

　　曹：这封信当你收到的时候距离你投递的时候相差多少时间？

　　陈：相差15天

　　曹：基本上是收到信以后差不多很快就给你回信了。

　　陈：对，他就回信了。也就是说，后来就以我对他的了解，我知道这件事对他来说也是非常意外的事。因为以后我跟他学，我跟他一起走到任何地方的时候，都有人会过来跟我问，你是他的学生吗？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没有任何学生。哎他就带着我到处走。

　　曹：当时他已经离开音乐学院十年了。那你在见他之前做点准备吗？

　　陈：那当然啦。这个又使我回到我自己那种原有的生活态度上，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没有准备的人机会来的时候你也抓不住的。那么两个月的时间简直是幸运，他如果说明天你就到我家来，这可能性就很小了。他竟然说两个月以后，这也是很奇怪的，因为给的时间非常长。这样的话我就有机会在这两个月里边加紧法语学习。然后加紧对他的了解。每天去图书馆看他的资料听他的音乐，同时呢写一个作品，同时还要准备就像我们今天做这个访谈一样。我在想他会问什么问题，他对什么问题会感兴趣。我能问些什么问题，我能怎么回答他。那么对这个我们做了特别充分的准备，就那个同学和我一起。他帮助我。因为我法语，你想想我们这个，刚到那时狗屁不同。

　　曹：就是说你们准备到很细的程度。就是见面的时候第一句话说什么，可能肢体动作是什么，都作了精心的准备。

　　陈：肢体动作还不至于。因为我本来有自然肢体动作，这倒不需要准备。就是想到他所有的问题。他可能问什么问题，他可能对什么问题感兴趣，我可能问什么问题。就是这样。然后我的作品怎么写。这个时候写作品完全没有想什么个人风格，只是想我要说明我对现代音乐也有所了解，我有兴趣，我能写出一个像样的作品来。其实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必须努力。所以我们的见面应该说是戏剧性的见面。

　　曹：那当那天的下午五点，踏进他家门的时候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陈：别踏进他家门进他楼门，我就已经是叮呤工隆了。

　　曹：怎么个叮呤工隆？

　　陈：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了。然后每上一层，因为他在五层，因为这个楼里边三层是他家，有三层。他跟我说他在五层，我就到了五层。然后敲他家这个门，我完全是颤抖状态。我接到他信就颤抖状态，因为这就不可能。竟然一封信是后面写着他的名字，写这么一封信。就是说，我打开这封信之前我就知道，这命运要改变了。他完全可以不回的。他既然回了希望就已经有了。然后后边的希望是要我去建立的。然后我到了他家，因为很多东西我觉得在于自己的想象。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狗屁不是那你就是狗屁不是。你觉得什么可能都没有那就什么可能都没有。但是我觉得我有这个愿望，我这个愿望一定要实现。在没有实现之前我绝对不能想丝毫的可能性这是不能实现的。所以我是抱着这样一种态度去的。那么这种愿望我觉得实际上是互相感染的。他看了这么一个人这么可望，我没跪下，但是我就是用我自己的语言，用我所准备好的所有的这种材料，音乐，还有我新写的谱子，过去的录音等等。然后再介绍我自己的历史，经过的文化大革命的磨难等等。然后最后还特别巧的就是在他们家发生的一件就是说，竟然在第一次谈话我们谈了四个小时，你想想你不认识一个人，就你曹可凡先生，有一个不认识的人说第一次要见你，而且是一个年轻人，什么影响都没有，狗屁不是，到你家来你接待他四个小时。他竟然用四小时时间耐心地听我，耐心地问我。当然在这四个小时中间发生了一件特别戏剧性的事，我觉得可能对我也有帮助。就是说，我们就是这样坐着，他面对着我，后面是窗户。往后面是另外一幢楼。另外一幢楼呢我就看到一个女的在那放火。她就烧了她家。她从帘子开始烧起。这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曹：我想象着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像这个简爱里边罗切斯特夫人，疯女人烧着房子的感觉。

　　陈：很像。真的在烧房子。那么这个楼呢是在我们这马路，马路不宽就在对面。我就面对着看着。我就跟他说，但是这个什么火灾乱七八糟的我都不会说。这是在我准备的语言之外。我就说哎哎哎，看那个。然后呢，他就注意到了。然后他夫人出来了，然后我们就给火警打电话，然后火警很快就来了。然后我们一起下到楼下，看着那边怎么救火。这个过程呢使我们之间的关系一下就放松了。然后等我们再回到楼山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们的关系已经改变了，好像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使一个本来很严肃的一个招聘活动变成了一个很一般的家庭之间的谈话。

