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B电视人生存状态调查 细数明星与创作者之苦
专题策划：蔡丽怡 虞晓毅
采写：本报记者 蔡丽怡 实习生 李若兰
从旺角闹市区辗转乘坐四十五分钟的地铁，再赶上每小时一班的免费员工巴士，十五分钟的车程后，便会到达远离尘嚣、被青山绿树环绕的TVB电视城。每天，无数的记者与发着电视梦的年轻人，搭乘这趟日夜穿梭不停的班车，赶往这个出产最多娱乐新闻、获得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赢尽鲜花与掌声的“香港梦工场”。
3月11日，一场代号为“威远行动”的廉署突击拘捕行动，震动了整个香港娱乐圈，也让这座平日歌舞升平的电视城，在24小时内变成一座死气沉沉的空城。无解封令之前，记者不得进入，录影厂变得人声稀落，艺人上下班犹如鸡飞狗走，带着逃避镜头与追问的尴尬神情，忧心忡忡度日。
廉署调查TVB业务总经理陈志云等五人涉嫌贪污的丑闻，揭开了香港电视艺人表面风光、背后却备受剥削压榨的冰山一角。然而，某些高层以权谋私、克扣艺人演出费中饱私囊的行为，绝非电视艺人、幕后制作人在这个行业中生存艰难的全部原因。自去年底开始，陈鸿烈、薛家燕、李香琴等多位年长艺人过劳致死或致疾，幕后员工为争取加薪掀起抗争，电视艺人拍电影收到的利市封内，传闻仅有写着“无言感激”的纸条(后无线指利市封内除了字条还有港币，但不愿透露具体数额)……上述事件的陆续曝光，令TVB这间香港最大的免费电视台，在外界眼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吝啬、霸道、恃强凌弱的一面。
在那场惊心动魄的廉政风暴来袭之前，本报记者数度深入电视城，采访艺人、监制、导演，探访工潮组织者，尝试了解香港电视人为争取工作、挣钱糊口、实现梦想，而默默妥协、苦苦抗争的辛酸境况。我们不是以批评一间大电视台来哗众取宠，而是期望香港电视停滞不前、人心低迷的境况得到正视，期望电视人也可以“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港剧曾带给我们的美好光景，他日或可重来。
那段不复返的“最好的时光”
3月10日晚十时许，TVB电视城仍一如既往地热闹而平静。在广播大厦二楼的员工餐厅里，不时走过打扮时髦的舞蹈艺人，和不知身在何许年代的古装人，餐厅里提供十到二十多港元不等的港式茶餐，供通宵拍戏和录影的他们偷空填肚。毕竟，想往市区吃上美美的一顿耗时太多，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份紧密的通告。
在这熙熙攘攘的餐厅里，一位年过不惑、面庞清瘦的男子，静静坐在一隅，翻阅着当晚要拍的剧本，不时打量一下往来的新人面孔。他叫刘顺安，历任近三届TVB工会主席的高级编导，近月来“沉默示威”、“红衫运动”、“集体请病假一天”等TVB员工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在这里坐到十一时许，他就要赶往录影棚，开始新剧《团圆》的厂景拍摄，直到凌晨4点。
这样捱更抵夜的生活已经延续了20多年，刘顺安人生的大半年华，都献给了这份他曾引以为豪的工作。1986年5月1日，当时年仅19岁的刘顺安进入TVB——劳动节这一天入行，在现在笑称“已变成半个老人”的他看来，似乎意味着一世辛劳的无奈宿命。
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青年刘顺安并不这样看，他甚至觉得自己从事了一件“伟大”的事业。1980年，香港政府取消电视台必须进口西方节目的规定，无线的本土制作数量大增，吸纳了大量的创作人才，香港自此进入本土电视最蓬勃发展的年代。有一大批像刘顺安这样的年轻人，为了事业而非金钱加入TVB，因为这间全港第一家无线电视台充满活力，前景无限。
