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虻

　　陈虻和卢望平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不是“这圈里的”。大学专业是光学工程，1985年1月到电视台工作后，才接受了纪录片的启蒙教育：“我是一直到看了《望长城》(1991年)之后才知道片子可以这么拍……再后来又看了个《失去平衡的生活》，还有伊文思的《风》——就这么些，都是别人给转录的相带。”

　　事实上，选择“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形态的最终确立来自于严峻的生存现实。在与林旭东的对话里，他说：“我之所以会想到这么一条思路上去，在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不得已的重要原因：那就是重新定位后的‘生活空间’处在‘东方之子’和‘焦点访谈’两个子栏目的夹缝之间，因此我们必须在栏目运作上避开他们已经相对成熟的套路——从选题内容和拍摄手法上与他们拉开距离，只有这样，‘生活空间’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基于这种考虑，那么‘焦点访谈’说事，我们就说人；‘东方之子’拍名人，我们就去拍普通老百姓；‘东方之子’以访谈为主，我们主要拍状态；‘东方之子’是现在完成时，我们是现在进行时……这样走一步看一步，一点一点地趟出了这么一条跟踪拍摄普通人生活的路子。”

　　真正开始领悟出这类纪实手法的美学价值，是在编《一家人和一个孩子》(1993年10月13日至15日播出)的过程中。这部片子的摄像毕鉴锋原来是学美术的，有过一定的拍纪录片的经验。素材拍回来后，编导感到无从下手，于是陈虻就直接参与了剪辑。在剪辑中，陈虻与我对这种传递方式本身产生了认同。他说：“我认为这体现了一种对人的宽容和尊重。”

　　“我曾经在一部外国电影里看到过这样一个细节：一个人在病房里跟病人正谈着话，时间很晚了，一个护士走了进来，告诉他，现在几点了，然后就退了出去……我很欣赏这个护士的谈话方式——她只是向你传递一个信息，而让你自己去决定到底该怎么办。我认为这种不强加于人的方式就体现了一种对人的尊重，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最初出于这样一种生活态度，我开始对那种纪录式的影像产生了一种直觉上的偏爱——我们只是向观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这件事究竟、如何发生的，但是结论由观众自己来下。我曾经就这种方式做过一个比喻：我们是把蛋糕切下来递给观众，而不是先放在自己的嘴里咀嚼了以后再吐给观众。这种方式正是以尊重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为基本出发点的‘生活空间’的理想载体。当时我给‘生活空间’定下的创作宗旨就是：表达的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在此基础上去实现一种‘人文教化’，或者说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引导人们去进行思考，从而建立起一种更加合理的人际关系。”

　　“替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

　　蒋樾说，他认为“生活空间”最大的作用，是让老百姓不再认为“只有有成就的人才能上电视”。拍摄《东方三侠》的时候，被拍摄的对象会警惕地问他：你们是谁？哪个单位的？为什么拍我们？我们又不是劳模。

　　“在他们的概念中，普通人只有成为‘劳模’才能上电视。”蒋樾说。但后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话一出，他去拍片子再也不用带介绍信，只要说，我们拍的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就可以。

　　在蒋樾的记忆中，陈虻“是一个性情中人，经常被感动得流眼泪，但基本上他流眼泪的片子都是很难通过的片子”。在蒋樾眼中，陈虻“留长发，温情。其实不是做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