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屏人物频惹争议 拿丑化说事成家常便饭？(3)

赵本山和宋丹丹主演的小品《火炬手》

描写河南民工的《我叫刘跃进》

　　调侃不等于污蔑

　　这些作品真的如某些人指责的那样已经严重到“侮辱人格”的地步了吗？当然不至于。道理很简单，文艺作品应该允许一定程度的夸张和变形。曾子航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么说确实有点小题大做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这个人物非常完美，非常高大全的话，怎么能生发喜剧效果呢？我不认为拿这些人物进行调侃，就是对他们的贬低和污蔑，因为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但也高于生活。当我们对一个喜剧人物进行刻画时，难免要对他的缺点进行调侃，如果完美得都像雷锋一样，怎么进行喜剧创作呢？”

　　当然，具体到赵本山本人，所谓“丑化论”，从另一方面而言也是将他从神坛拉回人间的一种善意提醒。如果赵本山老是一副赖赖叽叽，邋邋遢遢的样子，的确容易让人眼部抽筋，他老人家是不是真的应该转换思维，试着考虑表现新面貌、新时代的农民形象？

　　“地域论”要克服自卑心态

　　从喜剧小品再延伸开去，诸如上面提到的类似王海鸰、赵赵等编剧创作的涉及到地域文化的作品，也被一些人用“丑化论”、“地域论”上纲上线，确实值得商榷。

　　比如地道的北京人赵赵戳到了北京人的一些软肋，土生土长的河南人刘震云点出了河南人的一些陋习，随即便被网友大批特批一通，甚至有人认为他们有“叛祖”嫌疑。事实上，老舍先生当年写就了举世闻名的小说《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离婚》，作为北京人，老舍写到了北京人的很多毛病，自私、自大、空谈，而你能由此妄下论断说老舍先生在丑化北京人？不能。正因为老舍身为北京人，所以才能更清醒地看到自己民族的一些弱点。同样，一代文学大师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式小人物孔乙己、祥林嫂、阿Q都带有明显的人性弱点，你会因此质问鲁迅先生作为中国人，为什么要一味丑化、贬低中国人？当然不会，相反，我们会说，鲁迅是在书写中国国民的灵魂。

　　曾子航说：“人性当中都是有两面性的，既有美好高尚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所有文艺作品都是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文艺作品有时就是一面哈哈镜，正好照出了自身的不足。

　　“有时候观众不应该过分吹毛求疵。如果每个人物都非常完美，就回到了过去‘二元论’的老路上，也就是好人好上天，坏人坏到底，那就不要搞什么艺术创作了。”

　　曾子航认为，现在的一些观众喜欢对号入座，比如某个地方的人看到自己地方的人在屏幕上被揭了短，他会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这可能也是一种自卑心态的表现。“现在的确存在一种地域歧视，比如对河南人。现在还有一种民族歧视，比如一提日本人，就是鬼子、变态啊，容易形成一种妖魔化成分。《加勒比海盗3》公映的时候，大家都说周润发( 听歌)丑化了华人形象，但全世界经常拿美国人开涮，很少见美国人民起来抱怨创作者为什么把美国人丑化成那个样子。原因之一在于人家更丰衣足食，更自信，更宽容。所以，它提醒我们应该走出一些误区，同时需要我们民族提高自信。”

　　解玺璋在指出某些创作者对小人物存有不敬的心理后，也从另一个角度对他们的创作进行肯定：“我们可以换一种角度去思考，就是作者带有人性的分析和批判在其作品里。我们在讨论一个人的人性时，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具体的人，他会有他自己的身份，身份当中就包括他的地域、民族，他的社会身份，甚至他的政治身份。所以，作者写一个人时，不可能写一个很抽象的人来分析他的人性，比如写到刘跃进，他是河南人，他肯定会写到一些人性的弱点，那么，这个人性弱点可能别的人身上也会有，但在河南人身上比较突出。因为我从来不认为一个河南人和一个河北人有多大区别，他的区别都在于个体上。所以，我觉得评论不应该过分强调这样一种身份，而应该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解玺璋说：“作品就是一面镜子，不能看到镜子就只想到镜子是怎么样的，而是应该想到镜子里的我是怎么样的，从刘跃进身上照见我自己，他是不是河南人已经不重要了。如果作者写了一个很深的人性深度的话，那么他给我们的影响就是在这儿，作为一个人他有很多无奈的地方，有缺陷的地方，而这些不是他个人造成的，或者仅仅是简单的道德评价，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社会性的和人性本身的批判，这样理解一部作品可能会更好一些。如果把人分成很多人群，就有点儿像新闻炒作，作新闻可以，但对理解一部作品够呛。”

　　本报记者 白郁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