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上海电视节2009中美影视高峰论坛(3)
主持人：但是在美国，像《绝望主妇》或者是《豪斯医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电视剧，比如《绝望主妇》有第六集了，已经在制片的过程中了，还有我们的CSI，还可能有第九季、第十季，要开始制片了，谁来做这个决定？他的命运如何决定？
Deran Sarafian：应该是我们的制片公司，我们的制片公司有专门的运营人员，他们非常熟悉。其实有很多他们都选择好了，我们运营的过程中，我们的编剧还有我们的运营人员他们是国王，他们知道他们发展的模式，这个编剧他们自己就知道过了那么多时间，他们知道整个故事的进展会是怎样。而且整个的剧情，应该说有这样的一个配方，还有包括我们的摄影师、我们的演员、道员他们也在之前就很熟悉，而且是自行运营的模式，如果说他们要再拍一集，他们就可以持续下去。然后你们再回到你们的编剧，再让编剧写新的一季。先是到我们整个运营商、我们的制片商，一旦他决定，我们就会让我们的编剧告诉他们，说了剧情可能要延续下去。他们会告诉你，我们主要的方向怎样，我们也下来会要怎样走，我们告诉这个编剧由制片人了解到整个故事流是怎样的。他们确实要20多集、30多集的跨度，最起码的，每一个季，他们都要考虑一个季如何编制这样的故事，像《绝望主妇》，他们在编剧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了。当然，这些人他们也是喝很多的酒的。
主持人：美国人的戏开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结束，创作出来23、24集，但是他的结尾总是没有结局，下面接着走。而我们中国人拍电视剧的时候不是这么一回事，拍之前已经从开头到结局都定了，这可能是最基本的差异，是不是也和效率、速度有关？
郑晓龙：还是和电视台的播出有关，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也希望一个片自聘派打得很响，接着一部一部的往下拍，这样的电视剧也和题材什么是有关的。电视台的播出如果是一年52集、52个星期，就这么系列的做下去，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不用再另起开头了。我们现在就一个题材，这个题材拍完了再起一个开头，我们永远是想新的东西。但是他们是在一个框架里面，比如《绝望主妇》就这么几个人，但是如果《绝望主妇》播了一年没有播好，收视率掉下去，他们不换新的也不可能。
主持人：没有完呢？
郑晓龙：比如出门被车撞了，他们也得停了，因为没有观众了。故事没有完，但是钱赚不着了，他们是要看着收视率说的。
张国立：他们是商业模式，我们是双轨制，一个是商业模式，比如我们制作人，确实是在走一种商业模式，因为我们自己要拿出钱投资，要判断这个钱是不是赚钱，这个赌博的包袱压在我的身上。电视台是否买你的戏是电视台说了算。但也有不是商业的，你市场的汇报和市场机制不一样，我们也有这样的戏，像晓龙讲的，还有我自己的经验，像《纪晓岚》和《康熙微服私访记》，我真的是做着做着，市场好，电视台也要求我们拍，我们就再写。
主持人：你各拍了四个大集，四季了。
张国立：我五集就是一个单独的故事，我们是什么《紫砂记》什么的，我们也是记，改得挺快，但有点盲目。不同的是什么呢？他们没有压力，如果电视台给我钱说拍，拍到收视率不好了，你可以不拍了，我可以收工马上拍别的去，但是整个不太一样，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中国做电视剧的人还是很幸福，我们有这么多忠实的观众。如果现在中国的电视台一个星期只播一集电视剧，那我们很多人都没有饭吃了，就只能这样，因为我们做电视剧的太多了，因为电视台频道太多了，我们的观众太多了，所以每个电视台，你今天播三集，他后面播五集，他后面赶六集，都播不烂，你放心，因为我们的电视台太多了，只是说我们挣钱的空间越来越小了而已，但我们还是觉得很幸福。
对吧？马儿(马中骏)。你看，他其是很幸福的。他不用种地、耕地、刨图，他可以直接做老板了，又导又演还得当老板，你比我幸福。
主持人：一个电视剧的题材选择是否适合市场的需求？像《绝望主妇》，像中国的《纪晓岚》和《康熙微服私访记》，这些都是很成功、很热的剧。这个题材可以继续做下去，但是会更难。你想选一个可以同样让观众感觉到新鲜、有趣的题材更难了。
(播放短片)
主持人：刚刚这段是《绝望主妇》自己提供的短片，我想切角一下张国立和郑晓龙老师，看了他们的拍摄现场，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觉得跟我们的现场感觉有什么不同？
