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家祖宾梅塔做客《可凡倾听》谈音乐外交

　　曹可凡：您觉得再过多少时间，才可以演瓦格纳的作品

　　祖宾：我无法告诉你还有多久，这个时代的一页必须翻过去，我们还有其他音乐可以演奏，虽然瓦格纳是很重要的音乐元素，我希望，我真心希望终有一天能上演他的作品。我本人非常钟爱瓦格纳，我可以在其他地方演，现在我已经完成了我的第五次《尼伯龙根指环》系列。也许有一天能在中国上演。

　　以色列的连年战争，犹太人历史上的痛苦经历，都激发着梅塔的音乐冲动。1999年，他在德国魏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旧址附近举行音乐会，而乐队正是犹太人的以色列爱乐和德国人的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

　　祖宾：所以很多时候，外交官做不到的事情，我们通过一场音乐会就能做到。在魏玛音乐会之前，柏林爱乐来到了以色列，这是以色列爱乐第一次在本土和德国乐团合作，之后就有了魏玛的演出。音乐触及人类灵魂，把人类团结在一起，音乐是神圣的语言。尽管犹太人和德国人过去有着那些不愉快的经历，而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演奏音乐，是治愈创伤的方法。但是你知道，以色列爱乐当时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处境当中，有段时期世界上一半的国家都不欢迎它去演出，当中以建交之后，1994年我们很高兴带着以色列爱乐来到中国演出，可以提醒大家的是，那场音乐会，我和乐队，帕尔曼都是无偿的。

　　曹可凡：我知道1994年您率领以色列爱乐乐团来上海演出。几乎可以称为当年度上海音乐界的一个盛事。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很多朋友，他们对那场演出都记忆犹新，很多人是流着眼泪听完您的音乐会。那时侯的条件非常差，我知道那时候，您来上海演出，甚至没有为您单独准备一个指挥的休息室，只是把一个办公室办公桌椅撤去以后，临时改建的。

　　祖宾：哦，那无关紧要，我们也习惯了一些不理想的条件，关键是上海的观众太优秀了，令我们难忘。

　　曹可凡：梅塔先生在以色列，是有，对中东和平有着自己非常独特的看法。比如说您非常反对当年的沙龙政府建立隔离墙，你也鼓励以色列爱乐的成员把自己的一些旧乐器，送给拉马拉的一些学生，让他们学习音乐，当巴伦波伊姆在拉马拉做音乐会的时候，遇到一些反对的声音，你也是力挺他，是不是也希望能够通过音乐来推动一个地区的和平，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一个外交官，一个政府不能做到的事情，音乐家却是能够把它做成。

　　祖宾：因为，巴伦波伊姆以及我，还有很多人，我们深信，大多数以色列人和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都渴望和平。但是总是有小部分激进分子，恐怖主义者，他们用一些恐怖活动阻碍和平进程，我们希望推动和平进程。我们在以色列举办音乐会，也是希望阿拉伯人犹太人能够坐在一起，这是非常有益的，贝多芬就是一个非常有治愈作用的作曲家。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音乐家和教师派到以色列的阿拉伯城市，不是西岸地区，现在那里不太可能，是其他地区如那扎维夫，去那里帮助年轻音乐家提升潜力。我的另一个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帮助一个阿拉伯以色列学生进入以色列爱乐担任乐手。

　　曹可凡：我知道大师有很高的语言天赋，能够讲八国语言，可是您不会讲希伯来语。这很奇怪。

　　祖宾：他终于说了一些让我羞愧的话了。

　　这是梅塔影像中最活泼的一瞬间，1969年他作为低音提琴家和好友帕尔曼、祖克曼、巴伦波伊姆、杜普蕾合作的舒柏特《鳟鱼五重奏》成为历史经典。而他们的这段友谊跨越岁月，甚至生死。

　　祖宾：我们就像用音乐交谈的一家人，至今我们都是好朋友，不幸的是杜普蕾已经不在了，但我们还是经常在一起切磋音乐。

　　曹可凡：我听说在杜普蕾去世以后，梅塔先生就很少演奏埃尔加的那首《大提琴协奏曲》，因为他经常说当第一主题在我耳边响起的时候，我就会非常难受，就会想起杜普蕾不幸的遭遇。

　　祖宾：是的，她走后很多年，我都不想再演奏这首协奏曲，只是最近我才第一次重新碰它，是两年前，她去世已经差不多20年了。

　　曹可凡：我们知道“三高”的音乐会几乎成为一个闻名全球的文化品牌，长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尤其当帕瓦罗蒂先生去世以后，似乎人们对“三高”的音乐会有一种特殊情怀。而这个音乐会就是跟大师紧密相联。

　　祖宾：在“三高”第一次演出之前，我和他们分别合作过。但即便是我，也无法设想他们3个人在一起会是什么效果。让我最高兴的是，我们合作起来太轻松了，因为我们是老朋友，每位男高音都选了他们要唱的曲目，不和其他两位较劲。排练气氛十分友好，没人会要求给我多点时间，也没人为此嫉妒，从没发生这种事。当然，我们都十分想念我们的老朋友鲁齐亚诺帕瓦罗蒂，事实上，他计划要录制一张宗教歌曲的唱片，去年七月，我和以色列爱乐录制了三、四首歌曲伴奏，把音带寄给他，让他稍后把自己的歌声加入进去，但，永远无法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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