　　曹：有一种老友之间叙谈的气氛。

　　陈：然后，就是说，他感觉到我的这种欲望，他受感动了，很深的感动说实话。而且他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一直到今天我才想到他作为我自己的一个模式的时候，对学生对年轻人对那些个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没有任何权利没有任何影响的人是一个什么态度。到今天对我很深的影响。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具有极大的同情心。所以最后他说，他说这样，他说我叫我夫人出来，这件事情我想我一个人还不便做决定。他对他夫人非常好。和他夫人一起，他说我有这个想法我想接受他。然后他夫人就很简单的口气说，你想接受那就接受吧。当时他就给法国政府大学管理机构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说，我决定接受陈其钢作为我的学生，上多少课。就这样一个证明。就行了，有了这个证明我就可以拿到按照原计划的法国政府的助学金。就这么开始的。等我从他家里边出来走到楼下的时候，我完全不像上楼的时候，我就像鸟一样好像，轻得飞起来了。因为我当时我知道，从那天开始，从那个此时此刻开始，将有新的一个生活在我面前。

　　曹：你后来一共跟了他几年？

　　陈：四年。

　　曹：你觉得在这个四年当中，你跟他学到最多的是什么？

　　陈：学到最多的就是做我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他给我的东西，我们从第一课开始或者说冲突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在中国受教育的时候是要我们每个搞艺术的人能够为对方服务，就是我做的东西是为你做的。那么在那个社会里有另外一种观念就是，如果你自己没有诚实的对待自己，你不能说真话，你这个语言是不能够感动对方的。这是那个社会里的那样一种原则。那么这个原则我们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碰撞了。他问我，他说你想做作曲家，为什么做作曲家。我说我是要为人民服务。他说，那你为哪个人民服务啊。我说为人民服务啊，就是为广大人民服务啊。他说是工人农民战士干部。我说，好比说工人。他说，哪个工人。他说你能知道这个工人是怎么想的，那个工人是怎么想的。你能代表所有工人吗。他认为就是说，你想让这个工人高兴或者让那个农民高兴，最好的办法首先是要让你自己高兴，就是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你是谁，要首先认识自我。从此我开始就像后来我就想到这个例子，冼星海那个时代。冼星海的时代他写了个黄河大合唱，那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但是首先，还是他自己的需要。他如果没有那么深的感受，去感受那个时代，感受他自己内心那种激情，他写不出来一个时代的强音去感受他而已。

　　曹：那你做了这么多年的音乐，我觉得在音乐当中有一种悲天鸣人的情怀，或者说有一种爱的胸怀，这是不是也是跟梅希安老师有关？因为他最早做晚风情诗，他的作品有非常浓重的一种宗教的色彩，是不是在这个当中从精神上收到他的一种影响？

　　陈：应该说不光是受到他影响，还受到整个社会氛围的影响。当然他的影响很重要，因为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呢，他从来不要求别人、学生去按照他自己的模式，他自己的信仰去做事。他只是说，你要做你自己的事情，你不要学我，你也不要学另外一个人。有一个模式在你面前，在初期阶段可能有用，但是最终是要害了你的。要走自己的路，这是一方面。但是你刚才讲到悲天鸣人这件事情，这是另外一个方面给予我的影响。到了法国社会以后我觉得，给我最深的一次影响应该说是我一个法国朋友。我们受的教育在那个时代，尤其文化大革命里成长的这一代人，我们是阶级仇民族恨，这样一个状态。对于他人经常取一个怀疑的态度。认为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实际上他并不需要帮助，他只不过是在以这种形式来骗取他人的同情心。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经常的一个反应。所以当一个叫花子进饭店的时候，很多人就像打狗一样的把他轰出去。那在我们的心态中很正常这个，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因为那是个弱者。那么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一个法国人家里住，很晚了，大概半夜十二点钟。我上去，他们家也在五层楼，要开门。结果门口坐了一叫花子。那我就是中国人的反应，当时马上就来了，我自己就是这种反应。我说这不是你坐的地儿，这是人家门口。你要坐坐外头去。这是我的反应。然后我就进去了。进去了这家主人跟我讲，外面坐了一个叫花子，刚才我给了点吃的东西，他人还在吗？当时我就觉得我无地自容，就是这样。完全很深的内疚。两种明显的对人的不同的态度。这些东西潜移默化地给我很多影响。觉得自己以前真是没有好好思考，也没有好好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