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对话曹可凡 讲述与翁帆的甜蜜爱情生活

　　杨：我觉得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一个历史，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一直是认为，这个历史是研究清楚的话，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不是今天我要促成的。那么，整个这个事情的经过，不是我说拉拉手，就能够忘记掉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拉拉手这件事情，是一个敷衍的事情，这不是个性里头所允许的。比如说是，我记得是在1986年，有个从化会议，从化会议是第一个在国内开的，文革以后有外国籍的、中国籍的华裔学者一块儿开会，我坐汽车一到那个从化招待所，已经国内有很多物理学家都到了，李政道也到了，他们把他预先安排好了，使得我从汽车一出来的话，非要跟李政道握手才可以，那当然我没办法，我说，你们赶快照相，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笑的事情，一照相以后，登出来，以为可以把这件事情解决了，这可并不能解决的。

　　曹：这也是一个善良的愿望。

　　杨：他的愿望是好的，不过这个，我想是一个，在我认为是一个可笑的动作。

　　曹：那你现在如果和他见面，会问好吗？

　　杨：尽量的不讲。

　　曹：1971年是你离开中国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当时其实这个时间非常有意思，差不多那个时间正好是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的时候，那么其实到71年、73年，你曾经多次地回来，那时候你回来的那种感受是什么？

　　杨：我那次回来经过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我跟我父亲、母亲在上海这许多年之间，一直有一些通信，有时候通电话，我当时跟很多像我这样留在美国的中国学者的态度不太一样，因为多半的人怕通信以后，引起自己在美国，或者家人在中国的一些麻烦。我当时的态度是说，我跟我的家人通消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不管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经常有一些联系。那么，因为我后来在57年，在60年，在62年，在64年多次在日内瓦跟在香港，跟我父亲、母亲见面，所以我对于中国的里头的复杂情形，它的好的地方跟不好的地方，有一些了解。那么到了71年，乒乓外交以后，我就看出来，中国跟美国两个国家，当时都是认为两个国家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所以这两个国家应该，至少有一些接触，这个在你注意报纸的人，就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来。那么，所以我决定要到中国来参观访问，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的，美国的朋友，中国学堂的朋友，都跟我说，你要小心，你去了，可能中国不让你出来，我记得很清楚，我说，不会的，因为说，我对于中国的做法，一定是，如果是，我要求回到中国，他们一定欢迎，我如果不讲这个话的话，他们不会开口跟我要求让我留下来的，这个我想是，原因是，是因为我跟我父母多次地接触，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那么所以，乒乓外交以后呢，我就写信给我父亲，说我来参观访问，他后来写信给国务院，传闻说是周总理亲自批的，所以呢，他就被通知，说是要他给我一个电报，说是我可以来，要我在巴黎的大使馆去签证，因为那时候美国跟中国在同一个地方有大使馆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奥特瓦，一个是巴黎。我就到老巴黎，我还记得很清楚，到了巴黎，那大使馆，现在那个大使馆还在那儿，我到那个大使馆里头去，有一个代办的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我就在一边喝茶，他的这个秘书就在给我弄这个文件，这文件我现在还有，因为当时不能签在美国的护照上面，我就签在一张纸上，说是给，准许这个人到中国来访问，那么我拿了这个以后，走出来，走到这个香榭丽舍大街的街角上，看见法文的报纸上，很大的字：是基辛格（人报）刚刚从中国回到美国，因为我的法文不好，我就买了一份，拿去给我的法国朋友看，要他们给我解释，我才知道，基辛格刚刚回到美国，而且跟密克森两个人在电视上讲，说是密克森要到中国去访问，所以基辛格比我早去了一个礼拜。那么到了上海以后呢，当然我的感受是非常之深的，因为，我出生时候的中国，是一个，我是1922年出生的，我在29到37年之间在北平长大，我对于合肥的情形、北平的情形、昆明的情形都是我以前的记忆里的中国，跟1971年我所看见的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后来回去以后，给过一个演讲，当时我的演讲在美国受很多人的欢迎，因为当时美国人对于中国发生兴趣的很多，可是又完全没有什么了解，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给演讲，71年回去，是在斯坦福，那个演讲时轰动，那个整个大厅都爆满，第二天，《纽约时报》还报告了我这个演讲，那次的演讲，里头后来还有些问答，其中，我讲了一下，我说我在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北京饭店那时候房子很简陋，我在有一间的屋子里头住了一个礼拜，那个屋子陈设当时也非常简单，可是给我最深的印象的是，我天天看见墙上的一个对联，上面写的是：“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颜。”这个当时石溪有一个彝族的同学，他们办了一个铅印的小报，叫做《石溪小报》，他们把我这个整个的报道印出来了，印出来以后，去年，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中国同乡，我已经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他说：“杨教授，我送您一份您的演讲。”