郑晓龙：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我在美国拍过《刮痧》，我知道美国人拍电影和拍电视的感觉，而且我剧组基本用的是美国人，还有一些香港人，我们大陆就去了六个人，包括两个主要演员。他们的现场非常井井有条，每一个工作人员非常专业。他的灯光包括他的线，这个镜头拍完了就应该拍下一个，直接把线拉过去，但是他不，把线全部收起来，说下一个在这里拍，他再拉下来，你看他永远是在忙活的。而且那边有工会，这个工会非常厉害，我在那边拍电影的时候，他们总是和我说工作时间到了，我最讨厌这个。每天八小时工作，一星期休息一天，我们是一天工作十六小时，没有一天休息。大家都是早早的就拍完了去吃饭了，喝酒，非常舒服。我们回去以后累得像狗一样，在现场都睡觉，我们现场疲劳的程度是非常厉害的。我觉得他们拍的时候有点像玩，和我们国内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们玩得非常爽。
David Warren：我得说清楚一点，你们看到的这个东西可不是真实的情况，只是我们所做的一个有点类似推广片的那种，其实是一个假像。要让大家看到，我们在拍这个东西，梅西给了我们很多的赞助，让大家看到梅西的现场多么漂亮。
主持人：实际上你们是在摄影棚，摄影棚不用花那么多钱对吧？
Deran Sarafian：你认为我们在玩，我们很爽，你可以和我们换一下，你要管这么多人，每个人各司其职也很难的。
郑晓龙：这就可以看出文化差异，美国人在宣传自己片子的时候都说多漂亮、多好玩，我们干的是多漂亮、多高尚的事？我们宣传的时候，都是说你看我们累得像狗一样，多痛苦啊？我们这被痛苦你们还不买我们的片子？求你了？就这观众还不看，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差异，他觉得你干了高尚的事和快乐的事，大家都说太好了，我们都去吧。
主持人：张导也这么认为？
张国立：当然我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也在拍戏。但是他的工艺流程和我们不太一样，他们是用电影胶片在拍电视剧，所以整个的工业生产流程也和我们有点不一样。我们是用高清拍的。
Deran Sarafian：我们也用摄像机，就像这样的。
郑晓龙：刚才是为了宣传吗？
David Warren：不是的，我们实际上是用35毫米的。
张国立：也就是在这里是拍电影的概念。
Deran Sarafian：我们看一下现场，这是索尼的摄像机，这是东芝200的那种，我也用这种。
主持人：你只用这一种吗？
Deran Sarafian：如果我们(用红的)就是现在的这种，但是通常我们都是用35的。我现在也在做尝试，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是想用实验的方式改颜色，而且这样成本也更低，所以现在我也在用这样的。
主持人：在逐渐的改变，他也曾经用35毫米，同时现在在慢慢的改变。
郑晓龙：他的改变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因为摄像机的高清水平在提高，他在保证原来质量的基础上，他觉得我们可以降低成本用这个。我们不是，我们确实是用不起那个35毫米，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有一个故事，这都是真事。一天剧组蹲在路边吃盒饭，旁边一个中年女同志带着一个孩子从剧组旁边走过，看着这帮蹲着吃盒饭的人说，就和小孩说：“以后好好学习，要不然以后你就跟他们一样。”我们那时候感觉够悲惨的，很可怜的。
张国立：我还遇到两个老大妈争论说“是他”“不是他”，说“是他”的说，一看就是他，演过那么多戏。说“不是他”的，说他不可能蹲在这里吃饭。
主持人：中方的预算相比美方低很多，你看看摄像机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有限的经费、有限的时间。
David Warren：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已经被宠坏了，我们没有盒饭这些东西。
主持人：再返回刚才我们所说的问题，说到《绝望主妇》，我们有五季、六季。
张国立：讲这个例子并不是说我们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是用一种很幽默的方式告诉大家，每一个人都在发展，每一个国家都是，包括他们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要走，我们也告诉业内和媒体，不要给我们太多的压力。因为这样的交谈，实际上是一个互相了解的，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并不是抱怨，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现在做电视剧的人真的很幸福，如果你不让我做这个工作，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们只是在讲，我们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但是我们一定会前进，以后35毫米我们都不用，我们用36毫米的！没有吧？
郑晓龙：72毫米的。
张国立：72毫米我们也不用，我们用73的。(笑)
