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与曹可凡

　　新浪娱乐讯 电影《梅兰芳》导演陈凯歌做客《可凡倾听》和主持人曹可凡一起回顾拍片的点点滴滴，敬请期待！以下为本档节目的全程实录，供观众先睹为快：

　　曹：凯歌导演，你好，你好。

　　陈：你好，你好，可凡。

　　曹：首先要恭喜您，这次在东京电影节获得了黑泽明大奖。恩，你觉得这个奖对您有什么样的意义？

　　陈：其实，也挺意外的。其实，它是临时通知的。在我不知情的时候，媒体就已经知道了。我想呢，那个，大家都很清楚，黑泽明导演，就像我在接受那个奖项的时候说的，他不仅是一个日本文化标志性的人物，他同时在这个国际影坛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就是，他的电影呢，的确是对不仅东方包括西方在内的很多导演啊，都发生过影响。啊，我跑到这个马丁思科西斯家里的时候，看到黑泽明导演送她的这个很讲究的这个玩偶。因为他们合作过《梦》那个片子。斯皮尔伯格，也是认为黑泽明他一定程度上可以算作他的老师。所以，我想得到这一个奖，其实是一个，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很幸运的事儿。这个，我觉得我拿这个奖也有点感动。就是，确实因为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对黑泽明导演的作品，特别是像他的《七武士》，《罗生门》，《活着》啊，当然也包括后面的《蛛网宫堡》，这个《乱》啊，都有很深刻的印象和记忆。

　　曹：我记得，当年黑泽明先生在戛纳得到这个特别大奖的时候，有一句得奖词，我一直印象特别深。像他这样的大师居然还说出：“我现在正在学习，如何更好的拍电影。”

　　陈：是我想，他这样的可以算是电影方面的一代宗师啊，这对我们就是一个鼓励了。就是要像他那样的，有一个很大的胸怀，用一个谦虚的态度，因为的确是这样的。因为，电影越拍啊，你越觉得有更多的可能性会出现。电影越拍呢，你会觉得自己所知还不够多。电影可以随着时代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变换它的形式。但是呢，它里边儿那最让人感动的那点儿东西又始终还在。

　　曹：我再问一个题外话，就是今年你在非常紧张的做《梅兰芳》后期的时候，你居然还专门抽出一段时间跑到美国，跟姚明()拍了一个公益片，这也是我们电视台特别邀请您来拍这样个片子。当时，您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梅兰芳》这么大一摊子事儿在等着您，您还跑到美国这么长时间。

　　陈：其实，事情要从我五月份在西班牙做这个《图兰朵》歌剧和祖宾梅塔合作。当时，就发生了地震这件事情。我是突然打开电视，看到那个CNN，那个震情是很奇怪的，只是拍到北京建国门那一带，有些公众就从那楼里面跑出来，那我以为，这个地震就像76年那样，发生在华北地区啊，或者是东北地区，那没想到是发生在四川的。后来，慢慢的消息越来越多，那些很感人的事情，我通过网啊，通过朋友们打电话都了解到了。所以，有一天就是在排练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导演说，就是我的舞台助手，西班牙人，我就说呢：“我能不能占用大家五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说个事儿。”我说，我今天听到你们的歌声啊，我有一个特别的感触，什么感触呢？就是有一些小孩子，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发生了地震。为了互相，能够在这样一个时刻，互相激励。居然在地下被深埋的时候，唱起了各种各样的歌儿。我说这个是天堂里的歌声，我这么一说之后啊，这个合唱队里的很多人都掉眼泪了。那天的那个排练就特别的成功。那么，因此就让我想到就是，拍姚明这样一个公益广告，对我来说是义不容辞的事情。因为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愚公移山，就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我觉得姚明，也是可以作为我们，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出现的一个新的文化符号。在大洋彼岸，可以说用他自己的球技和人品，征服了很多美国人的这样一位中国的杰出的篮球运动员。他的形象出现在这样一个公益广告片中间，是会给大家一个鼓舞和力量的。同时，我也觉得我很喜欢我们最后做的这样一个构思，拍了一个这样Green screen shot这个蓝屏的镜头，最后看见它在一片麦田中间。就是说，家园是美好的，我们最终还是能够把这个家园恢复起来。

