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兰论坛之“纪录片中的国际语言”实录(2)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多年来在国际纪录片领域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尤其是在和中国纪录片打交道我领悟到的一些东西。

　　就像我之前说过，现在国际上的纪录片市场五不断的发展，而且像上海电视节的活动，已经变成每年一次的大型活动盛事，这就表明世界上很多的电视台、传播网络，他们开始对亚洲不仅是纪录片，还包括其他的一些节目，展现出浓厚的兴趣，越来越愿意开放，愿意看一些除了他们本土在其他地方所做的一些东西。另外我也看到一些专门发行纪录片的公司，他们最主要的是把一些纪录片介绍到全球市场上。与此相辅相成的是观众对纪录片也展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他们也非常想了解其他地方的文化是怎样的，其他的人又是怎样生活的。就国际上普遍的情况，以我个人在美国的情况来说，其实我们对其他的国家也感觉非常了解，像他们的政治家、娱乐、体育明星，生活是怎样的我们都非常的清楚，但对那些国家普遍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却非常的不理解。根据我和电视节之类的活动打交道的经验，很多观众会在电视节上看到来自世界各国的影片，他们会感到非常的惊讶，会说我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影片，他们看完之后非常的兴奋。

　　在国际上，大家对纪录片的制作和合作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做其他的节目也有一些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我们曾经见到过一些做得非常有意思的纪录片，他们一般都是来自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联手制作的，这两个人又各自和对方的文化有渊源、关系，可能美国这个拍纪录片的人他的祖母是来自中国的，或者是其他的人和纪录片有什么关系。更常见的是一些独立的制片人所做的片子，倒不是大的电视台、传播网络牵头来做的片子。现在越来越多的看到一些大机构的联合制作，或者本身是电视台又是制片公司，两个国家比较大的电视台，他们联手做一些片子。另外还有一种跨越文化的传播纪录片方式，就是我所在的Living Earth电视台所做的，就是寻找已经拍好的纪录片，然后我们把它拿进来只有，做一个发行权，对于它进行一个翻译，但这个翻译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专业类型的翻译，翻译出来的东西要适应你受众的文化，这个部分是我接下来要着重讲的。

　　有这样一个不太现实的，经常会发现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是你不可能指望这个片子不是在你国家弄的，你直接播出它的全部，有的时候不是说一定不可以，但如果是大规模的播放，尤其是通过电视台对别的国家制作的纪录片播放，我们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到合作对片子做翻译的重要性，因为你不能指望你把别的国家片子引进直接翻译过来就播，这一般来说是不太可能成功的。如果你是在拍纪录片，拍摄的片子有可能在其他国家的电视台播放，首先你对这些播放的方面，这些电视台的种类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我们先看一下电视台的类型，在全球、尤其是美国，首先一种是商业类型的，我们刚才提过两个专门播纪录片的，一个是地理频道，一个是Discovery，这两个台的基地都是在美国。另外一种也是比较常见的，这种叫公共电视台或者是政府的一些电视台，我这里举几个例子，比如在中国有CCTV，英国有BBC，美国有PBS。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我们现在Living Earth电视台正在致力于实现的一个目标，也希望多年后真的可以实现，就是实现全球公共广播体系，我们知道这肯定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有了这样的平台，不同国家的人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体会到你拍的片子在我的这里播，我拍的在你那里播。在中国，我了解到有越来越多的商业制片公司，这个越来越多。

　　关于商业电视台和公共电视台、公共广播系统，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目的的区别。对于商业电视台来说，他们对待观众的态度是把他们看成消费者，把这些消费者介绍给广告商。作为公共电视台，他们的目标、他们对观众的态度是作为公民来看，希望通过节目的播出，增加公民的知识、提高教育。正是因为电视台的种类不同，决定了他们播出类型的不同，一些节目适合商业电台播的，一些节目仅仅适合公共电视台播的，因为有一些受众群较小，商业电视台不会购买这些影片，公共电视台播出的影片，是给制片人提供机会，把内容放在这里播，是对受众提供教育、提供知识的机会和功能。谈谈内容的部分，最容易跨越文化边界的、最容易理解的是以下的题材，比如野生动物，你不用担心语言如何翻，这些是比较容易跨越文化边界的。另外一类是旅游景点的介绍，这也非常有市场，比如在美国很多人都听说过