我们就是在交流，我们也想问问美国朋友，了解中国的朋友多少？我们中国的媒体非常开放的心态，包括报纸、电视台，播出外国的信息比播出中国明星的信息多多了，比播出中国剧组的信息多多了，但是你美国的电视台你根本看不到你在这里拍戏什么的。我们通过这样的交流，可以告诉互相的人们，你们应该更多的了解中国，我对他的了解比他对我了解多的多，《绝望主妇》我看了，《迷失》我看了，《犯罪现场》我也看了，我对你们的了解比你对我的了解多的多，我在中国是这么棒的制作人，拍了这么多的戏你们看过吗？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我的戏拿回去看一看。
(David Warren给皇帝见礼，张国立说“平身”)
张国立：这是我们业内人聊天的方式，非常轻松。中国在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有很多不如你们的，但是电视剧的生产量上，我保证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国家，我们每年生产多少？马中骏最了解。
马中骏：1.47万小时的电视剧是这些人在生产。
张国立：你们在美国一定是精英人士，不然不能来高峰论坛，但是中国1.4万多小时生产的电视剧是交易的，没有交易的比这还多。有些东西电视台不买，你白拍了。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但希望我们学习你们的同时，你们更多的了解一下中国电视剧业内的人士。
主持人：我想这一点是非常好的，这个观点非常棒。在美国，根据我所了解的，像你们这样是把想法、创意卖给制作公司，但是在中国，刚才讲到1.4万多小时，但是中国的制片商，他们卖的是产品，不是卖创意。我们拍了1.4万小时，但是对电视从业人员、对电视台来说我们是卖成品。而美国市场，他们的制片人人他们确定的是创意，我卖给电视台的创意有了，你给钱我再拍。
张国立：这是一种播出机制的形态，你说我这个戏我先告诉你，你甚至拍出一点样片给人家看，人家说好，我给你钱你继续往下拍，会有这种制作形态，过去也有。但是很多电视台在竞争特别激烈的状况下，这种方式他们不做了，我们现在讲制播分离，制作和播出的平台是分离的，所以刚才我和你讲双轨制，这就是双轨制的具体体现。一个电视台和我说，你的戏好，你应该拍。但是没有一个人和我说，你拍续集的钱我来出，没有。我们是通过一个创意转化成一个产品，我们的压力比他们还大。
主持人：您先投资把创意变成了产品，而他们是有创意还不需要自己投资。
张国立：那我就不了解了。
主持人：你们是如何和你们的电视台处理关系？你们没有必要把全部的都拍出来，没有必要把成品拿到电视台，是吗？
郑晓龙：他们也有做成成品去卖的，但通常他们是一个片子有一个创意，拍一集样片，在一个社区先播一下，效果好再往下做。当然，也可能电视台投钱就做了，他们就是一个种子钱。
David Warren：Deran Sarafian了解可能更多一些，因为你肯定要把这个给他们看一下，他们看了以后说“是”或者“否”。
Deran Sarafian：我也刚完成了一个样片，在上海的大街上，明年年初可能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也有一个关于犯罪的题材，关于警察的，是过去的生活。也可能和中国有些关系，是警匪片，现在也是在试播。很多人都做了这样的工作，有一个是24集，但是只放了一集，后面就没有了。有一个晚上放了一下就取消了。我现在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的影片在全球市场上都进行播放了，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很荣幸的。如果像一个画家，我们觉得很好，但是我们给别人看，别人有自己的标准，有的人觉得我可以用你的作品，有的人觉得我不可以用你的作品，我们也是非常敏感的。有些人觉得这个不好，马上撕了，接下来也就没有续集了，这对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对我来说很没有面子，因为我对这个作品感觉很自豪，但是你没有得到认知，所以感觉没有面子。每个作品都有自己的风险，我们这个行业当中，风险永远会存在。
主持人：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不管是屏幕机前还是屏幕后的，这些嘉宾让我们的生活真正有意义，他们把笑声带给我们，把泪水也带给我们。其实，所有的人不仅仅是我们，还包括我们的编剧、包括所有的装修人员、包括灯光的人员都是这样，在屏幕背后的所有人都为我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我建议大家拍手感谢所有屏幕背后的人员，所有在镜头后面的人，非常感谢你们。
每个人都在讨论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你们有这样的切身感受吗？你们工作当中是否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在做制片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压力？
