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兰论坛之“纪录片中的国际语言”会议实录

　　新浪娱乐讯 中国纪录片近年在悄然发生变化。纪录片生产的各个环节，如主题内容、表现手法、经营策略乃至品牌建设的经验和创新越来越受到重视。6月14日上午，众多嘉宾出席了白玉兰论坛之“纪录片中的国际语言”会议，以下是实录：

　　钟大年：女士们、先生们，纪录片同行们欢迎大家参加这个论坛。今天的论坛主题是纪录片的国际语言。

　　我很高兴参加电视节，在这几天也看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纪录片，包括中国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主要的原因是它作为一种国际语言，能够实现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人之间的一种交流和沟通。今天的论坛是有关这个问题，也就是纪录片的国际化中语言的使用问题的讨论。下面我介绍今天主题发言的嘉宾：法国纪录片编导凯瑟琳·雷默女士；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人选崔明慧女士；Living Earth电视台创建人与执行主管马莎·福特斯女士；SMG纪实频道副总监干超先生；在他们的主题发言之后，我们会有交流的环节。在场的听众和网友可以和他们进行面对面或者进行网络的交流。

　　有请第一位演讲嘉宾凯瑟琳·雷默女士。

　　凯瑟琳·雷默：大家早上好，主办方给我的题目是本地制作的纪录片如何走向国际市场。我就给自己的幻灯片起了一个名字：“从本土化走向国际化”。

　　接下来我简单回顾一下纪录片的历史。

　　很长时间以来，纪录片一般都是关注国内的问题，最主要是国内的观众收看的。一般来说国际片的主题都是一些野生动物、一些旅行的片子，因为这些都是便于大家理解的。80年代，应该说是一个纪录片发展历史上的转机，从那个时候有了国际纪录片的频道，比如国家地理，我在上海就看到了这个频道。除此之外还有Discovery频道，这个在全球播出有33种语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纪录片已经成为商业片，而且在全球都有市场。

　　如果要纪录片走向国际市场，它必须具备什么样的特点？为了让纪录片走向国际市场，我列出了几个方面的特性。第一个方法是要拍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是以前别人没有听说过、没有记录过的东西，你的观众对此非常有兴趣，想从中学习一些东西，就像读书、看报纸一样。我有幸看到了崔明慧女士拍的一个纪录片是有关

南京大屠杀的，这就应该是属于这个类型的。第二个方法是拍一个比较有趣的、好的故事。另外是关于历史题材的，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这一般带有历史的意义，比如可以是对一个教堂的介绍，昨天我们在看纪录片的时候，看到有关德国希特勒时期一个将领的照片，他是第二指挥官，叫戈尔文先生。这种纪录片就像是在讲故事，有一个开始、一个中间、一个结束，你开始看的时候就很想知道最后结果是怎样的。第三种是要逐渐明确、认知的过程，你拍的主题可能是一个比较本土化的，但是这种主题在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地区也会有，只是形式不一样。其中一些例子，比如非法移民、或者是民工流，从农村到大城市的这些人。如果是拍中国这些民工的故事，这些故事拿到法国放映，他们也会理解。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样片的例子，介绍世界各地妇女不同的分娩方式。这虽然是法国的纪录片，但不管哪里的观众去看都可以看得懂。

　　这个是指小孩子生出来以后他们是怎样照顾的，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人都可以看得懂。

　　（播放短片）

　　凯瑟琳·雷默：第四种走向全球化的道路就是拍各地的景色，用美丽的图片吸引你的眼睛，我们把这个叫“在你摇椅上的旅行”。这样一个人可以身居一地但就像在世界各地，体会到世界各地的生活。

　　接下来给大家放的纪录片是南极的企鹅如何长途旅行，找到它们的另一半。这个片子拍摄起来非常艰苦，因为环境非常恶劣，是零下35摄氏度。这个对于拍摄的摄像机、摄像人员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播放短片）

　　凯瑟琳·雷默：我们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非常艰苦，在南极等了六个月，等企鹅来，这个地方没有人，非常的严寒，我们的一个摄影师的手被冻伤了，之后在医院里面待了几个月。这个纪录片走向了全球，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不仅是拍出来的景色非常好看，而且是比较难拍到的片断。

　　我们反过来看一下本土制作的纪录片有哪些因素限制它走向全球化呢？很奇怪的一点，有时候你的纪录片说得太多，反而不容易让全球的观众接受。大家都知道，要沟通肯定要讲话，如果你里面谈话的内容太多，就不得不加上配音或者是配上文字，但这样观众就会失去兴趣了。