刘顺安至今仍对TVB心存感激。当年他进入公司，只是一名练习生，在某个部门做着传递文书的工作。但那个年代，电视行业里一切都是雏形，有大把的机会。每个人都有很多梦想，只要肯努力，就算只是一个练习生、一个打灯的，也可以投考电视台的高级职位。不像现在，很多助理编导做了十年，也仍是助理编导，因为没有空余的职缺。当时，刘顺安做了近10个月的练习生之后，知道台里有助理编导的空缺，便放胆一试申请转职。很幸运地，他成功了。
转做助理编导之后，工作更辛苦了。80年代，TVB与ATV的竞争进入白热化，无线的《轮流转》被亚视的《大地恩情》逼至腰斩，幕后创作人挠破头皮，也要想出新的剧种来对撼亚视。剧组赶戏的辛苦程度与现时的TVB不相上下，往往从早上7点开工，一直拍到深夜4点，第二天早上7点又开工。连捱数天，幕前、幕后许多人都倒下了。
“那时的TVB就像一个大家庭，有什么事情要赶，只要拍拍膊头，大家都不会计较就赶回来，就算放工也不舍得离开电视台，我试过一个月没回家。看到隔壁台有一两套剧很火，大家就会竭尽所能几天几夜不睡，想办法超过它。那些打仗的日子其实是很开心的，公司会眷顾你付出的汗水，给予一定的褒奖或嘉赏，也会肯定你的位置与存在价值。以我为例，我的努力，我的锲而不舍，令我在两年内就升职做了统筹。某种程度上，工资不是相差很远，但是让人有憧憬，让人有追逐自己梦想的权利，因为TVB给了很多空间让我们去干一番事业。”忆及当年，刘顺安的眼神有些兴奋。
从一个传递文书的小子到统筹、高级编导，曾与杜琪峰、韦家辉、余明生等优秀导演、监制坐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刘顺安目睹着TVB从毛头小子到巨人的成长。到了90年代，这个巨人已然雄霸整个香港甚至东南亚电视市场，此时，公司与员工之间慢慢有了裂痕。从底层做起的刘顺安敏感地发现，公司不再跟他们谈什么理想，只是计算着用多少钱拿多少回报，甚至要求更多；艺人、幕后员工付出的青春与汗水，它不再眷顾，反而觉得这是应该的，一些不公平、反人性的制度应运而生：低廉的薪酬，高负荷的劳动，流水线式的赶工作业，卖身契式的合约制度……这座梦工场，仿佛变成了一个傲慢的资本家的产品加工场。
刘顺安痛心地说：“这些不公平、不健康的发展状况，促使我们去成立工会、发起抗争。我们希望告诉老板或投资方，TVB三分之二以上的艺人和幕后人，都在这里工作了超过10年甚至20年，将人生最黄金的时间交给了公司，但公司现在只把我们当作一件可用的工具，那么人心就会开始涣散，我们的理想就会越来越决裂，甚至会幻灭！”
明星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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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赶工轧剧，为TVB拍戏犹如做苦力
艺人为TVB拍剧犹如“做苦力”，在行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近年引起最大恐慌的事件，要数去年11月24日，年届66岁的TVB老戏骨陈鸿烈在情景喜剧《毕打自己人》片场突发心脏病猝死，令艺人对TVB日夜赶拍剧集的不满由“暗涌”到逐渐浮出水面。
陈鸿烈离世当日，《毕打自己人》的通告上赫然印着，他需要从早上8：30一直开工到傍晚6：15；拍摄该剧期间，他同时参演另一部无线大剧《天与地》，担纲一个心理复杂的角色；其时正值无线台庆前夕，他要在台庆节目上扮猫王载歌载舞，短短的拍剧间隙，陈鸿烈还要抽空彩排。这位精神爽利、笑声洪亮的“大闫生”，尽管在出事前刚做过全身检查，一切显示正常，却不敌连日的高负荷运转，未留下一句遗言便撒手人寰。时隔不到2个月，另一位老戏骨李香琴，在1月13日凌晨于拍摄无线新剧《公主嫁到》期间，因不堪天气寒冷和体力透支，突然晕倒被送入急症室，最终要在医院度过其78岁寿辰。