Deran Sarafian：我们感受到了实体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还记得这次工会的罢工，这次罢工带给我们的打击比金融危机还大。像我们的公司和制作公司现在正在压缩我们的预算，尽管我们的剧有更高的收视率，尽管我们的剧做得越来越成功，但是实际上我们未来可以得到的钱就越来越少了。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怎样，我觉得一般来说经济危机是电影发展的契机，但我们觉得压力现在很大。中国是不是也这样呢？
主持人：人们去电影院，想去看电影，必须要花钱买票呀，为什么金融危机他们反而更会去呢？
Deran Sarafian：实际上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电影的繁荣年，08年也一样，又创了新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但其实我们发现这次我们虽然有一个好年，但压力越来越大。首先在娱乐界，在美国电影相对来讲比较昂贵，如果人们在讨论周末要干嘛，也许去夏威夷，去渡假、去电影院，虽然作为娱乐界来说电影比较贵，但是在人们的娱乐当中去电影院还是很便宜的。更便宜的是在家看电视剧。人们现在确实在电影院、电视上花的时间更多，因为经济在收缩，我们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的预算越来越少，这也是我和Deran 更多的感受。
主持人：现在看电影、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Deran 说美国的电视工作者预算被压缩了，我们也碰到这样同样的问题吗？
郑晓龙：我先说说这事，中国和美国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首先，这两年中国的电视和电影发展速度特别快，电视的收购价格包括电影院的票房都创了新高，也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所以我们没有压缩预算，反而是在增加预算。其实，收视在增加，看电影的人在增加，美国朋友也说了，毕竟看电影包括看电视的娱乐比出外渡假要便宜。另外还有一个，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人们的心里都比较难受，电影院里去圆一个自己的梦，去那里高兴一下，这时候喜剧反而特别受欢迎。所以，金融危机也会带很多人去电影院放松，看一场喜剧、圆自己的一场梦，缓解一下压力。美国大萧条年代，是美国好莱坞的一次大发展的机会。我觉得，在中国恐怕也会这样，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危机并不像美国那么厉害，前段时间我刚从美国回来，我住在美国长岛，那个街上有1/3的商店关门了。
主持人：倒店了？
郑晓龙：商店关了，人搬走了，包括餐厅，我看关了的至少有1/3，金融危机的感觉会强一些。这几年在中国卫视的竞争，使它的价格在往上涨，而且这两年的电影票房也在往上增加。像美国底特律汽车工业很厉害，就成立电影培训班，让大家去做群众演员，养家糊口，这时候他会有发展。
主持人：张导同样这样感觉吗？
张国立：我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是投资人，我没有压缩预算，还是照样进行。金融危机带给我很多其他的知识，原来我真是一个只知道拍戏不知道干别的人，现在我才知道中国有这么多的钱而且都买了美国的国债，现在世界金融危机了，中国人要替美国人买单我才知道这么多事。我一直想，中国还要拿出那么多钱去买美国的国债、买欧盟的国债，什么时候可以拿出一点钱给我们拍拍电影、电视剧，我也在想这个事。金融危机对我来说可能还没有大的感触，只是又让我知道了很多东西，美国这么大的公司也可能会因为金融危机倒闭，美国连银行都可以说倒闭就倒闭，因为我也是一个受害人。我就会觉得，还是这儿保险，我们中国很好，很保险。再加上中国的习惯是大家存钱，存钱的目的一个是为了防老，二是为了怕遇上突发事件，存了钱的人也会想，可算遇上事了，我存的钱总算用上了，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从行业来讲，我是投资人，我要拿出钱来拍戏，没有遇到一个部门说金融危机来了，老板你可以降点价给我们。没有。
主持人：您拍的戏要卖给电视台，他有没有说张老板，现在金融危机，您的戏能不能便宜一点，或者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比如有些演员说“张哥，我少拿点钱您给我个戏拍”。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吗？