　　下一个话题我们看对本土的场景来说有哪些关键的地方。首先第一个是很少时候会给出当地背景的铺垫和介绍。我们在这次的电视节做评委，去看一些纪录片的时候，经常发现片子在放的时候，其中对背景的介绍做得不够。这样作为不是来自本地的、其他地方的观众来看片子，就会感觉缺乏信息，没有办法看进去。这样观众就会不理解你的纪录片目的何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在纪录片，从本土走向全球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最后是结语：为了让你的纪录片能很好的在全球有一个市场、受到世界上其他观众的欢迎，首先你拍片子的时候、组织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单一的主线。我们把它叫做影片的主干。而且整个章节一般来讲不应该超过5个，都应该围绕片之的主干来展开。先不说别的，首先纪录片最关键的一点，要让人愿意去看、感觉非常好看。首先纪录片应该给观众带来这种愉悦的感受，不论是图像还是声音，不要让观众看了你的片子感觉“头疼”，这是无法原谅的。这是我在法国电视台拍纪录片20年，我所积累的经验，和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钟大年：感谢凯瑟琳·雷默女士。下面我们请崔明慧女士为我们做主题发言，欢迎崔女士。

　　崔明慧：我想大家听了凯瑟琳·雷默的发言，我想再发言就比较困难了。其实她不是一个节目制作人，她应该是一位教授。

　　我今天要发言的题目是《纪录片的美丽之处》。对于我来说，纪录片代表两件事一件是你必须在世界各地不停的旅行，但你不必付这些差旅费，同时它也不会挣太多的钱，但你也不用担心会破产。表面来看，要给纪录片下一个定义，并不应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纪录片应该是关于人们真实的生活、是关于人物、关于真实的情况。但现实情况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首先我们来看人物，对一个人来说，他的记忆也是有选择性的，所以你在和一个人物进行交流的时候，可能他给你提供的信息并不是全部的事实，只是事实的一部分。这就像在做拼图游戏，你得把一块块的东西找齐了，再拼到一起。举个例子来说，有这么一对夫妻，他们就像普通的夫妻一样，吵了一架。丈夫就跑到酒吧去那边喝一杯，同时抱怨一下自己的妻子是多么的糟糕。他交谈的对象叫鲍伯，鲍伯自己也有女朋友。与此同时，那个妻子就给鲍伯的女朋友打了电话，女朋友又给自己的前男友打了一个电话，所以这里面一共有四个人物，他们在不同的位置，想的东西也不一样。作为一个纪录片的制片人来说，你要想反映出妻子，与正在和自己的老公喝酒的鲍伯之间有什么联系？这是你的任务。很重要的一点，你要把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能表述清楚。同时还要能够解构每一个人物之间的冲突，同时还要把这种内在的冲突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结构就是你有了一个解构的结果。所以在做纪录片的时候，你其实就是一个解构和架构的过程，你要发现一些新的、内在的东西，然后提出问题，你不是提供给观众一种答案，而是提供多种答案，由观众来品味。

　　就像刚刚凯瑟琳·雷默说的，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是事实？是不是有多种事实？哪些是谎言？因为人们都是有选择性的记忆一些东西，所以作为纪录片的导演，你必须要想办法解决这些根本性问题，让这些不同记忆之间的差距得到联系。所以你必须要在不同的情况下寻找一些提示性的东西。这里面牵涉到像心理学、社会、种族、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因素，最终你要回到所有这些因素产生的地方。纪录片可以是关于现在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也可以是一百年以前或者是几百年以前的事情。有一点我深信不已的是它不是关于未来的。但如果你想探究一下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可能要不懈的追求现在的情况到底如何。就是作为一个个人，作为一个团体或者说作为整个人类，现在生存的状况是如何的。

