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朱军、敬一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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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存昕
节目现场
认真聆听
新浪娱乐讯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在文艺界政协委员聚居的北京东郊“华润饭店”我们先见到了自己的同事敬一丹，一会又见到了忙着招呼记者的濮存昕和王铁成，这些与《艺术人生》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今天却给人另外的一种印象，身着职业的正装，左胸上别着政协委员的胸牌，没有了往常明星感，朴素之外渗透着一种别样的气质，让我们充分的感受到他们作为一个“明星”，在舞台之外的一个公众人物的责任感和对国家的那份深深的爱恋。
下集中，王铁成，濮存昕，敬一丹，廖昌永将分别出场，讲述耳目一新的故事。
王铁成：被“周总理”感动的故事
因在电影《周恩来》中成功扮演了周总理而深受全国观众喜爱的王铁成老师，似乎因为这样一个伟大的角色而注定也要变得“伟大”起来。他至今都难以忘怀自己在拍摄电影《周恩来》时，那个不收费的自公用电话亭的老大爷、出租车司。甚至西哈努克亲王为了给拍摄电影让路，取消了自己母亲的追悼会， 那句发自肺腑的“和周总理一样为人民做事，人民一个会记住你”说的情真意切。
濮存昕：《一轮明月》寄真情
同王铁成老师一样，身为一名人艺的老演员，濮存昕也在随时关注着与自身行业息息相关的“普遍”问题。去年，时值中国电影百年之际，由他主演的两部艺术类电影《鲁迅》和《一轮明月》相继完成了摄制工作，但却很难在商业化影片横行的今天走进大众的视野，由此濮存昕也更加开始关注国产艺术类影片的发行、放映问题。此次会议上，他提出了设立低成本电影放映月的提案。他说：“我们现在电影市场上真正产生效益的还是少数作品，每年有二百部电影，然而真正在院线里上映，并能够和观众发生创作和欣赏交流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作品。那么多的电影没有空间，没有在院线起码收回成本，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资源的浪费，能不能想一点办法，在那些并非节假日的档期里面，放些文艺片、文化影片，还有那些青年导演拍得非常有锐意的那种创新影片。通过我们有社会责任，历史责任，文化责任的人，包括媒体，一起帮助把这一部分电影中的优秀作品介绍给观众，让观众在有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文艺工作者们知道把这部分观众不要忘记。”
在演绎这两部艺术电影的时候，濮存昕为了减肥，甚至像“杜秋”一样把吃了东西吐出来，瘦到脱相，“行为先神韵超乎其表”这是一种艺术的精神，而不是简单的塑造角色的行为，而是一种艺术的精神，“铁成老师扮演晚年周恩来是我的精神榜样------”
敬一丹：一片丹心
来自法律家庭的敬一丹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孩子，也许是公安出身的母亲对她的要求太过严厉，也或许是做法律工作的父亲对女儿的期望值过高，敬一丹从小就形成了沉稳、冷静、谨慎、凝重的性格特点和“新闻女主播”的严肃、公正、忧郁气质，年幼的敬一丹曾经很不喜欢自己的名字，那个年代，名字里有个“一”字的孩子非常的少，一直到很大的时候，才懂得一丹儿子寄予的期望“一颗丹心”，直到今天敬一丹还在受用着似乎暗示着自己职业生涯的名字，她说：“我不知道这是性格还是家庭的影响，从小就这样，我父母对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我妈妈做公安工作，从小目光极为锐利，表达极为准确，我小时候犯什么错，她不用说话，眼睛一看我，从里到外我就完了。她是很严厉的，对我们的管教也很严厉，我现在回想起来，比如说我们攒点小糖纸，夹在本子里，我爸就会那样看着我说我玩物丧志，他们这样的话对我就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觉得似乎不应该对那些琐碎的事情过于感兴趣。现在我就想，假如我爸当时不用这么重的一句话说我的话，我可能现在会活得轻松一点，会更有情趣一点……”
敬一丹的记者之路走得有些偶然，却也十分幸运，这位当初险些成为沈阳铁路某段技术员的女学生在几次被推荐都未成功的绝望之中，无意间走进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大学校门，并从此与记者的职业捆绑在了一起。
