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虻

　　2008年12月23日零点21分逝去后，陈虻的同事们把他之前的办公室改装成了灵堂。办公桌上，两张证件——记者证，工作证；三张名片，写着他生前的职务名衔。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就凝结在这几张薄薄的名片上。文/马戎戎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2008年12月25日上午。作为“生活空间”最早的参与者之一，蒋樾去灵堂看望他。满墙的照片上，蒋樾找到了有自己身影的那张。照片上，年轻时代的蒋樾还是个胖子，寸头。现在，蒋樾是个瘦子，和陈虻一样的长发。蒋樾说，几年前与陈虻相遇，陈虻竟然没有认出他来。

　　“想想看，那时我们曾经那样熟悉，一起吃饭，一起做片子。”蒋樾很感慨。

　　灵堂的留言本上，蒋樾写下了这样的话：“人生苦短，你率先走完了。”

　　蒋樾第一次知道“东方时空”，是1992年，“东方时空”的创始者之一时间找到他，对他讲起“电视新闻杂志”的概念。蒋樾被这个“杂志”的概念吸引了，那时候，这个全新的节目名称还叫做“新太阳60分”。

　　翻开孙玉胜撰写的《十年》，依然能感受到那时创办者的激情：“我们还没有一台电脑，所有的报告都是我们手写的。”“‘新太阳60分’的名称是几经斟酌，最后敲定的——它来源于‘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一格言，寓意着中央电视台和全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蒸蒸日上。”

　　由于一句“‘新太阳’名称也许让人误会，人家会说‘难道还有老太阳么？’”“新太阳60分”很快改名为“东方时空”，全国人民开始听着“时空晨曲”洗漱、吃饭。几个栏目版块分别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只有“生活空间”还在迷你版“为您服务”的思维困境里徘徊。

　　当时“生活空间”的制片人还是卢望平。在和卢望平讨论“生活空间”的时候，蒋樾听到这里有一个8分钟时长的平台，便说：“当然做纪录片。”

　　蒋樾给“生活空间”做的第一个纪录片是《东方三侠》，讲述什刹海3个游泳老人的故事。

　　蒋樾说，当时，后海有一群游泳的老人引起了他的注意，“1993年去看，水已经很脏了，但是这帮人依然玩得很愉快”。蒋樾认为，这里面有“乐”。当时这些人的一些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时正值海湾战争，游泳的人往水里跳的时候，就会喊：“闪开，闪开，飞毛腿导弹要发射了。”蒋樾觉得这体现了北京人气质中的某些东西，“北京人非常关注政治，但又能把政治和平民生活结合起来”。

　　在《十年》里，孙玉胜说，纪录片最终被允许在这个平台上播放，是因为“久病乱投医，试试也未尝不可”。

　　而在蒋樾看来，包括《东方三侠》在内的一批短纪录片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播出，以及播出后得到好的反响，并不是偶然的，“‘生活空间’的产生不是孤立的，而是80年代长期积累的新纪录片的爆发”。

　　作为上世纪80年代新纪录片运动的亲历者之一，牟森这样描述这场运动对“生活空间”最终形态确立产生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我们习惯看到的都是政论式的专题片，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看电影加片的《新闻简报》，后来看专题片。到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批反映普通人生活的纪录片，比如90年代初的《沙与海》，时间他们拍摄的《我毕业了》、《天安门》，都是反映普通人生活的，还有早期的《德兴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