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改编受争议 编剧:受甄嬛影响

2014年11月01日12:54   新京报 微博 收藏本文     
电视剧版《红高粱》补充了九儿的社会关系,丰满了那个年代的众生相。 电视剧版《红高粱》补充了九儿的社会关系,丰满了那个年代的众生相。

  由莫言[微博]原著改编的电视剧《红高粱》正在东方等卫视热播。周迅的演技得到一致认可,“40演19毫无违和”。而电视剧在剧情上的改编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不同于张艺谋电影版的写意风格,电视剧中加入了多条故事线和翔实情节,新增了九儿初恋情人张俊杰、大少奶奶淑贤、县长朱豪三等重要角色,整部戏人物多达58个。

  接手高人气作品的改编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昨日,编剧赵冬苓在接受采访时,给自己打了85分,“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承受能力,大家去说好或者不好,或者捧上天或者骂得狗血淋头,有自己对它评价就够了。”

  “九儿”是个叛逆角色

  受《甄嬛传》影响,“太高”的人物不亲近观众

  《红高粱》中的九儿是一个跳脱了“三观正确”的叛逆角色,剧中更出现了九儿给土匪出主意敲诈自己的父亲等情节。赵冬苓坦言,这种创作思路或多或少受到郑晓龙导演《甄嬛传》的影响,“《甄嬛传》里人物很多都是‘三观不正’,而我过去写的女性形象,一般别人评价都是方正大气。是《甄嬛传》的人物塑造,让我体会到观众可能更喜欢的是那种能力、审美和道德水准和我们更接近,或者只是稍微高一点的人物。如果太高了,观众只能膜拜,就不亲近了。我开始写《红高粱》以后,在创作风格上有了比较大的转变,把自己端的东西放下来了。”

  不仅是九儿,剧中其他的角色也都带有鲜明个性:余占鳌阳刚、爷们儿,但也冲动、易怒,匪气十足;淑贤是代表封建传统美德的人物,但为了保住家产继承权,多次陷害九儿;朱豪三为民做事,不惧强权,但是行为乖张,做事极端。每个人物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他们的闪光点不在于道德的完美,而是家国大义面前,把个人私心退居次位。

  以“九儿”为创作视角

  有丰富社会关系的人物更适合长篇

  电影版《红高粱》场景大多荒凉;而电视剧里,高密县给人以高门大院的热闹感。关于差异,赵冬苓强调“烟火气”对电视剧来说非常重要。“电影艺术形式不要求你去仔细地编排故事,表现人物关系,它主要用意象表现精神。但对电视剧来说远远不够,我们要把人物放在一个很有烟火气的地方。”导演郑晓龙与赵冬苓的想法不谋而合,“电影偏陕西,我们这个是放在山东。陕西是蛮荒之地黄土高坡,山东是非常扎实、生机勃勃、各种复杂的社会元素交融的一个地方。”

  为了让作品更有“人烟味”,电视剧选择从“九儿”的视角出发。赵冬苓表示,这是她创作之初就想好的,“余占鳌是土匪,为了不拖累他人,做土匪时第一件事就是要隔断社会关系,而九儿却一直生活在民间。电视剧要铺排各种社会关系,无疑,九儿这种有丰富社会关系的人物更适合我们这样的长篇。”

  而新创朱豪三、大少奶奶、张俊杰这些角色,不仅丰满了那个年代的众生相,也起到了补充九儿的社会关系和人物性格的作用。赵冬苓举例说:“为了和九儿的叛逆形成对照,就有了用传统美德塑造的大少奶奶。她是完全牺牲服从于传统,过着非常痛苦的人生,和九儿生活在一起必然会发生矛盾。”

  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刘玮

 

(责编: shining)

文章关键词: 红高粱赵冬苓莫言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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