早外景晚厂景(简称“一日两组”)、日夜兼程赶拍剧集的制度，自TVB创台之初已经确立。刘顺安解释道：“一日两组的概念，就是几乎用尽全天24小时。TVB拍剧分外景与厂景，外景12个小时，从天刚一亮7点出外景，一直拍到傍晚7点，拿尽所有的天时；厂景10小时，即在录影棚拍摄，时间横跨了外景的后段，通常从下午4点一直拍到半夜三点。如果是主角，每天从早拍到晚，休息的时间只够回家洗个澡，只能在外景车上打个瞌睡，甚至在厂里合个眼，睡上一两小时而已。”
40多年来，从郑少秋、周润发、梁朝伟、刘德华到古天乐，这些从TVB走红的小生花旦，都曾为“一日两组”付出过健康亮红灯的代价：“五虎将”中的刘德华、梁朝伟、黄日华，走红的代价无不和肝病画上等号；古天乐未成名时为无线拍《神雕侠侣》，一连三个月日夜轧剧，终于体力不支，发烧至40℃，出厂打针后仍要回来，因为整个剧组在等他接着拍。年轻的一班倒下仍然死撑，是怕连累二、三线的甘草演员——他们拍完一场戏，往往要等主角拍七八场，才轮到自己的下一场戏。
郑少秋、周润发等都曾不吐不快，向无线争取过“休息的权利”，但都以无效告终。TVB的态度始终强硬：“这是公司的制度，接受就拍，不接受就不拍，没人逼你啊！”——这不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高层语录，却是很多演员一边抱怨一边为自己的妥协找到的理由。TVB外事部副总监曾醒明，这位几十年来为TVB“挡箭”的新闻发言人对记者说：“TVB已经从上世纪那个靠‘拍膊头’起家的家庭式企业，发展成一间上市公司，产品多元化，业务发展也很大，必然要建立一个制度，去取代以前那个‘人’的制度。”
邵逸夫开创的商业电视台黄金模式——从资金注入、编剧、演员、拍摄至播放一手包办，然后把音像制品的版权销售给海外——使TVB成为港剧的最大生产工场。为保证不断向全球华人供应新剧，它每年产出的自制剧超过500集，即每日必须拍摄1.4集以上。而在内地，《雍正王朝》、《汉武大帝》、《乔家大院》等优质剧集平均三天半拍摄一集。不少离开无线发展的艺人曾透露，北上拍戏是看中每天能有8小时睡眠。罗嘉良就说过：“薪水少、睡眠少、工作强度大，我在TVB17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在内地拍剧，演员的休息时间很有保障，都是在合同中有注明的，所以我拍戏时很精神！”
以内地艺人四五倍的效率去工作，却只有内地艺人四分之一的睡觉时间，这在外界看来近乎疯狂自残的行为，对TVB艺人来说却见怪不怪。凭《巾帼枭雄》中“柴九”一角赢得TVB视帝的黎耀祥，就是典型的“铁人”，一年平均拍5部剧，经常同一天游走在三四个剧组中。他对记者说：“因为这里市场小资源少，我们没办法改变。我们是要妥协，但这个妥协将我们香港演员的能力提升到很高，我们可以做到一样东西：无坚不摧。我觉得这个是演员的最高境界。”
但刘顺安并不这么认为：“现在很多演员和幕后人，都出现了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态度，公司已经没有了对人情的体谅与支持，他们也不会再拼搏。他们觉得很累，那就迟一点去上班，也有演员到了现场才看剧本，或者幕后准备不足，导致大量的‘飞纸仔’(拍摄期间临时编写剧本，边写边拍)出现。演员掌握不到剧本，就随心来演，不温不火地演，感情不放入太多，这样最没有害处，因为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很多看TVB剧的人，就看头三集和尾三集，中间就不看了，因为中间情节拖拉、演员状态飘忽，没有剧本只能靠堆砌。”
