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学家马特尔:娱乐性并非美剧成功的最核心因素
早报记者 石剑峰
“在美国文化的这架飞机上,没有驾驶员。” 法国社会学家、记者、作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在他的《论美国文化》一书中如此结论。
以《论美国文化》和《主流》两部分析美国文化和美国软实力书籍闻名的马特尔很喜欢美剧,他最喜欢《广告狂人》(Mad Men),“这是一部关于媒体宣传的片子,信息量很大,又是关于1960年代美国社会的故事。”
美剧的成功土壤,其实是美国这种独特的文化体制所决定的。在马特尔眼中,虽然美国没有文化部,但却存在着这样一种文化体制:国家处于弱势,以间接方式介入,但规范能力通过机构的自我审查体现;市场之外的独立机构极力撇开资本的影响;活跃的基金会和有效的院外游说团体的支持;生产并传播了全球商业文化中的绝大部分产品的产业界;富有的募捐者对精英文化的支持。总之,这一体制既不完全独立于国家,也不完全受市场主宰。
从上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在文化部门的作用,有一个减弱的趋势。
20世纪初期,美国人认为,历史上联邦政府介入文化是不合法的和不存在的。1929年危机之后,罗斯福新政时期首次以突然的方式大力度介入文化,目的只是给创意工作者提供工作。冷战时,文化成为对抗苏联的宣传工具。
政府强势介入文化阶段,是从肯尼迪任内开始的,不过维持时间不长。1965年,美国创建了联邦文化处,即国家艺术基金会(NEA)。不过,尼克松时期,这一国家介入体制被去中心化,联邦预算被转给各州和各城市。以至于到了老布什任内,国家艺术基金会这个本已微不足道的事务处成了两党斗争的舞台,最终基金会被肢解,雇员被裁,预算被大大削减。克林顿上台后,直接将事务处转到国会。
那么,离开了政府的文化体制,如何运行呢?大多通过具有彻底隐身性的文化资助运行。这种体制清晰划分了商业与非商业,而且层级分明,既包括如交响乐团等在内的雅文化,又有前卫、反文化和反现代体制的文化表现形式,还有一大批批评甚至批判自身文化的活动家群体。
如何理解这种文化体制,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法国专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
娱乐性并非美剧成功关键
东方早报:最近一年,包括《纸牌屋》、《国土安全》等在内的美剧大热,美剧的这种“普遍性”是怎么成功的?
马特尔:美剧在全世界都能吸引年轻人,因为它宣扬自由价值,提倡质疑精神,反对主流文化,追求迥异生活方式,推崇原创,总是充满创意等等。这些元素在其他国家的娱乐文化中很少同时存在。可是要问我,它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其他国家的影视剧产业无法成功,没人知道,就算法国人在这方面也不成功。
另外一方面,美剧所针对的是美国和世界的受众,它作为大众文化一部分从本质上难以不是千篇一律的产品。各种商业文化、大众娱乐文化在国际上能够站住脚,是依靠美国的经济实力,它使得大规模生产和发行成为可能,但同样依靠好莱坞讲故事的技巧,依靠电影大片通过特效和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明星传播的梦想,依靠好莱坞所承载的美国价值观的威望。
而且,这种大众文化在上游的使用构成了美国族裔的多元性。在下游,大众文化依靠民主的论据来自我推广,因为大众文化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它大幅度吸引公众的能力。
东方早报:但在我们这些观众看来,吸引我们的是因为其强大的娱乐性。娱乐元素在这些剧集的成功中占据多大的因素?
马特尔:在我看来,娱乐性并非美剧成功的最核心因素。美剧制作的专业性、制作品质和创造力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其他国家的影视剧产业都比不过。如果过于重视美剧的娱乐性,那可能是误解。
文化是一种外交工具?
东方早报:在一些文学学者看来,美剧或者好莱坞电影的最大成功并非因为其在全世界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而是通过剧集和电影输出了美国价值和美国意识形态,你怎么看?
马特尔:在我看来,意识形态在美剧或者好莱坞电影这样的产业里,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很大,即便在你提到的《纸牌屋》、《国土安全》这样的政治色彩浓厚的美剧里也是这样,意识形态不是它们的重点。美国是世界上最热衷于批判自己政府和体制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爱看这样的美剧。
东方早报:比如像《纸牌屋》、《国土安全》等剧集,美国政府层面、美国意识形态有没有参与到剧集的制作中?
马特尔:美国是个民主国家,美剧要反映的也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和文化,也就是美国特色的自由民主体制。剧集和电影无论通过正面还是负面反映,其实都在宣扬美国政治体制的优越之处,因为所有的政党、团体、各种观点、各种反对意见在各种美剧中都有呈现。在我看来,美剧首先并不是什么宣传品和宣传工具,它能在全世界受到欢迎,正是因为它的首要功能不是美国政治和政府的宣传工具。
东方早报:美剧或好莱坞电影作为一种美国文化产品,对美国介入世界事务是否有着积极作用?