张国立：没有在金融危机的状况下发生过，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的销售方式基本上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电视台看到你的戏以后，他觉得好他才能要，他觉得不好你别管什么危机来了他不要就是不爱。如果真的是一个好戏，不管什么样的状况下，得电视台看，他觉得有收视率、有市场的东西，他才能去要。如果他不要会有别人要。所以基本上你拍的好的东西不会有太大了问题。我们台上坐的两位美国导演、美国制片人，他们的东西可能更宽泛一点，除了美国他也可以进中国，也可以到英国、法国、欧美、东南亚，都可以去，我们自己的东西可能市场还没有那么宽泛，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怎样让自己的东西可以走出去，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市场。所以我觉得跟他们的对话一个是交流，另外也是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对话，他们可以更多的关注中国元素，像你们第一个单元讲的《功夫熊猫》，拍一个美国市场合乎西方观众口味的戏，而是真正的了解中国，可以和我们有一些合作。现在这个世界，大家都说世界越来越小，因为世界就是一个家，要不然美国的金融危机怎么会让你讨论影响到我们没有？因为世界越来越小。所以每发生一个事情，你都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我们更多需要的是互相了解，因为将来地球就是一个家，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一种开放心态，也特别希望我们找一些中国元素、中国文化和美国人之间可以交融、可以交流的电影、电视剧。像晓龙做的《刮痧》，《刮痧》是中国中医治疗很有效的治疗方式，但是在美国说这就是虐待儿童，这属于文化差异。怎样让这两种文化差异碰撞出喜感来？因为大家容易把这个事说得很严重，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互相的交流。
David Warren：什么是刮痧？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主持人：你可以看一下这部片子。
郑晓龙：刮痧是中国中医治疗方式，比如你感冒、发烧、不舒服了，不用给你吃药，把衣服撩起来，在你后背拿一个板，专门的板给你刮，把火气刮出来，你散发出来病就好了，不用吃药。但是刮了之后后背红红的，像打人一样，别人认为你是虐待。美国有儿童福利局就把孩子带走了，这就变成一场漫长的官司，他要把孩子要回来，人家说你虐待这个孩子，他就要给人家解释。但是美国的解释方式，医学鉴定的方式和中国鉴定方式不一样，中国的医学像刮痧这样的，中医是建立在经验医学上，神农尝百草尝出来的。比如说经络，现在证明有，但是解剖学解剖不出来，你说这是经脉？你拿出来。美国的西方医学基础是实证论的基础上，是需要实验、解剖学建立起来的。两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哲学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医学方法，这种医学方法彼此不了解，像针灸扎你就不疼了，可以治你的病。这个解释不了。
Deran Sarafian：针灸我知道。我做过，很有效。
郑晓龙：针灸讲经络，你解剖学无法解释。我们在美国那边多年时间针灸，美国人说我们认可了。但是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治疗方式，你们美国人不认可的。
张国立：所以这样不同的文化元素、背景，我们怎样合作这样的故事才是有意思的。
主持人：这一点非常好，Deran Sarafian在做一个新的电视剧，说过去的生活。从另外一句话来说，美国的导演、制片，他们也非常的努力，他们希望把中国的哲学等放到自己的剧本。对中国的制片人来说，中国的制片商是不是考虑把西方的一些想法、西方的理念放到我们中国的剧本当中？
Deran Sarafian，如果你要做一个电视剧的话，如果用中国的元素你是不是考虑过在你的新剧目当中？你怎么考虑的？
Deran Sarafian：我前面完成一个《豪斯医生》，《豪斯医生》对我来说我不会再做了。你刚才也给我一个想法，说不定可以把中医的一些东西放进去。我想，下一步也许可以尝试做一下。其实，有关过去的生活或者生命的重生这个剧本我非常感兴趣，我们现在有一个转世重生的剧本，现在样本出来了，只有一集。我觉得现在来说有这样的市场。
主持人：拍前世的新戏，《豪斯医生》不玩了，除非经过今天，和制作方推荐，加一些中医的制作方法。
张国立：《豪斯医生》西医和中医的碰撞。
主持人：你可以选张国立作为主角，可以吗？他新拍的戏叫前世，我们叫社会剧，演警察的故事，但是用前世今生的概念，这对中国是非常哲学的中国概念，老外把这拍成一个题材，但我们好像很少，中国人是不是比较难把外国的思考和哲学拍到我们的戏里？或者我们说我们非常非常西化了？