　　曹：我刚才看见，是这一份，是不是？

　　杨：是这一份。所以，你如果问我，我那一年，那次回来的印象是什么，我想这个对联是可以代表我当时的印象，我想，这主要的不一样的地方，最主要我所看出来不一样的地方，是我离开的中国是一个散漫、不能够团结在一起的，而在1971年我看见的中国，至少我当时得到的印象，这个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一股干劲，那么就是这个对联所讲出来的。当时，我事后回去讲了很多的话，把这个文化大革命也鼓吹了一下，所以后来很多那以后，新闻记者问我，说杨振宁，你当时讲的那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话，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我记得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我说我到中国去，不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去的，我是以一个中华民族的一员去重新看一下子中国的情形，我对于文化大革命只听到了很多的宣传，不知道真正的情形是怎么样的，所以我的回答，我的演讲，是我当时真实的感受，你如果问我的话，今天的话，当然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多了一些了解，不过我并不后悔，我后来回到美国，所作的一些演讲，我的那些演讲台湾当然，台湾当时的政府，现在的政府都是非常不满意的，所以网上继续还在骂我，不过我觉得，我是凭着良心讲话，我确实是当时，可以说是蹩脚的新闻记者，可是我不是新闻记者。我是以一个诚恳的学者的态度，讲出来，我当时自己的感受。

　　曹：那您在世纪之交，在您的晚年，又回来了清华园，创建清华高等研究中心，并且又得到了上帝给您的礼物，翁帆小姐，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又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又重新开始了？

　　杨：我当然是，我想我今年八十五岁，我所跨越的这八十五年，我想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可歌可泣的时代，我出生的时候，这个安徽合肥的落后的状态，我想是今天年轻的人所不能想象的，不单说是那个时候合肥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我没有见过抽水马桶，在合肥的头六年，没有听说过香蕉，没有听说过菠萝，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状态，在这个太平天国的时候，那个太平天国跟清朝的军队打来打去，合肥是三次易手，所以据何炳隶，一个历史学家的研究，他认为安徽那个地区，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就是太平天国以后，减少了三分之二，所以我出生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合肥城是个圈，一共大概有十万人，那个其中有四分之一的在西北角，还有农田，没有人，都为什么呢，是因为人口一下子骤减。今天我再到合肥去看，是一个一百多万人的，已经进入二十世纪的城市，这个变化是没法子想象的。而我想讲得更清楚，这个变化我自己觉得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组织起来，在这个我出生的时候，还是军阀混战的时候，这个通过了几十年，通过了无数多的鲜血的牺牲，最后组织起来了，那么，最近这三十年，在这个邓小平的领导之下，整个在这改革开放的大方针之下，越来越有改变，所以我可以说，从前我离开的是旧中国，1971年叫做新中国，今天是个新型中国，今天的中国跟1971年的分别，我们在有的地方，比旧中国跟新中国的分别还要来的大，而且这个分别，还在继续地增加，我想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持续的每年不止百分之十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有十三亿人口，这是史无前例的，而且这可能还要继续上升下去。所以你加入要问我，说我今天已经八十五岁了，我对前途是怎么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中国今天所以经济发展这么成功，有它的，中国

传统文化的道理，也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这两大支柱造成了今天这个状态，那么，这个我想还可以维持下去。所以我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的以后三十年或者四十年，是很乐观的。你刚才说，我晚年回到清华来，能够帮着清华做一些事情，就当是我个人的运气好，我能在这里过去以后，我又跟翁帆结婚，是一个很成功的婚姻。这当然都是，也是我的好运气的另外一端。

　　曹：当时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的结合会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杨：当然想到了，因为到底我们的年龄差得很多嘛。

　　曹：对

　　杨：不过我想就跟我的家人，还有翁帆的家人当时的看法，是觉得如果，翁帆跟我觉得这事情会给我们幸福，他们就赞成。

　　曹：那您求婚的时候，有没有像年轻人，送这个玫瑰花什么的？

　　杨：当然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不过我要讲说是，事实上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非常好运气的地方。就是我想一个人到年纪大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尤其是知识分子，要问说是他所关心的文化在以后会发展成什么现象，尤其是我看到了一个前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拉·布尔，他是印度裔的，他是在崔尼卡出生的，后来定居在英国，那么他成年以后，到印度好多次，有一次住了两、三年，如果你去看写的关于印度的书，你可以看到他对于印度的前途，不只是没有一个乐观的态度，还是一个，我想是一个很难讲出来他的悲观的地步，我觉得这个，对于，他很显然关心印度文化的前途，对他，我想是一个打击。那你如果看萨义德的，他是大的阿拉伯文化的学者，前几天过去了，你看他写的书，对于这个阿拉伯文化的前途，伊斯兰文化的前途，我想也是采取了一个极端不乐观的态度。我想我在这点上是非常幸运的，我想一个知识分子，在年纪大的时候，除了他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一生有一些反省以外，对于他所关心的文化的前途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思考的问题，在这点上，我觉得我也是非常地幸运。

　　曹：那您从个人来说，是不是觉得跟翁帆小姐结合，让你更有一种安全感。

　　杨：当然。因为在很多方面，在我的日常生活方面，翁帆给了我很多的照顾，那么，而且我想年纪大的人，怕非常孤独没有人讲话，当然在这点上，翁帆跟我有很多共同的兴趣，而且我们对于我们因为年纪的差别，所产生的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我们常常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她所讲起来的电影明星，她所讲的电影，我从来没听说过，我所讲的电影明星，我所喜欢看的电影，她没看过，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两边的碟都拿来看，教育我们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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