马特尔:当然,美剧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门,美国政府当然也会利用这种软实力。什么是软实力?软实力的意思就是,这种力量不是直接来自于政府。“软实力”的力量在于,它借助价值观、生活方式、文化和新技术,它让美国在军事硬实力之外,能够更大程度主宰世界。
但如果你认为文化也能成为一种外交工具,那可能真的是一种误解,甚至是用宣传的意识去思考文化了,这是错误的。这也是很多国家犯的错。但是,美国除外,国家层面从来没有想过要直接介入文化产品的生产,但这些产品却成功地成为美国最好的公关。
东方早报:像法国这样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娱乐产业方面是否能复制美国的成功?
马特尔:法国学不好的原因很简单:我们的产品不够好。就是这样。走出法国国门,有多少人愿意看我们的电影和影视剧?几乎没有人。因为从头到尾,我们对待电视剧和电影的态度,我们的政府和社会总是对这些产品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承担这样那样的任务,这完全就是错的。
未来文化的重要部分已经显露雏形。未来在于创新、研发、新技术、互联网、家庭影院,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好多方面已经领先欧洲和亚洲。
东方早报:美国所谓高雅文化也十分发达,娱乐文化的过于发达并没有腐蚀整个社会文化。这是否可以看作对娱乐文化泛滥的担心是错误的?美国的案例说明了什么?
马特尔:美国文化强大并且在全世界传播,并非仅仅因为其营销力量,而是美国文化知道如何利用不同的梯级层面。由独立机构中的非营利的大交响乐团、当代艺术博物馆、舞蹈团、大学和大学出版社所产出的以卓越为标志的“雅文化”同样供应给全世界的音乐厅、文化中心和图书馆,这些是非商业的和非娱乐的。而在电影节和独立电影领域,美国的影响力被大大低估,在美国之外的电影俱乐部和剧院反复出现的也是美国的实验电影。美国的精英主义和卓越文化业同样占据主导地位。
罗伯特-麦基谈剧本:“不管积极还是质疑,只要符合人性就可以”
早报记者 蔡晓玮
从《白宫风云》到《纸牌屋》,美国的政治题材剧集似乎走上一条越来越“暗黑”的道路——对理想主义的描绘被对权谋的窥探快感所替代,主角人物身上的“恶”被完全地激发出来。这一点在美国曾引发争议,在总统奥巴马对于《纸牌屋》表达出热爱的同时,也有媒体对总统的重口味口诛笔伐。
美国编剧经典教材《故事》的作者罗伯特·麦基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对于政治题材剧来说,各种阐释都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质疑的、权术的,还是积极的、健康的。”
东方早报:把《纸牌屋》和《白宫风云》相比,权谋取代政治理想成为刻画的对象,这种转变是怎么产生的?
麦基:《白宫风云》是一部在商业电视网络平台上播出的电视剧。而电视台的收入来自于商业广告,这些广告商会对剧情内容有所考量,并不想因为剧集内容的黑暗和复杂失去那些以家庭为单位的目标群体。但是,《白宫风云》实际上已经是商业电视台能够做到的最好、最丰富、最黑暗的政治剧集了。
《纸牌屋》则是由Netflix这个视频播放网站制作播出,而视频网站的收入来自于付费观看视频的用户。不管是有线电视台还是视频网站,他们的观众群都不是家庭用户,而是个人用户,这些观众会用所观看的剧集来定义自己,和那些满足于观看公共电视台提供的理想化图景的电视剧的观众划清界限。个人用户的数量随着网络视频的兴起正变得越来越庞大,甚至远远超越了家庭用户。在Netflix之前,有线台已经塑造了很多具有黑色气质的剧集,比如《广告狂人》、《绝命毒师》等等。而同时,编剧们愿意去写这样的从未被写过的复杂角色。总而言之,这些都是为个人用户定制的剧集。
东方早报:这样的描写会不会让观众对政治失望?还是说,这一点并不在美国电视剧编剧的考虑之中,只要电视剧好看、人性得到体现就可以了呢?
麦基:在美国,编剧只会担心两件事情——有没有足够多的观众以及编剧自己能不能在创作中获得自我满足。所谓民主就是确保从各种角度发出的各个观点都能够发出属于自己的真实的声音,无论左中右、心理的、社会的、蓝领的、白领的,社会中的各种族群、阵营、阶级都必须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也必须掌握表达自己的技巧,只有这样,最终选民们才能在得悉了各种真实的想法之后做出自己的选择。因此,对于政治题材剧来说,各种阐释都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质疑的、权术的,还是积极的、健康的。所以,在这方面,不仅编剧不会在意,任何人也都不会在意,只要你所讲述的一切都是符合真实的人性的,就可以了。
东方早报:就你所知,在美国,剧集的类型、内容需要经过相关的审查么?在政治剧层面,有没有什么创作的禁区?
麦基:是的,在公共的商业电视台会有一个审查的程序,这个审查的程序是由广告商来主导进行的。同时,也有一些对于语言、性和暴力这些方面的制约,因为公共台是人们随时随地可以免费收看的。而在收费的有线台、卫星频道和网络上,制约相对比较少。另一方面,我们其实有一个联邦层面的最高审查机构,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来把握具体的分寸,他们也会有具体的审查细则。比如,假如一个电视剧过分地夸张了性这个元素,而沦为全然的色情剧,那么通讯委员会会介入其中并叫停这个剧集。但是,这些年来,对于电视剧的审查一年比一年宽松,尤其是对于收费频道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