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屏人物频惹争议 拿丑化说事成家常便饭？(2)

赵本山和宋丹丹主演的小品《火炬手》

描写河南民工的《我叫刘跃进》

　　创作者纷纷喊冤：不要给我们扣帽子

　　记者就此采访过多位创作者，他们闻听此言，大多哭笑不得。对他们而言，“丑化”之说实在是夸大其词、无中生有。

　　《马大帅》编剧白铁军说：“生活原来是什么样，我们就尽量描述成什么样。我们从比较可乐、好玩的方面入手。至于丑化，根本没有，我不知道他们指的丑化到底是什么。”

　　六六表示：“小说、电视就是这样，要有戏剧性，就会集中很多矛盾，我们描写的也是个性化的东西，不代表‘都那样’。”

　　赵赵认为自己有点儿冤：“编剧在写的时候脑子里好像有个人在演，但最后经演员处理后有时候会变味，比如一句话笑着说和绷着脸说有不同的效果，人与人对一句话的理解差异也很大。我写的时候没觉得也不想妖魔化任何人，无论是北京人还是上海人，每个人都有各种小缺点，我写这个戏希望人和人之间能多些互相理解，但没想到有的观众看时太过激动了。”

　　王海鸰则态度强硬，“说我丑化农民形象，这我不能接受，我不会以穷富论，以城乡论，而是以是非论，不能因为你是农民，有了错就不能批评，我对城里人同样给予严厉的批评。我觉得对落后的东西，不管强者弱者，穷人富人，都要批评，不能仅仅是同情。”

　　局外人质疑：谁对弱势群体不敬？

　　一边是观众不满，一边是作者喊冤，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作品产生如此多的歧义？创作者和观众之间为什么会越来越“势不两立”？再回到以赵本山为代表的喜剧小品，小人物是这些作品得以延续发扬的重要命脉。然而，纵观当今一大批讽刺艺术，拿底层人的窘困遭际博取笑声的作品几乎一直是主流。

　　著名文艺评论家解玺璋对此深有感触，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解玺璋等文艺评论工作者就意识到这一点，曾就此展开过激烈讨论，其中重要的一点即是“某些创作者对底层或边缘群体存在不敬的成分”。但随着娱乐大环境的冲击，这种以文艺评论为主导的讨论渐渐归于平静。解玺璋说：“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的娱乐节目，包括小品、相声，都有这样一种倾向，拿农民或者方言作为笑料，这跟大的创作环境有关。在西方，被作为喜剧材料的，一个是性，一个是政治，大家嘲笑的首先是总统、明星等公众人物，而在中国正好相反，这些人是不能碰的，而喜剧本身又需要表达观众心理的优越感，那么从什么地方找到这样一种心理优越感呢？很自然的，这些弱势群体就成为嘲讽对象，农民啊，边远地区啊，大家用他们的一些弱点或者跟大众不一样的特征来取得自身的优越感。后来为什么不提这种事了呢？是因为觉得解决不了，因为不可能在喜剧材料上有所变化，我们可以用喜剧的方式嘲笑大款，或者在社会上地位优越的人，让老百姓产生喜剧的快感，但这种可以嘲笑的群体很少。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创作空间的问题。所以，结果出现观众笑完别人之后感觉这个人是不是被丑化了的问题。”

　　另一位文艺评论者曾子航( blog)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什么样的电影、电视剧受欢迎，像《阿甘正传》、《士兵突击》(blog)里的阿甘、许三多，这样的人物，永远比观众‘低’，观众会觉得如果银幕里的那个人混得比他差，他会有一种满足感。往往你刻画得越高大全，观众越不爱看，因为观众在那儿得不到情感的宣泄和认同。”所以，我们会发现，小品、喜剧片里的主人公大都混得很差，很倒霉，四处碰壁。但即使观众从中获得快感，也并不是创作者可以对弱势群体开涮的理由。曾子航说：“现在的一些讽刺艺术作品确实暴露了一些创作者对小人物缺少人文关怀的弱点，经常拿一些弱势群体开玩笑，所以容易引起歧义和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