　　曹：我们现在来说导演的这个新作《梅兰芳》，随着作品马上就要跟观众朋友们见面，作为导演，您现在的一种心情是什么？是不是就像自己的孩子出生了以后那样的感觉？

　　陈：恩……其实，我倒是有一些抽离感，这个抽离感就是什么呢？我好像觉得我自己，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变”是一个宇宙间的基本准则。这个人都一样的，人都会变的。我的这个抽离感，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就是，梅兰芳先生1930年1月份，在纽约四十九剧院做的首演，我一直问我自己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倘若他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话，他应该不会去。大萧条，华尔街的破产，那么多人都可以说出的很慌乱的一个状态中，这时候来了一个中国人，带着一个美国人从来没听说过的，不了解不熟悉的，一个京剧的形态，直接走进了百老汇。他是为什么？那同样的，就是说，当《梅兰芳》这部电影要正式公演之前，让我想到的事情不是能否取得最好的票房成绩，也不是是否能够得到最好的口碑，而是这个电影中间所传达的价值。通过梅先生的一生所要表达出来的这样一个价值，能不能被我们观众接受到。所以，这个时侯我觉得我没有紧张。我也没有一个很高的期望值，一个巨大的期待在这儿。我觉得我这个做法，可能有点儿梅氏遗风。

　　曹：呵呵。其实，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中国的名人传记片啊，过往拍得很多，但是往往我们导演在拍摄的时候，会把这个传主啊塑造成一个圣人，一个完人。可是您从筹备开始，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一直强调，希望把梅兰芳还原成一个凡人。怎么去把他的这种平凡之处，通过荧幕的那种种种细节来表现出来？

　　陈：你看你这名字：曹可凡。多多少少的都说了这样一个意思，凡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宇宙间存在了各种形态的物质，但是各种形态的物质最终都是相似的。国学大师有一位叫钱穆先生，说宇宙间的一切只不过是极微相似而已。极微但同时又相似。所以所谓在平凡与伟大之间，并没有一个根本的界限，作为传记片的传主，肯定的有过人之处。不然，大家怎么会想看他的一生的生活呢？对不对？但是我自己又觉得，如果我们把事情还原到了极微相似的状态，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梅兰芳，梅兰芳也可以成为每一个人。这是我的一个很切实的感受。同时，我也有一个感觉，我觉得梅先生啊，他不是一个一生一帆风顺，像西方人说的嘴巴里叼着这个银汤匙来到这个世界的，也不是一个干干净净成长起来的人才。他是在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环境中间长大的。一方面，他的祖父梅巧玲是内廷供奉，可以面圣，可以替皇上，皇太后唱戏的那个人。同时，他们又处在南城最偏僻，可以说是最不堪的地方，八大胡同之一的一个胡同。他从小是在一个备受歧视的环境，对整个行业的歧视的环境中间长大的。他第一次遇见他的老师吴菱仙先生，他就说：“你没有吃戏饭的命。”他第一次这个遇到的大难关就是父母双亡，过继给他的伯父梅雨田，甚至于要做一些很不堪的工作。他怎么会成长为一个，不管是剧界还是整个社会给予他的这个称号，说他是：千古完人，天下第一人，伶界大王。我觉得他终其一生，因为在我们影片中间有一个典型性的道具，就是一幅指甲锁。这指甲锁的可怕之处，按孙红雷在台词中所说的话就是在于它是用薄薄的纸做的，不用一丁点儿力气就能撕开。可是要真能撕开，实际上是撕不开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梅兰芳这个人是在一个平凡的状态中间，带着专属于他的那一幅指甲锁，翩翩起舞。几十年，他这个指甲锁没有被撕破过。这不能不说，他的确有他的过人之处。我觉得他是一个，如果我们拍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冷冷清清的，这么一个完人伟人，会和我们观众有多大的距离？

　　曹：我听说您跟这个梅先生的嫡孙过去是同学，您小时候还去过这个梅府去玩过，您那个时候见过梅先生么？

　　陈：见过。其实这是挺偶然。我现在，就是很困惑。他的这位嫡孙究竟是谁？我现在居然找不到。年龄都有点对不上，但是确实我知道他叫什么，我也跟他在一个幼儿园的班里边待过。去梅宅呢，主要是因为我父亲的缘故。那个时候，我父亲参与拍摄一些梅兰芳的纪录片艺术片。所以，认得，又是一个幼儿园。所以周末就把我接去了。我对梅家就三件事儿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