长城、西安的兵马俑，所以对这类的片子也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些建筑的，比如一些景色的、地标性的建筑，这类的纪录片拍出来也很容易让其他文化的观众来理解。另外一个比较困难的，我们电视台做的适合公共电视台播放的是关于普通人的生活，这种片子最大的难度在于翻译，因为你要翻译成受众容易理解的语言，并让他既看明白怎么回事又感兴趣，这类比较难做。我认为无论是商业电视台还是公共电视台，他们都应该是共生共存的，关键是要掌握好一个平衡，非常诱惑大家的做法就是完全追逐利益，全部投入到商业的体系当中，不去做公共电视台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功能，我觉得这一点不论是台长、制片人都要警惕的，要掌握好商业和公共的把握。

　　接下来我着重谈一下翻译的问题，就是一个片子如何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在另外一个地方转播。

　　首先我想说，人类的语言、人们说话，其实这是一种艺术形式，不论是以影片表明还是人类的日常生活的说话，都是一种表现形式。无论是制片人还是电视台的人，都应该了解语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因为它其中牵涉到文化的场景、对所在地文化的把握。所以说在这种节目翻译的时候我们强调一点，一定要请到来自这个纪录片所在当地的、了解这种当地文化的人和我们的人合作，完成我们的翻译工作。在国际纪录片当中，一定要有那种对两种语言都非常非常熟悉、掌握得非常好的人，尤其当你请联合翻译的时候，也一定要请到纪录片说母语参与到节目当中。

　　接下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的人可能英语说得非常好，但他学习的英文是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当中学到的，有一些习惯的表达法，可能直接翻译过去会非常好笑。比如英文当中有一个谚语，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把他们的裤子封起来，很好笑，但也没有中文相应的东西和他们对应。如果一个熟悉美国文化的人，对美国当地的人来说他们就知道，意思是说这些人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准备。最近或许大家都看过一个好莱坞的制作片叫《迷失东京》，其中在翻译的过程当中，由于文化的缺失，这个片子讲的就是这个内容。在国际纪录片联合制作当中，其实每个人都成为来自你自己文化的文化大使，所以真正选这些人搞合作的时候，一定要进行精心的选择。

　　接下来我强调一下合作的重要性，无论是制片人还是发行人，一定要有你所做片子的本土文化人参与的重要性。因为我是学人类学的，我有这样的一个偏见，我认为一些非常好的、重要的节目、跨文化交流的节目，应该是关于普通人生活的节目。这样的片子能够反应一个文化的独特性，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比及他们之间的共性。昨天我看了一个DVD，是大连电视台自己制作的一个纪录片，反应民工到城里的工地上干活的片子，这种话题不仅是中国独有的，而且是世界上共同的话题，通过这样的片子可以让我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彼此增加理解。

　　钟大年：感谢马莎·福特斯女士，接下来请干超先生为大家做发言。

　　干超：大家早上好！

　　前面几位嘉宾讲得非常具体、非常生动，让我觉得有点为难，所以我想讲一些宏观的东西。

　　我们的世界上有太多语言，据说这是我们人类试图和上帝沟通的结果，然后就有了通天塔的悲剧。这个故事讲的是讲是洪荒之后, 诺亚方舟上留下人们妄自尊大，竟然想修一座“Babel”与上帝见面，于是上帝非常生气，混乱了他们的语言，造成思想无法统一，文化产生差异，分歧，猜嫉等各种问题接踵而来。于是，这座塔也便成了一个泡影。但从此之后在人类的心中留下一个深深的种子，他们要完成彼此之间的会面。不管是在商业、艺术、社会还是个人生活领域都是如此。我听我们一位中国的纪录片导演张以庆说，他说人和人之间不能沟通，你就孤独去吧，如果国家和国家之间不能沟通，那你就打仗去吧。所以我们看到音乐家是用音符作为语言，画家用颜料作为语言，电影用虚构的故事作为语言。布什用枪炮作为语言，而备受伤害自然以臭味的蓝藻作为语言，新闻用意识形态作为语言，选秀节目以商业和狂欢作为语言。这就让我们的世界虽然很丰富，但也有很多的隔阂，就像我们在电影《通天塔》里面看到的那样。所以纪录片我们需要了解、沟通、理解彼此，而这一切恰恰是纪录片在做的事。