记者的职业使敬一丹对“责任”一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在她“传达智者的声音，放大弱者声音”的同时，敬一丹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关注自己采访和报道的社会现象、百姓问题，特别是那些走出演播室深入基层的采访更是让她深感自己身为媒体人员责任的重大。就像去年“两会”之后，敬一丹和新闻记者陈新红一块去了麻风村，她们本是奔着一个优秀教师去的，因为她们听说在那个村子里有一个老师坚持了18年，然而18年那所学校却没有产生过一个毕业生，因为学生们都是念了一两年两三年就辍学了。然而，当她们到了那个村以后才发现，其实她们想说的更多，不仅仅是老师，而是他的学生们，他们生活的那种状态，而当敬一丹和陈红(blog)意外地发现，这个村里的人竟都没有身份证时，她们突然意识到，她们想做和该做的事儿太多了。每每这时，敬一丹就会想到自己的双重身份，她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想这个时候我的角色能更多地转到政协委员这边，我可以搞一些调研，可以和有关部门再进行一些深入的了解，然后为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记者做的，可能更依托政协委员这样的一个渠道。”
也正是这样的意识与想法，让这位被同事亲切地称为“大姐”的委员在本届会议上提出了关注流动人口背后的农村留守儿童的提案。
“我现在想做很多事，比如说让留守儿童能够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第一件事儿就是让他们能跟父母在一起，孩子和母亲在一起是天经地义的，不用讲什么道理，什么条件，我就希望这一家三口，哪怕有一个八九平方米的小屋，能让他们像一家人一样，在同一个屋底下，而不是天各一方。所以我也特别希望有一些学心理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能够以志愿者的身份走近这些孩子，抱一抱他们，亲一亲他们，跟他们聊一聊。我想我有机会的时候，也很想去劳动力输出很集中的地方、村落，去走近那些孩子，这也是我2006年的一个愿望。”
廖昌永：搭建自己的艺术和人生舞台
从一个自卑的赤脚走进大学校门的贫困学生到世界顶级的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走过了自己歌唱道路的春夏秋冬。这个当初还会为自己的贫困而受到羞辱的歌唱家，如今已经开始在为那些仍旧处在贫困状况中的学生们办助学音乐会了。面对这些他曾经帮助过或是正在帮助的贫困学生们，他说：“我经常会觉得很感动。虽然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他们都很自强不息，他们并不会因为生活的艰难就放弃学业，放弃志向，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感动和敬佩，廖昌永开始为他关心的学生们考虑更多的问题了。今年，他提出了关于艺术类院校教职工退休年龄是否可以延后的问题。他说，以前，他对这个问题感触并不深，因为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国外演出，从来也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可到了2000年，他突然变成了学校的系主任，从一个演员到系主任的转变，使他开始对有些事情感到焦虑和不解。他开始注意到作为教师，他们的艺术生命是远比做演员时要长很多的。如果说对于歌唱演员来说，他的黄金年龄在三十至五十岁之间，那么在学校里，教师的黄金年龄应该是在五十至七十岁之间。然而，迫于政策和制度的规定，那些年过花甲却仍然身体健康，教学和演出经验都非常丰富的老教授们过早的离开了校园，这对于那些年轻、渴求的学生们来说无疑是最大的遗憾和损失。因此，廖昌永希望国家能够允许这些老教授们能够在自己的教育岗位上多发挥一些余热，多带出几批学生。如同自己的老师周小燕年近九十仍战斗在教育第一线上一样，廖昌永也一定希望着有一天包括自己在内的更多的艺术类院校的老师们能够为我们的艺术事业做出更多有意而精彩的事情。
六个委员的六个梦
在节目的结尾，冯骥才，姜昆，王铁成，濮存昕，敬一丹，廖昌永分别表达了自己写在纸上的愿望，还面对镜头向观众提出了自己的倡议，简单的表达却字字如金，诚意溢于言表。为什么要守望我们的家园？什么是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希望在嘉宾的讲述中悟出自己的感动。3月29日周三CCTV-3 21：15将播出下集，敬请关注。文/马宁 郑佳佳 李少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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