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 徐宁

　　“节俭令”已成为歌手当中的“敏感词”。

　　日前，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简称：“节俭令”)。通知发出后，各地各部门积极响应，紧急叫停、调整了一批文艺晚会及文艺活动，并纷纷出台管理措施，严格控制文艺演出的数量和规模，不拼明星、不比阔气。

　　“节俭令”之下，晚会少了，对明星的需求自然降低——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一台大型演出活动，一度六成以上的钱被明星大腕们拿走，如今“节俭令”的效力持续发酵中，艺人的需求量已然呈现减少之势，相应的，一些二三线艺人目前以原本市场价的5-7折就能请到。

　　一场晚会三百万 曾经六成归明星

　　每年，各地方政府投资的明星晚会都不少，而这些大大小小的晚会基本有个共同点——烧钱。据了解，一些二三线城市举办晚会，花个500-800万元很正常。在某些地方政府看来，办节、办会要有晚会演出才热闹上档次，即便是一些经济实力并不雄厚的地区，也愿意花钱请明星助兴。此前就有媒体报道，西部一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每年都会举办“斗马节”，会请不少明星助阵。

　　黄邦(化名)曾经担任过艺人经纪一职，他曾经跟过某“大腕儿”7年，他回忆当年的盛况，颇似白头宫女讲两朝兴衰。那时，他最忙的就是新年、中秋、国庆等节假日，越临近那个时刻，各种需要各色明星拼盘的演出需求量就越多。为此，那段时间他每天都要跟着艺人转场于不同城市，录制各种类型的晚会，拼盘演出更是接到手软，“商业演出几乎每周都有，那时我家的歌手到场唱两三首观众知晓度高的歌曲，价格普遍可以达到20万元，最不济的歌手每场也有8-10万元。”不过，频繁赶场也让他吃不消，最终急流勇退，转做他行。他说，其实从2005年开始，上海和北京等一些一线城市的拼盘演出就少了，因为上海的观众不太接受这种主题不明确、混杂了各色人等的拼盘演出，但二线城市依旧很疯狂。

　　而在一台晚会中，拼明星的费用到底有多高？拿一台在二三线城市预算为300万元的演出活动来说，抛去场地、搭台、舞美、灯光等费用，有六成以上的钱被明星大腕们拿走了。“中间人”陈雨(化名)前些年一直在帮助拼盘演出邀请艺人。在一些拼盘演出中，“中间人”的作用等同于中介，他们一般为艺人的商业活动牵线，从中赚些“零花钱”。他回忆，生意最好的时间段是2008-2011年，各种巧立名目的演出特别多。他记得有一场演出在一中部省会城市，那个时候如果一个艺人的报价是20万元，他为赚取中间费用通常会把价格抛高，而晚会承办方并不讨价还价，非常豪爽，因为他们需要这种宣传，甚至还会一路开绿灯。而另一位也曾做过中间人的李文宇(化名)，让他记忆犹新的是2008年，一个地方的畜牧节就可以组织一场耗资600万元的演出，就连企业签约也要组织一场演出，这些演出主张的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沙宝亮、羽·泉都是这些演出的常客，但是他们都比不过后来的凤凰传奇，这对组合因歌曲朗朗上口，在二三线城市知晓度很高，“彼时一场35万元，一年可能都能做到一个亿啊。后来有人提出他们的出场费少了，因为是两个人，所以目前有说法称他们涨到了六十几万元一场。”

　　北京演出商陈先生提出了“虚高”问题，“根据我的经验，每年选秀节目，比如《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会火那么几个人，一下子带动这位明星的出场费，黄绮珊、黄贯中、杨坤出场费翻了两倍，原来25万元，现在75万元。这个身价，对于商业演唱会帮助不是很大，但如果他们参加拼盘演出，那帮助就很大。”

　　报价水分被挤干 二线三线5-7折

　　上海演出商方云生(化名)谈到虚高就很无奈，“每到年底十多个地方台一起办跨年的时候，艺人的价格就有点离谱了。以前年底的时候往往是演唱会的黄金档期，但这两年都会由于无法和这些晚会给出的价格所竞争而夭折。”

　　不过，“节俭令”颁布之后，一些变化正在发生。陈雨听他的朋友抱怨，目前很多歌手都纷纷“待业”——他强调是那些没有副业的歌手。但是现在不单单是地方或者国企不再办晚会，很多艺人也不愿“顶风作案”。

　　某地政府原本要在8月举行大型啤酒节，找到了“中间人”陈雨。原本该啤酒节是看中一些真人秀节目的学员，他们今年的价格比起去年“好声音”江湖传闻的30万元出场费要公道许多。一切谈妥后，陈雨就等着7月底帮他们签合同。但“节俭令”先以“内参”的形式下达，这单买卖在正式下达前就宣告夭折。