郑晓龙：其实在中国的影视文化当中，把国外的理念引进来，比国外把我们拿出去的要多得多。我去过美国，或者说我在美国拍过片子，其实我没有去过之前，我从小到大看了大量的国外翻译作品，就是小说，包括诗歌，看得非常多，这些东西潜移默化对我们的文化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文学作品包括东方的文学作品翻译过去他们了解就非常少了。我儿子现在在纽约读书，他们那边学历史、文学，几乎没有东方文学的东西，非常少。讲到中国历史，这么厚厚一大本书的时候，中国历史只有几页纸。这说明我们文化的流入流出，和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强大都是有关的。如果我们是世界第一大国或者是强国，我们的文化一定要让他们想要了解。我觉得，文化这个东西一定是从高处往低处流的，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一起合作，彼此了解，让我们中国的文化产品真正在强大，在壮大，这个壮大了之后，他们就一定会来看。比如我们很少看刚果的影视剧，你会看吗？当然我们用这个举例不太对。美国现在在提倡多元文化，中国也是在提倡多元文化，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我们在多元文化的过程中可以提高我们自己的水平，提高我们自己的创作质量，这是我们这一帮人要真正做好的。
主持人：Deran Sarafian、David Warren你们是否看过中国的影视剧？
David Warren：我没有看过中国的电视剧，电影看过很多了。就像之前说的，经验不同，但本质差不多，我们都在做同一类的事，我们都是农民啊，我们也会蹲在河边吃饭的。
主持人：你们是美国农民，牛仔。
Deran Sarafian：这是我们的一个多级化，就是嫁接，文化的混合。我在两种文化相互的碰撞中获得了很多的灵感。而且我们在摄影棚也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作。在我的摄影棚就好象一个多国合作的政府，我们大家相互沟通、对话、协调，然后我们找到共同感兴趣的东西，最后做出来一个精采的作品。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类似地球村的感觉，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一天在摄影棚里面，我的太太就跟我说，我们来到这里看到这么多东西真让人难忘，我认为在这里拍片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是在别的地方学不到的，我也看到过很多中国的电影，实际上我还没有看过很多电视剧和很多电视节目，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渠道可以看到。电影很多，当然我们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一些，我们也真的很想看你们的作品，但即使我们可以找到也找不到翻译成英语的，我想看也看不懂，我真的很想做一下这样的工作。
主持人：两位美国的朋友都表现出了很大的积极性。
张国立：我就纳闷，美国的电视剧人家就都有翻译好的字幕呢？香港买的也有中文字幕，都有的。晓龙刚才讲的例子也不是很好，但还是这样的问题，文化上还是要把自己的特点和人家关注的热点做出来才行。我们觉得很幸福，这份工作给我们我们有工可开、有盒饭吃，“多国部队”在一起，大家一起把戏拍完了还是感觉非常有意思，但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真正要把文化的东西做到美国人感兴趣，这不是一两个制作人可以完成的事，这是一个大工程。
主持人：大工程包括什么？
张国立：都包括，像晓龙讲的例子我也在想，我就够土了，但是那么多外国经典小说都看过呢？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了。
郑晓龙：文革前、文革中都有看。
张国立：现在我们做这个讨论没有问题，这是一个里程碑，也许再过若干年我们都老了，我们坐在下面都老了，我们看到这帮人聊天可能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感觉，我觉得今天是很好的开始。金融危机来了，大家都可以感觉到中国是有钱的，将来有一天大家也会感觉中国的文化是很有意思、很有内涵的。
主持人：像《功夫熊猫》这样的作品，也给美国的观众、给全世界的观众一种刺激，包括即将要播出的《前世》，相信中国文化被大家好奇已经很可能了。我们再现实一些，我们就把今天当做一个起点，怎么做？怎么合作？怎么开始？有没有可能美国的制片人、美国的导演和我们中国制作方一起碰撞出什么样的作品？怎么做？中间的结合点在哪里？矛盾之处在哪里？如何克服？你有没有觉得中美之间的合作有很好的前景呢？
Deran Sarafian：像我还有我的同事我们都认为这是很有意思、很值得做的一件事。就像你要开始做一个故事，大家坐在一起，然后讨论说这个故事如何写？这个故事怎么发展呢？我们大家可以坐在一起，从中国和美国都找到一些编剧，然后我们一起写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啊，这也是一个可能的开始方法。我想，我自己曾经在苏联做过电影，当时还是共产党党政的苏联。我们之前一起在那里共同做的电影，四年之后又到美国共同的做一个电视，这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尽管你的意识形态不同。我一直会收到创造力的鼓励，创造力会给我带来很多的灵感。如果说我一直没有见到你们，我觉得很遗憾，即使现在我也觉得相见恨晚。