港剧30年欠进步，其实早有征兆。今年回巢为无线拍摄重头剧《刑警》的黄日华，对TVB“纸仔满天飞”的现象甚为气结，对记者直言再为老东家拍剧的机会甚微：“我习惯了以前和郑裕玲、汪明荃的合作方式，做足准备功夫才入厂，绝对不喜欢飞纸仔！”
合约苛刻、薪酬微薄，艺员变蓝领
随着“陈鸿烈最后一天”的种种细节被曝光，人们发现，令人咋舌的不只无情的通告，更有无线艺人令人唏嘘的薪酬待遇。据香港媒体披露，陈鸿烈虽贵为邵氏排头的奸角，但来到TVB，他只是一个每月底薪三千的老生，一集片酬仅2600港元；若一个月连续赶拍20集剧，加上底薪，月收入也不过5万多港元。
曾赢得08年TVB视帝的夏雨，一向心直口快，谈起无线艺人的薪酬，他直言：“无线艺人的工资合同五花八门，别人具体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一般演员只是等同于街上一个的士佬(注：一般月薪一万多港元)。即使我往年拿了视帝，也不能算是加工资的筹码。香港整个电视行业没竞争，无线一台独大，你愿不愿意玩，可不可以接受，就看你自己了！”
近年跻身上位小生的王祖蓝，在《72家租客》的发布会上，因为个头矮小，几乎被湮没在密如星辰的二三线无线艺人中。这些，都是传说中拿着“无言感激”利市封的艺人。记者询问王祖蓝对TVB艺人的廉价待遇有何感想，他耸耸肩，不以为意地说：“我阿妈经常说，仔，现在有得搏为何不搏？30岁之前是靠钱赚经验，30岁之后是靠经验赚钱，我觉得现在是应该吃亏的。很多前辈不都是以前没什么钱，在这里打天下，通宵了很多晚，拿着微薄的薪水，慢慢熬出了头？现在能吃亏为什么不吃？难道等你老了、没有机会的时候？”
无线制作资源部总监乐易玲，是最清楚每位艺人工资与合约形式的高层。记者向她提起TVB艺人低薪的传闻，乐易玲流露出被冒犯的神情：“不要听信外面的传言，那些薪酬数字都是不准确的。艺人的身价，在我们公司来讲是秘密，艺人除了知道自己是多少之外，互相都不知道别人是多少。总之，这个是我们对演员的尊重。”
艺人的薪酬是个敏感的话题，也是无线一直不容挑战的死线。许多人在言谈之间充满回避，但不同的声音与态度，却在一层层地撕开这包裹在光环下的“秘密”。我们尝试用一个大家庭为喻，以家中各色人等与“大家长”之间的关系，解画TVB艺人薪酬的金字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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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这座金字塔塔尖的，是一班“远房亲戚”，俗称“外援”。
他们大多数是曾为TVB打过江山、现已离巢发展的前一哥一姐，比如黄日华、吕良伟、罗嘉良、周海媚、袁咏仪等。无线冀望用他们的名气重振收视，召他们回巢拍剧的价格，超越TVB一线小生花旦的待遇，有的甚至高达数百万一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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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是一班俗称“非亲生仔女”的中生中旦，如邓萃雯、黎耀祥、夏雨、米雪等。
