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家祖宾梅塔做客《可凡倾听》展开音乐对话

　　新浪娱乐讯 在指挥领域，祖宾梅塔无疑是个明星，他行走于世界各地，参与引人瞩目的大型演出，并且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看上去，他并不象其他音乐家一样甘于寂寞，但这并不是缺点，祖宾梅塔正用他的知名度，全力向世界推广古典音乐，推广他寄托于音乐之中的和平理想。在他第三次来上海演出之际，《可凡倾听》联合上海大剧院，与大师展开音乐对话，让我们共同分享这位“音乐外交官”的故事。以下为本期访谈实录：

　　曹可凡：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参加我们今天的上海大剧院艺术课堂，对话大师可凡倾听，今天我们请来的大师就是享誉全世界的著名的指挥大师祖宾梅塔先生。梅塔先生，是不是在你心中，觉得对上海这样一种城市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情怀。

　　祖宾：我和上海的渊源要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我的大伯父是上海一家棉纺厂的经理。我的祖母曾两次坐船到上海来看儿子，所以我在孟买的房子，并不象其他家庭一样是印度式的布局摆设，而都是来自中国的家具用品。因为祖母和我同住，所以孩提时代起，我就一直听她讲关于上海的故事。而我的堂兄，也就是大伯父的儿子，他就生在上海，当他第一次回孟买的时候，我们两个小孩甚至都不能对话，因为我只会说印度语，而他只会说上海话。

　　我堂兄是梅塔家第一个在上海开音乐会的，因为他是个神童。这些就是我成长经历中，关于上海的一部分，当然，堂兄后来和我一起说着英语长大，互相之间也能交流了。其实这个小故事还有下文：我是在欧洲维也纳接受音乐教育的，之所以去维也纳，就是因为这个堂兄在那里，“上海堂兄”可以照顾我，所以我父母也放心让18岁的我去维也纳，这才是我和上海之间的故事结局。

　　曹可凡：那我知道祖宾梅塔先生对中国人也有一份情怀，听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的时候，您还是一个16岁的男孩，您就举着旗子去欢迎周恩来总理了。

　　祖宾：是啊，所有小孩子都上街欢迎了，在那个时代，有一种说法是“印度-中国好兄弟”，到今天也是如此。当然，中间我们也经历了艰难时期。

　　祖宾梅塔出生的时候，印度尚处英国殖民统治下。他的父亲梅里梅塔虽然醉心于西方古典音乐，但同样是个民族主义者，他遗传给祖宾梅塔的，不仅是音乐细胞，还有克服困难的恒心。

　　曹可凡：我们知道大师是出生在印度孟买的一个音乐世家，据说，在您六、七岁的时候，您的父亲就教您怎么去欣赏音乐，怎么去阅读乐谱，在这么小的年龄，是不是能真正理解音乐的内涵？

　　祖宾：能，也不能。因为，自我出生起，音乐就围绕四周，我无从记起最初是从哪个时候开始听到音乐的，我不记得了。我父亲开始教我识谱，读乐队总谱的时候，我脑海中已经充满音乐了。

　　曹可凡：我知道您15岁就登台，有过一次指挥的经历，当时是个什么样的状况，能不能跟我们描绘一下。

　　祖宾：我经常帮助我父亲排练乐队，当时有一次耶胡迪?梅纽因要来担任独奏，我父亲先替他试奏，于是我第一次站在了指挥台上，我父亲对我十分严格，我犯错的话，他会向我咆哮。后来一年以后，父亲让我和他搭档，我指挥，他独奏，曲目是巴赫的《小提琴协奏曲》，这是我在公众面前第一次担任指挥。演奏的就是巴赫的《小提琴协奏曲》。

　　少年祖宾梅塔有机会成为一名医生，但他还是步了老爸后尘。后来他在维也纳的老师斯瓦洛斯基，果然认定他是个指挥天才。不过，天才需要磨练，在正式开始指挥生涯之初，他就受到大师索尔蒂的激烈排斥，以辞职抗议启用这个毛头小子。

　　曹可凡：当时你去洛杉矶爱乐做助理指挥的时候，索尔蒂爵士是有一点反对的意见。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会有压力么。

　　祖宾：并不是来自于这个事件的压力，我的压力来自于我太年轻，而这是一支杰出的历史悠久的乐队，作为一个年轻指挥，我的曲目量积累不够，我每周都要勤奋学习，边学边干。这才是真正的压力。说起历史悠久，在我之前洛杉矶爱乐的指挥有奥托-克伦佩勒(Otto Klemperer)，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的大多数唱片都是和该乐队一起录制的，我从前辈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其实梅塔接手洛杉矶爱乐前，指挥大师卡拉扬曾单独约见他，告诫说，你很容易成名，但记住别让自己落入俗套，于是梅塔使出120分的劲，努力成为乐队的灵魂，按他的话说：漆黑隧道中唯一的光亮。(一组他和各乐团的VCR快闪)几十年来，梅塔在各大乐团间“转会”，从英俊青年变成白发长者，但令他最难割舍的，恐怕还是以色列爱乐乐团。

　　曹可凡：我知道大师跟以色列爱乐有一种非常深的情缘，尽管在很多的乐团担任过音乐总监，但是似乎，他对以色列爱乐的感情完全不一样，能不能说说为什么对以色列爱乐倾注自己这么多的心力。

　　祖宾：以色列一直是个充满危险和动荡的国家，我率领以色列爱乐也经历了这所有的风风雨雨，就象国家动荡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已经合作了超过2000场音乐会了。

　　曹可凡：1981年大师曾经在以色列做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举动，指挥以色列爱乐上演了瓦格纳的作品，要知道在以色列去上演瓦格纳的作品是需要用无比的勇气，并且要冒很多的危险，我想请问一下大师当时是怎么想的。

　　祖宾：我觉得自己当时有点不成熟，只是纯粹从音乐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忽略了人民的感情。所谓人民的感情，就是指1981年的时候，还有很多从死亡集中营里幸存下来人都健在，他们不愿意听到这种(德国)音乐。我们至今都不再演奏瓦格纳的作品，不是因为政府的限制，政府没有限制，我们不演奏，是因为不想再伤害人民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