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虻

　　“他追求的自由人格精神，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可能完全实现”

　　一直到逝世之前，陈虻始终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敬业。他生前的同事在“百度百科”上给他建了词条，词条里这样描述他的工作状态：

　　“记得那时，大家很怕他审片，总是先打听好审片主任的排班表，如果感觉是个烂片就想办法拖一拖，避开他的锋芒。……记得常常在夜里九十点钟才编完最后一个画面，他一脸倦容地走进机房，刚看完‘社会记录’，再之前是‘纪事’，再之前是‘百姓故事’……被七八个或精彩或平庸的片子折磨过，每一个都不敷衍，每一次审片，都像一堂课。我们拿着‘同意播出’的签字收拾好带子踏实地走人，他还坐着，说要等准直播的‘连线’。印象中我的最后一次审片，签完字后他没有走，而是长叹一声说：文飞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现在，也老了。我拿着播出单，转过身去，收拾台子上的带子，关机，眼中怆然泪下。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之后，我离开了让我老得很快的编辑台和新闻评论部。”

　　陈虻成为“东方时空”制片人之后，陈真成了他的继任者。采访他是在2008年12月26日的下午，陈真说，灵堂，他一直都不敢去看。

　　在陈真看来，陈虻把所谓的“理想主义”坚持到了最后，“他不管条件多简陋，都要求大家能够出精品”。而他自己，也经常为了工作，不吃饭，或者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吃第一顿饭。

　　陈真说，他与陈虻在人文关怀的方向和栏目的方向上没有任何分歧，如果说有不同的话，就在于对现实局限的认识。“陈虻希望每一个作品都能成为精品，因而给手下的编导很大压力。但我看到，这毕竟是一个播出量很大的电视栏目，流水线作业也许才是更现实的方式，不能要求一周内做出一个精品。比起央视其他栏目，做纪录片的编导更累，收入更少，职务带来的便利几乎没有，孩子上学都找不到可以托关系的人。也许在90年代，电视人的收入还比其他行业高一些，但是到现在，电视人的收入也只是一般水平。”陈真说，他看到女编导编片子编得“面目都扭曲了，嫁不出去”，就心中难过。“我们总说人文关怀，但为什么不能先关怀关怀自己的编导？”“所以我有时要求没那么严格，让编导们也舒服些。”

　　陈真说，陈虻有一次对他说，他工作起来不吃饭，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苦肉计”——这是让编导们看到，不只是他们辛苦，我和他们一样辛苦。

　　陈真认为，在仕途上，陈虻不能算顺利，“他追求的自由人格和精神，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

　　比起陈虻，陈真自认为“是个俗人”，他感伤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注定在残酷的生存斗争中遍体鳞伤。”

　　在百度那条词条里，撰写者说：“陈虻喜欢穿牛仔裤，长发飘飘。才情丰富，成就斐然，心思敏锐，情怀深沉。熟谙主流话语，不乏叛逆精神。在我心中，这是最有理由享受理想生活的那种人，应该在城市边缘弄个诗意的居所，调素琴阅金经，饮茶读书，高朋满座，一不称意便可明日散发弄扁舟。可惜这样的生活往往属于那些满脸横肉铜臭逼人的房地产暴发户。陈虻，不过是电视与官场的双重压力艰难负重的中年男。”

　　离陈虻的办公室灵堂不远，是一面电子公告牌，现在，公告牌上不停地滚动着号召同事们向陈虻家属捐款的信息，陈虻身后，留下的是没工作的妻子和11岁的孩子。

　　“他走得——太年轻了。”牟森感叹说。

　　然而在柴静眼中，陈虻的一生不能用“现世幸福”或者是“现实不幸福”来衡量：“他不幸福，但是他说，要成为这样的人就要不幸福。他有另外的补偿。”

　　“他老说，做节目是做人，为这个我们有过非常大的争吵。他说，你不这样做，就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他说，一个在职业上成功的人不可能幸福。”柴静这样回忆。

　　“陈虻说，你为什么不按照我说的生活？我说，因为这是我的生活。他说，可是我讲的是对的。”

　　柴静说，陈虻对她的训练非常严格。“他说：你就是一个网球，我就是一只网球拍，不管你跳得多高，我永远都在高于你1毫米之上。他是职业教练。”柴静记得，训练阶段陈虻对她说过最温柔的话就是：“其实也不应该对你有过高的要求，你已经不容易了，应该快乐一点。”

　　“他有点像女版的我，我有点像男版的他。他离去，我觉得我的一部分随他离去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他的一部分在我身上还延续着。这让我觉得也还可以，他以某种方式还活在这世界上。”说到这里的时候，柴静的眼睛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