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封面

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拍摄现场 赵新昌/图

　　追问《团长》在京举行 康洪雷：别轻易说好不好

　　康洪雷谈《我的团长我的团》众角色

　　◎舒可文

　　如果一部戏剧带来的不是简单的轰动，而是引出种种热议，大致是因为它触动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神经。围绕《我的团长我的团》的议论触动了什么？

　　2007年的《士兵突击》以一种寓言的方式，给现代竞争模式中的社会焦虑带来一些精神抚慰，因为在竞争模式中，你无论身处什么位置，都有相应的竞争压力，都有处境不利和被淘汰的焦虑。《士兵突击》于是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成功模型，观众顺利地将其深度拟真化，在这种摇篮曲般的抚慰中很受用，很感慰藉。

　　相比起来，《士兵突击》强调的其实不是竞争环境，而是简单主义的生存之道，《我的团长我的团》则把人的处境推到一个极端的境地，这种极端主义的立场其实不过是简单化的另一种表达，把处境简单化，简单到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时，所触及的问题也就推到极端，极端主义的方式也许使问题在封闭的逻辑中变得清晰，同时也会因此过滤掉了所有复杂关联，使问题变得简单。

　　虽然它的故事设置在战争中，但它比战争片走得更远，战争片中的牺牲或逃避、英勇或胆怯都有一个可依据的坐标，而《我的团长我的团》没有停留在这个层次，所以它没有壮怀激烈，也没有反面的畏缩投降，它把故事推到极端得连常识中的坐标也不起作用了，这也许是让被它甩掉的观众难以接受的原因之一。

　　但它也远远不是反战的主题。反战主题通常要彰显战争对人性的伤害，这是比战争主题更具人道意义的旗帜，也是越来越多的战争题材所涉及的主题。从《现代启示录》对战争的经典起诉中，战争本身一定带给人最深的恐惧，恐惧或走向邪恶的疯狂，或走向黑暗的死亡。在科茨的恐怖王国里，人的属性全部消失，丛林法则都不足以表现它的残酷，只有荒谬的疯狂。年轻军人威拉德在正义的名义下结束了这里的疯狂之后，他的心里也不可阻挡地浸入了那疯狂和黑暗。描述战争扭曲人性的题材，或如《拯救大兵瑞恩》这种在战争夹缝中守护人性的题材，在现今影视剧中已经是一个经典类型。而《我的团长我的团》也没有在意这样的常识，它继续把人物推到无可救药的极端境地，他们是屡败的溃兵，他们是必死的炮灰，表面看他们失去了所有与人相关的尊严、理性、德性，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活下去或死亡的分界点上，所以他们中几乎没有任何与是非相关的规则。它的人物处境极端得超出了社会思考的底线，让人不安。编剧与导演试图撕裂关于伦理、关于规范、关于是非这些我们日常赖以依存的表象，试图直面生死、人与人之间关系最残酷的现实，在这些被战争与苦难蹂躏到极点的角色中去寻找真实的人性、责任心、关爱这些概念在极端前提下的真实含义，去探讨在极端前提下的自私与愧疚、软弱与坚强。但因为这一切都在极端主义的前提下，极端主义所赋予的强权使人物的符号性突出，在强化符号意义的同时，势必损害真实中人物的逻辑性，无论是龙文章、孟烦了还是虞啸卿。

　　这是一部质地显得过于粗粝的电视剧，它不光鲜，它不让“沙发土豆”轻松地消费，它太多残酷的刺激，它所揭示的战争环境下的“元价值”或者“元规则”甚至令我们心里不愿意面对，它的主要角色极端的生活态度与行为方式甚至令生活在规则行为逻辑中的我们反感。但它毕竟是值得我们去讨论的一部作品——关于它的战争观，它的存在哲学，它对不同烙印的角色矛盾心理的判断。

　　我们试图通过追问来接近这部作品，它不仅是对一部电视剧的理解，也是通过那一个个角色的生存真实，对人与人之间应有关系的理解，当然还有对极端主义的理解。在解读的过程中，也许我们有了能超越这部电视剧的价值——世间所有的问题都建立在悖论之上，恰是在符号与符号解读的难度之上，有我们特别值得去思考的东西。

　　那就是：我们究竟要去反思那场战争，那些在战争煎熬中死去或幸存下来的人什么？反思那场战争最终失败的他们、最终胜利的我们什么？

　　康洪雷说，那也是他们这个剧组付出那么多辛劳，最根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