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人生回顾 昆汀《杀死比尔》受邵氏电影影响

2014年01月14日22:41  中国企业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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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生若戏

  香港无线电视的讣告给了邵逸夫最精准的送别语:“他以无比的精力和视野,带领无线电视成为香港最大电视台和全球中文电视业最具影响力的电视台之一。”

  说邵逸夫是大亨,其实他的产业规模远不及默多克和雷石东,如今TVB一年的净利润只有十几亿港元。但邵逸夫的影视王国是他一手创立并一步步积累、打拼而来,无处不渗透着邵的思想与个性。从踏入社会做事算起,他用90年时间只做了三件事:电影、电视和慈善,每一件事都与历史巨轮一同向前推进,他是英雄,也懂得借时势。

  邵逸夫说过,他一生最爱的就是电影,“搞电影最赚钱,又刺激”。1957年,年届五十的邵逸夫才到香港接管邵氏业务,将公司更名为邵氏兄弟,买入清水湾道85万呎土地建设影城。

  邵逸夫的时代,由此开始。

  将时钟调回到1907年,即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十月,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召开政闻社成立大会,并宣称:“今日之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宪政讲习会会长熊范舆和沈钧儒等上书朝廷,请速开国会。帝国风雨飘摇。就在这个月,邵逸夫出生于上海,原名邵仁楞,在兄弟中排行第六。

邵氏兄弟分工合作邵氏兄弟分工合作

  他18岁时,邵氏兄弟在上海成立了天一公司,他随大哥邵醉翁、三哥邵仁枚步入电影行业,很快就获得空前成功。清末民初的中国战乱频仍,当时正值下南洋的高峰,华侨对华人电影需求殷切。上海其它电影公司又眼红天一的成就,联合“围剿”。大哥遂让三弟带逸夫到新加坡谋发展。至1934年,邵氏兄弟已坐拥东南亚40多家戏院和当地最大的大世界游乐场,打下了在东南亚的基业。

  1950年代的香港集中了大量民国电影人,每年产片百余部,许多作品实力不俗,竞争激烈。因生于国家内外忧困时,后又辗转海外谋生存,何况香港本来就是座无根之城,邵氏兄弟故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这是邵醉翁为天一公司确立的制片宗旨,邵逸夫也以拍国语电影为主。60年代,邵逸夫在一次采访中如此表露制片方针:“我生产电影是为了满足观众需要和愿望,核心观众就是中国人。这些观众都喜欢看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爱情故事……他们怀念远离的祖国大陆,也怀念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彼时电影人多有一份民族精英的骄傲,邵氏兄弟因此有了黄梅调电影《貂蝉》、《江山美人》、《梁山伯与祝英台》,又拍出了《独臂刀》、《大醉侠》、《少林三十六房》等经典武侠电影,公司由此走上巅峰,全球华人都在邵氏电影中寻觅自己想象的“中国”。

李安与《卧虎藏龙》李安与《卧虎藏龙》

  李安曾说,《卧虎藏龙》的拍摄即受到他成长时期——五六十年代在台湾看到的一系列邵氏武侠片和黄梅调电影的巨大影响,美国导演昆汀也是邵氏电影的头号粉丝,他的《杀死比尔》系列就是在邵氏电影中浸淫一年获得启发的结果。

  邵逸夫对影视确有高度热忱。邵氏公司里设有一个放映厅,他每天坐在里面看多部电影,香港所有影片无论是否能够上映,他都一概看过。不过,本刊在香港一些影评人中听到一种说法,即邵属于老一代生意人,拍电影只为卖座赚钱,最关注的并非品质。在1976年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邵逸夫自己不知是出于坦诚还是谦虚,也曾承认这一点。

  邵逸夫对电影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于将工业化生产注入华语电影产业。如今已是管理常识的“福特-泰勒式”管理模式让邵逸夫率先运用到电影生产中,对员工进行细微分工,以规模效益为第一目标,进行流水线作业。

  影城中建有员工宿舍,便于紧凑安排员工的工作,整座影城24小时运转。邵氏电影预算低廉,一部电影只拍35天至3个月的时间。他曾独自到日本请导演井上梅次加盟邵氏,对他特别重用。签约时,邵逸夫与对方说好每年拍两部,但邵氏员工向日本税务局申报时,偷偷把合约改成了一百部。井上梅次回忆说:“邵逸夫是商人,在商言商,那是拍得多赚得多的黄金时代,他当然重用我这种3个月拍两部片的人。我不但拍得快,而且懂得控制成本。”曾是邵氏当红花旦的郑佩佩也说过,邵氏工作的目标就是“多快好省”。一家电影公司每年产量超过30部,邵逸夫在60年代就做到了,1974年甚至达到了50部。这也意味着员工只是整个产业中的螺丝钉。邵氏有足够的人员可用,许多人看中平台实力,忍受低薪,也有不少人无奈离开。

  我们在邵氏兄弟的Shaw House中看到,4栋员工宿舍楼还没有清整过,外墙皮已经快要掉光了。这些5层高的公寓在当时是很好的住所,但后来不少鬼片就直接选景在此拍摄,尤其是最里边的女生公寓楼,曾有几位女演员就在此为情自杀,成了真正的鬼宅。

  从商业上看,邵氏兄弟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成功的一家公司,它结合了邵逸夫的热忱、邵氏的财力和当时香港的社会条件。60年代中期,香港是西方媒体眼中的血汗工厂,社会不满情绪积聚,人人自危,终发骚乱。曾经的香港是“难民社会”,许多人将它当成躲避大陆战乱的栖身之所。骚乱后,港人终觉应当珍惜这块弹丸之地,新一代的本土意识被唤起,经济开始起飞。邵氏所代表的大中华意识与本土文化话语权此消彼长,完成了一次更迭。邵氏以“店大”自居,错过了新人李小龙是其最大败笔,后来又因为观念和制度守旧,错过成龙、徐克等人,其老大地位就旁落了。也确实如邵逸夫所说,当时香港电影不易再靠小投资赚大回报。利润降低,邵逸夫决定将资金投入电视业。80年代香港新浪潮电影的出现更加速了邵氏老化,1985年邵氏兄弟取消全部院线,两年后宣布电影停产,但香港影视业各个地方都可以见到从邵氏出来的人才。

  1967年TVB开台前,看电视是有钱人的专利,“丽的呼声”是当时香港唯一的电视台。想要收看,每月要交十多块钱,普通市民只能每人掏一毛钱聚在小店里看电视。当时人人都说做免费电视不可能,邵逸夫却早就从国外看到了电视广告的力量,因此他说“免费是王道”,他要为民众提供免费的娱乐。

  TVB在九龙塘广播道开台时仅有两百多人,是个极为开放的平台。1967年蔡和平正在新加坡电视台工作,由于学历偏低,不能晋升。一听说香港要开办免费频道,他毛遂自荐进入TVB,并开创了香港电视史上寿命最长的节目——现场秀《欢乐今宵》。尽管那年蔡和平只有21岁,但邵逸夫看中这个年轻人的才华,不顾他人反对,坚持让他负责整个节目。节目播出后大获成功,节目时间被延长,蔡和平很快被升任制作部经理和总经理特助。“那时候老板从不会跑来对我的节目指指点点,都是我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很自由。”蔡和平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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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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