他们年资深厚，演技炉火纯青，不肯与TVB签下卖身契，只肯接部头约。薪酬按一年两戏或两年三戏来算，拍一部50万、60万或100万港元，拍完直接收钱走人。部头约艺人与TVB的关系可谓爱恨交缠，他们好比一班顽皮的孩子，不愿只为父母打工，总想往外闯；而TVB却想好好管教一下他们，不时以台庆奖做诱饵劝他们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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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就是最为人熟知的“无线亲生仔女”，即经理人合约艺人。
他们采取包薪制，TVB一年给予一笔固定年薪，如50万，他们就全年任用了。而他们赚的钱，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戏中的角色走红，靠广告、登台、剪彩的收入，与公司分成后所获(按艺人的年资，TVB抽佣二至五成不等)。他们当中最顶尖的人，被称作“TVB一哥一姐”，常常占据香港娱闻的头条，身价与内地电视艺人相比却寒碜自见。像内地电视圈一线男星孙红雷，身价高达人民币30万一集，准一线如段奕宏等，也在10万一集以上；而佘诗曼、陈豪等“亲生仔女”，拿到2万港元一集的身价，已经非常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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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金字塔最底的一层，也是数量最庞大而沉默的一群。他们的合约形式更为复杂，统称“一骚(Show)计”的艺人。
他们就是这个大家庭里的“钟点工”，没有底薪，有工开的跑多少拿多少，公司没活派给你的就只能望天打卦；人气高的艺人一骚价可达2000港元，半红不黑的艺人一骚价只有3、400港元。根据合约，TVB无需保证这些艺人的工作量，而他们每年只要做够一个骚就算完成任务；而这样的一纸合约，却可以规定他们不许为其他电视台工作。按照TVB传统的算法，一个一小时的节目或一集电视剧，上半段算一个骚，下半段算另一个骚，拍20集戏就等于40个骚。但近年TVB为节省成本、杜绝“爆骚”，在一些5到10分钟的资讯短片节目上，就会用工作日来计算，一个骚等于3到4个工作日。不少艺人为公司拍足三天，只能拿到数百元的工钱，叫苦连天。“大闫生”陈鸿烈就属于一骚计的艺人，因为频繁为TVB拍剧，固定有3000港元底薪，一骚价1300港元。在生活指数居高不下的香港，为TVB拍剧完全是赚钱买花戴，满足个人的演戏梦而已。
看到这里，相信读者会明白，为何08年夏雨在全港各大传媒接受专访，奔走呼告，摆明与TVB亲生仔林峰争视帝。除了一份不服输的老戏骨的傲气，他也深明TVB的游戏规则：阿爸肯定想把大奖分给最能为他赚钱的孩子，但阿爸也不能不顾忌舆论影响；拿奖不等于有薪加，但拿奖带来的名气、影响力，将会透过TVB完善的发行网络，直达全球华人社会，登台、剪彩、广告代言、拍电影……许多赚钱的机会就会如雪花般飞来。
如果孙红雷接过TVB的合约，想必他要眼睛瞪大、脑海一片空白，甚至从座位上跌下来吧！但在香港电视圈，艺人别无选择，两家免费电视台中，只有一家拥有强势话语权。TVB固定拥有香港80%的电视观众，广告业务份额达到75%，艺人要依附于TVB的光环，必然导致它肆无忌惮地把人力成本降到最低，把盈利的能力提到最高。
创作者之苦
成本受限、制作拮据，创作人心死
“我并不是没机会离开这个圈子。过去有段时间很多电视人去拍电影，也有人回大陆闯天下，要是在我40多岁的时候，有用不完的精力，我也不介意去闯一闯。但现在我是有心无力，始终年纪大了，付不起这种冒险的代价。”年过六旬的监制李添胜，想起为无线付出的40年青春，不胜感慨。