　　首先是了解，了解的含义是我们通过纪录片看到了世界各地的风貌，看到了不同种族的文化。第二是沟通，沟通的含义是我们试图在镜头和被拍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沟通，然后通过镜头去记录他们的生活形态、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第三是理解，我们试图在被拍者和观众之间建立起一种互相理解的桥梁。想一想，如果我们给美国共同布什一个摄影机，让他到伊拉克去拍一部纪录片，他会拍什么东西？我想他也许会选择和当地人生活、了解他们的生活、悲哀，也许他会拍出一部反战的影片。为什么呢？因为纪录片拍的是真相。纪录片人为什么要向下看？纪录片是沉重的，沉的东西都是往下走的。而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我们觉得我们中国的底层，也就是我们普通的百姓，他们是善良、宽容、充满生命力。其实今天现场的嘉宾，像崔明慧教授，长期以来是拍那些在西方少数群体的声音，对社会不公平的反抗。而马莎·福特斯女士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中国，把中国的纪录片带到他的国际公共平台上。这就是纪录片作为国际语言、过程沟通的事业和成就。

　　纪录片的黑白与彩色。

　　黑白指的是信仰，在90年代初上海有一群令人尊敬的前辈，开创了上海纪录片的传统。他们特别关注所谓的小人物，就是社会底层和老百姓，同时把他们放在社会变革当中观察他们的生活。它是以故事作为载体，用忠实手段作为记录，以长期记录作为资本。这是中国电视语言的一种变革，也就是我们第一次在电视上运用生活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也是第一次老百姓走上电视，成为主角。我们导演很多是现实主义者，很多出身是来自工人、从农村回来的知青，他们非常自觉的，从镜头对着那些被拍者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和这些被拍者是站在一起的。所以我们那些朴实的被拍者宽容的接受镜头进入他们的生活。其实到今天中国纪录片还有这样的传统，和中国电影很多大片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时中国纪录片在国际影展上频频获奖，这个绝对数量绝对不比电影少。

　　我想获奖的原因，首先中国纪录片有动人的故事和细节。我们的镜头对个人生活介入之深，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中国，是一个变化当中独一无二的中国，所以我们非常幸运作为一个纪录片人，拥有那么多的题材。

　　彩色代表的是多元，这是我们中国很多纪录片人都在寻找一个国际的坐标。我们在和国际同行的交流当中，也逐步在丰富自己的电影美学。寻找一种国际化的叙事方式和影像方式。但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的纪录片又是那么的不同，我们看到中国纪录片人用长期跟踪拍摄的方式拍摄那些社会学背景深厚的纪录片。我们看像美国的纪录片导演崔老师这样的，是有非常深厚的电影背景。我们看到崔教授可以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拍出一部那么精采的电视片，我们也在研究她作为一个导演是怎样掌控现场的。

　　其实我们看到欧洲的纪录片，我们都认为很思辩、很有艺术性，其实我觉得和它的公共空间的概念、和他哲学的背景也许是分不开的。关于国际性的主题，也许以前我们有这样的观念，认为中国有深厚的历史、丰富的文化，我们凡是讲文化、历史，外国人都会感兴趣。但后来我们发现不是如此，没有那么简单。就像刚才的嘉宾所讲的，如果成为一种国际语言，纪录片需要有本地的内容，但需要有国际的口味。所以我个人把它分成四类。

　　一、历史。这样的历史应该是影响现实或者在现实中重演或者是不可回避的历史；

　　二、社会。可以由生存、发展、平衡、公平等等主题。单是这样的一个发展主题，不是空洞的。比如我们这次参加上海电视节的纪录片，讲的就是发展过程中人们的阵痛、碰到的问题，如何作为一个个人在社会当中生存并赢得尊严，所以发展是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的。

　　三、人性。包括爱恨、生死、抗争、独立。

　　四、政治。常见的政治主题，比如战争。但自从美国副总统戈尔做了《不可回避的真相》之后，我们突然觉得环境也是政治的一部分。

　　在中国另外一种趋势是把纪录片引向商业市场，我想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就是把纪录片看成是一个产品，而不简单的是一个作品，把它分割开。但一旦实现了这种转变，我们发现有很多东西都被突破。我们看到了剧情类的纪录片，我们看到了真实再现的手法，我们看到了商业纪录片，我们更重视收视率的指标，我们有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我们在学习好莱坞的叙事方式，我们在运营、我们在包装这个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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