　　我觉得纪录片可以是电影表达方面最自由的一种形式，没有一定要做、一定不能做的事情，可以是说笑式的，也可以是半解说式的或者是实验性质的，也可以是一种音乐形式的。所以新的纪录片发展趋势就是它不是一个线性的结构。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让我们接触了太多的信息，而且现在人们也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迅速消化这些信息。千万不要低估观众在同一时间能够吸收和消化不同的影像和声音的能力。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太喜欢这种真人秀，但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作品风格，有着很大的商业潜力。而且因为它的娱乐性，每个人都非常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一个好的纪录片，应该是一种以图像形式表达出来的一种文本，特别是像凯瑟琳·雷默刚刚提到的，大家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故事，用声音的方式、用影像的方式讲述。正因为这样的情况，纪录片是好莱坞电影的一个弱者。但好莱坞还是需要纪录片，因为这能够让他们的大片获得更大的可信度。我觉得每一部好莱坞故事片都应该向纪录片致敬，因为纪录片提供很多好的主题，不管是青少年性行为还是挪威海盗。差不多每部好莱坞的大片都可以在纪录过去的纪录片找到一些素材、受到启发。比如说德罗妮要是想演一个囚犯的话，他可能要翻出以前好莱坞拍的囚犯纪录片，体验一下囚犯是怎么生活的。但具有讽刺意义的，反过来想让纪录片从好莱坞大片当中寻找灵感、受到启发是不太现实的。

　　作为一个制片人我是以多种形式来拍摄纪录片、MTV、街头的纪录片、实验性质的。但对我来说，最有意思、最挑战的，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没有经历过的那种形式，最近我在拍一个关于在1962年去世的一位犹太诗人，我一点也不了解犹太教也不了解诗歌、也不知道1962年发生了什么事。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能够让我定下心做一些调查、研究，然后把拼图拼完整。有时候我喜欢用悲剧的手法表现喜剧，也喜欢有喜剧的手法表现悲剧，也愿意用音乐的形式表现一些比较乏味的话题。

　　像这部电影，前面是没有声音的。

　　（播放短片）

　　崔明慧：在美国很多四个字母的单词是不能使用的，比如刚才里面出现的词。但自从华氏9·11出现了之后，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改进，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进步。

　　接下来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一个人被杀了，但最终罪犯只是得到了3000美元的罚款和三年缓刑的惩罚。我在处理这个片子的时候，尽可能少的使用技巧，里面也出现了很多重复的东西，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在同时结果一种解构和架构。

　　（播放短片）

　　崔明慧：这个纪录片是和上海电视台一起合作拍摄的，这位老人已经有78岁了，是一个中国人，但他在唱着猫王的歌，所以这就透着一些神秘。我们的纪录片是一种解开这个谜团的手段，让大家知道这个老人是谁，为什么唱着英文歌，为什么唱的是猫王的歌。最终我片子里面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这个老人出现在我们的片子当中他非常的开心，他喜欢打麻将、喜欢跳舞、有很多的朋友，但其实他是一位非常孤独的老人。这是一部非常内心化的纪录片，这个谜团最后要靠观众自己来思考，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关于一个老人化的纪录片，而且片子当中也反应出对逐渐老去的恐惧，这位老人表现出了自己压抑的一些情感，但最终他表示自己非常的高兴。但看了这部片子之后，中国观众的反应和美国观众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的观众看来这是中国的一种政治宣传，因为他们觉得片子当中反应出来的是一位退休老人的快乐形象，我想这是作为导演犯的错误，我没有把他内心的细腻情感尽早的表现出来，我是把它放在最后。所以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的责任就是你要引导观众。像这样的一部片子，你必须要在一开始的、尽早的阶段都埋下伏笔，我已经拍了将近70部片子，如果大家要问哪部是我最喜欢的，我会说没有，但在每做一部片子的过程当中，每一部我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谢谢大家！

　　钟大年：感谢崔明慧女士的演讲，接下来请马莎·福特斯女士演讲，欢迎。

　　马莎·福特斯：大家早上好，首先要感谢SMG和这次的电视节要求我在这里参加演讲，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今天我演讲的话题叫《跨越纪录片的文化边界》，这和之前两位发言人的发言内容可能有所不同。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学人类学和纪录片，曾经在这个行业工作了30多年，和各个电视台、大学、博物馆都打过交道，我所做的就是把一种文化当中拍的片子和不同的观众群去交流。在美国我也在一个电视台工作过，就是PBS。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也在致力于建立一家新的电视体，叫“生生不息的地球”。我的电视台最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寻找全球各地本土制作人拍的片子，加以翻译，带给其他国家的观众。现在我们正在做的第一套系列的制作片，是在中国找了一些本土化制作人做的片子，是13集，引入到PBS。我跟中国的拍纪录片的制片人打交道10多年的时间了，看到整个过程不断的演进，感觉身临其中，非常激动。我要做的事就是把他们拍的片子介绍给全球的观众。我现在在中国应该说是有渊源，不仅是在这个电视节做评委，还有两次在四川的成都，他们也有一个电视节的活动，我是担任金

熊猫社会文化纪录片的评委。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