　　这会不会让二三线歌手受到影响？晨报记者近日偶遇一群唱片公司的老同事聚餐，上去与他们攀谈，他们的艺人大都名不见经传，谈及“节俭令”之后歌手的商演是否好接，几个人做蹶倒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难啊！”

　　一位经纪人坦言，“节俭令”下达后，不少年轻歌手的经纪人很“受伤”，“虽然有些歌手已经有一定知名度，但还需要维持曝光度，而晚会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对新人来说，晚会收入很低，但曝光率比收入要重要。”

　　演出商黄邦则看到了另一面：“节俭令”下来，需求减少，会让很多“皮包公司”没空子可钻。以前“皮包公司”欺负一些主办方不懂，比如某个庆典，“皮包公司”会要求几百万元打包八组艺人，包括几个一线、几个二线，从中可以获利几十万元。而倘若单个艺人请，他们只能从中抠出1-5万元。所以随着“皮包公司”所能接到的演出减少，如果不是草台班子的演出，被他们报出艺人的身价会稍微挤出些“水分”。而黄邦谈到，“节俭令”下来后，倘若真要去请一些二三线艺人，目前以原本市场价的5-7折就能请到。

　　晚会歌手影响大 摇滚乐队波及多

　　虽然很难，但对他们来说也是绝处逢生的机会。艺人经纪董思明(化名)说，“现状艰难，但是有些名气不是那么响的歌手依然很好做，现在的演出商都喜欢做‘流水型’艺人，具体来说就是他们能唱晚会也能唱夜店，这种歌手对舞台要求不高，基本上一把吉他就足够了，而且价格不高，请一个一线大牌的价格够请很多这样的歌手。比如国内某小清新乐队，最开始五万元就唱。所以对年轻的艺人来说，或许能找到一些出头的机会，市场也会变得更新鲜，更有活力。”

　　黄邦说，他在“节俭令”出来后，便与业内人士讨论过这个话题。他们认为影响最大的除了二三线歌手外，一些主打晚会的主流歌手影响更甚，“晚会特定人群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而当晚会预算比较低时，对以前曝光率并不高的艺人来说，反而是机会。”

　　黄邦说，“节俭令”对市场冲击短期是看到效应的。“以前政府会搞各种节庆活动、庆典、颁奖晚会之类的，都有明星助阵，这‘节俭令’一刀砍下来，一些大讲排场的文艺晚会不能明目张胆再办，这些都会在短期之内让演出市场受影响。此外，受到波及的还有音乐节，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年初音乐节一定少很多。因为每年五·一前后、十·一前后都有音乐节，而音乐节大都是和地方政府合办的。现在音乐节少了，摇滚乐手的收入也少了。我们说乐队‘走起来’才赚钱，乐队每年收入的六到八成是来自音乐节的，所以他们半年内都会受到影响。”

　　一线艺人不松口 伺机而动欲重整

　　很多报道里面提到“再也看不到大牌”，黄邦说，事实上不会，该坚挺的一定坚挺，“只有市场能考验歌手，汪峰、许巍、那英、张惠妹等非但没有降，而且还在涨，他们有些在做选秀导师，有些正在各大城市巡演，这完全是市场造成的，一线大牌接的民间资本商业演出多，所以不受影响。我相信电视台晚会还会有需求，只是他们也会考虑杜绝那些豪华奢侈的排场。”

　　多位演出商和歌手经纪人均表示，对于大牌明星来说，晚会曝光率有减少，但他们的身价却没有受到“节俭令”的影响而暴跌，“从去年开始，晚会就不再是重头了，楼盘、商场开业等才是演艺明星主要的赚钱方向。”比如刘若英、梁静茹等一线艺人，他们曾经是晚会最爱的歌手，现在也很少接受邀请。据悉，现在一线明星的报价没有波动，比如刘德华、周华健等人，仍需百万元以上的价码才能请动，黄绮珊等翻身的当红唱将也依然坚守六七十万元的底线。”董思明说，“大牌的价格不会松动，因为一旦跌价了口碑也就砸了。这个时候他们会选择澳洲、美国等地的堂会，他们大陆的资源也不会放弃。周杰伦是最好的例子，他在内地埋了一条线，等到有机会就会杀回来。”

　　黄邦认为不可以单纯这么来看，即使身价没有跌，但次数减少了，总收入一定会受到影响。这是有形的影响，无形的也有，有几个身价原本很高的大牌受到“节俭令”、“限唱令”两记重拳，让想搭顺风车宣传自己的打算落了空，“今年江苏卫视有个《全能星战》，此前邀请了孙楠和陶喆，这个节目砸了很多钱，但是停播了，这几个大牌一定受影响。孙楠去年在东方卫视的《声动亚洲》做导师时有活跃度，原本是打算今年继续参加江苏卫视让人气上涨，至少可以为自己的商演带动人气，这下落空，他们的邀约势必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