张国立：太会说话了，很好！但我不建议我们双方一起做东西，因为我如果到你美国，在你那里拍一个戏，我再请你来拍一个戏，其结果是我们俩最后都不会拍戏了。因为你美国那一套拿到中国来我们不可能做到，我这套你会说你受不了了，回去不会再拍了。我喜欢你说的，如果你觉得有一个东西有中国元素，或者我也觉得一个东西由美国元素，我们一起聊聊很有意思，像你说的前世，中国也有这样的故事，比如说《神话》也是讲前世。中国有一个《周易》这样的玄学，易经八卦也是说你前世和你所有的事情，都讲得很有道理，但是谁也研究不出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我们叫玄学，可以利用。讲前世的时候用点中国元素，弄一个讲《易经》的大师，当然我这也是为我想的，我可以演。
主持人：你觉得这个有用吗？张国立演这个戏行吗？
Deran Sarafian：我想我太太和我，和他，我们可以一起吃个饭，我们可以一起继续讨论这方面的东西。
主持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你想，原先我们可能想不到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这样的问题，你看，开始并不难，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主持人：David 呢？
David Warren：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我没有什么好补充了。
主持人：你做电视、电影都有，但一开始是从舞台剧起家，你导舞台剧的时候，像绝大多数的故事都是古代的故事，比如说法国、英国在中世纪或者之前，每一个剧讲一个故事？我知道有一个剧是帕蓝朵，是讲中国的一位公主。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在你的未来工作中把中国的传说放到你的作品里呢？
David Warren：我认为这完全有可能，我想我们会做到这个的。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和Deran 就发现实际上我们对中国的文化懂得很少很少。
主持人：那你知道什么呢？
David Warren：太少了。
郑晓龙：你可以不回答，他有点“强架”。
张国立：他还不了解中国的时候你非要逼着他放中国元素，这有点绑架了。我们通过这样的探讨，刚才他说得很好，我们开始交流、开始谈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这并不难，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我们不要求下一个我的戏非得写一个美国人，美国戏非得写一个中国人或者写一个中国元素，通过这样的交流，我们相互感兴趣，我们有话题了这就很重要、很好了。
郑晓龙：我觉得观念上要改变。大家改变什么呢？要把对方的文化或者对方放在心里，大家彼此尊重的情况下多做交流。说得具体一些，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这个题材很有国际性，我可以发邮件给你大家彼此了解。如果你们也觉得这个题材不错，你说我想加中国的东西，或者是觉得不太好加，或者是你喜欢的中国，你在生活当中娶了一位中国的媳妇，我觉得最好的交流是你娶一个中国媳妇，我们娶一个美国功夫。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功夫熊猫》？就是因为他娶了一个中国上海的媳妇。
张国立：完美的完成了中美交流。
郑晓龙：可以把大概的故事走向发邮件给我们，发邮件现在是最好的交流，这样我们也可以提出我们的建议和方法，这样交流就来了。如果你说我们想经常见面，当然大家聊天非常好，你们来了我也特别希望可以和你们一起喝酒、聊天。像今天电视台大家交流，这都是10年前、20年前不可想象的，这说明什么？说明时代在进步，更加开放。而且我们的国家文化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这样你们也说明了你们对中国的重视和了解，越来越感兴趣，所以你们才会来，否则你们也不会来，我们也不会有今天的交流。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紧密，比如说先交朋友，然后彼此对对方的文化感兴趣，大家聊、碰撞，头脑风暴、脑力激荡，最后突然暴出特棒的东西。
张国立：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东西我们共同投资，但是你们分中国，我们分美国，因为我们投资的比例不能一样。
主持人：我们应该怎么办？感觉好像是四个导演了，你们是不是之后打架？一集一个导演？
张国立：我们做四部戏，但是演戏你们两位不要演了，我演四部戏。
主持人：Deran Sarafian的夫人可以演。
张国立：我带着，男女主角。
主持人：好的，制片人是上海电视台。再次感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