和他并肩奋战多年、曾一同制作过大热剧《巾帼枭雄》的王牌编剧张华标，早前忽然向无线请辞。在写毕《巾帼2》的剧本之后，他将过档黎智英(香港壹传媒集团主席)在台湾筹办的一间新电视台。TVB并没有刻意挽留，众人扼腕叹息，李添胜则处之泰然：“华标另有高就，我要恭喜他！处处都在闹剧本荒，能写出好剧本的人，当然几时都会很抢手。人往高处走没有错，要留人就要大家出条件，谁出得到好条件就可以留到人。”
除了《巾帼枭雄》，张华标还写过《溏心风暴》、《家好月圆》，但他却不觉得自己创造了什么奇迹。他羡慕内地可以制作出《潜伏》、《蜗居》这样直达人性、制作精良的佳作，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他，仍想“从TVB这小镇，走出去大城市中试炼一下自己”。
李添胜承认，TVB给他们这些打江山的元老的薪酬，是“满意价”。一年加一百港元月薪，40年蜗牛般地爬到公司的高薪阶层，虽然对比内地资深制作人尚有一段差距，但胜在这份工稳定。早年TVB剧常出埠取景，拍《楚汉骄雄》时，他这副老骨头硬是爬上了韶关大峡谷的上千个石阶，几乎面青唇白地倒在最后一级石阶上。现在，他宁愿在电视城的两条古装街、一条民初街上，拍他的中小型年代剧。《巾帼枭雄》投资60万港元一集，却“刀仔锯大树”，收视与口碑犹胜号称五星级制作的台庆剧，TVB最喜欢这样的人。
曾师从李添胜多年、也做过张华标手下的刘顺安，一语道出创作人在TVB的两难处境：“他们的薪水一定不会太低，公司也给了他们一定程度的发挥，但他们只是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里发挥，在左右做人难的情况下发挥，成本受到限制，创作受到约束。你想去做一个省招牌(注：打响招牌)的事情吗？老板会反过来指责你：有必要这么多(投资)吗？公司投资多30%，收视会不会比上一部多30%呢？有人能担保吗？”
刘顺安会忍不住想起从前的那些日子：1987年的某一天，在天蓝云白的内蒙古大草原上，万梓良、黄日华、刘青云三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在一望无垠的绿茵上策马奔驰，他们的欢呼声、尖哨声，交织着啸啸马鸣，响彻整个草原。那一年，TVB古装传奇大剧《成吉思汗》开拍。“那是刘天赐做总监、添哥做主任的时代，那时管理层的态度是，题材好的，成本就放大来做，做好它。制作部浩浩荡荡拉队往蒙古，《成吉思汗》就在当年那个不毛之地，一个月拍摄成功。所有管理层、经理都去了蒙古，高层们还亲自客串做了一回演员，拍出一部古装巨制，取得很好的收视。现在，管理层不会再支持这些！”
去年，记者在采访TVB两部“台庆巨制”《宫心计》和《富贵门》时发现，尽管宣传声势十足，《宫心计》号称“靓人靓衫靓景”，《富贵门》号称“梦幻阵容+梦幻的富豪世界”，但揭开华丽的宣传口号，背后却是港剧制作日趋拮据的真相。
《宫心计》本欲拍出一部华丽的宫廷大剧，但无线收紧预算，监制只好放弃在内地取景，用电脑技术帮助，将香港荔枝角公园变成唐代的宫廷花园，才腾出百万经费砸在戏服和头饰上。当监制声称演员身上的华衣美服、珠钗翠环都是重金打造，网友却图文并茂地揭秘，许多戏服不过是旧衣新穿，珠钗翠环也是能在淘宝上买到的廉价货色。
《富贵门》欲再现“豪门剧”的风光，邀请了吕良伟、罗嘉良、戚美珍等好戏之人回巢，表面看似下足重本，细看却处处有硬充富豪之嫌：半山巨型豪宅原来建在录影厂，窗外的维港夜景只是一张超大挂历，百万名表与钻饰被演员踢爆是明星的私伙装备，顿顿山珍海味只是赞助商的植入广告。
港剧曾经雄霸东南亚，成为一代年轻人的精神消费品。现在，内地剧、韩剧、日剧甚至泰国剧，都在纷纷赶超，TVB的制作人仍在节流的缝隙中生存，“我们只有两个字：心死。”刘顺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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