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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在《世界》预告片里安排的第一个镜头，是一个头戴草帽，背着一只巨大塑料袋的拾垃圾老人，慢慢走过一片水塘边上的工地，远处，是世界公园里仿造的埃菲尔铁塔。
虽然离正式上映还有几天，但这个镜头依然透露出贾樟柯作品某些一贯的特征。诗人欧阳江河在看完《世界》后说：“《世界》保留了贾樟柯一贯的记忆和追溯的调子。贾樟柯
电影的本质，是纪实的，但也是诗的。他的电影很重要的元素是诗。”
作为第六代导演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贾樟柯的身份一直是著名的中国地下导演，之前他的《小武》和《站台》等作品，都获得了诸如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和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等一系列奖项，但作为他的第7部电影，《世界》还是他第一部在国内公开上映的电影。在此之前，由于他的电影不准在国内公映，他都是将电影交到公司国外代理发行，当年的《站台》就卖得十分不错，《世界》的北美版权据说也达百万美元。在《世界》之前，很多国内观众也是通过国外盗版DVD的“境外回流”才得以认识贾樟柯。
在2001年的一次采访中，贾樟柯曾回忆到那一年的自己：“釜山电影节，在酒店碰到王家卫，墨镜后一脸坏笑，说要去北京一起喝酒。谈下去才知道他非常得意，《花样年华》在大陆已经获准通过，我知道这是他真心的喜悦，想想自己的电影公映遥遥无期，多少有点惆怅。釜山到处弥漫着‘花样年华’的气氛，年轻人手里握着一个纸筒，十有八九是《花样年华》的海报。我没有参加闭幕式便回国。据说闭幕那天突然降温，《花样年华》露天放映，几千个观众在寒风中享受流行。”到了10月，李安的《卧虎藏龙》又在巴黎热闹非凡，但是他的《站台》在国内依然只有通过DVD，在狭小的电视屏幕上看到。2000年，在巴黎看完杨德昌的《一一》之后，他回忆道：“做舞蹈教师的赵涛问我大陆为什么看不到这样的电影，我无法回答。我们的电影不寻找真相，幸福就可以了，幸福没有真相。”
现在，《世界》终于让贾樟柯的电影出现在本土的银幕上。由地下到地上，身份的改变对他来说，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其实以前挺郁闷的，每部电影拍得都非常辛苦，这么多工作人员跟我一起渡过一个一个难关，结果这部电影国内却放不了，这让人特别痛苦。从我拍第一部电影《小武》到现在，我个人是浪得虚名，但是帮我拍电影的各个工作部门，他们对观众来说是陌生的，比如说摄影师，大家最初看《小武》的年代，看的是家用录像带，不知道转了多少遍，色彩和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看了那样的东西我觉得对不起摄影师。还有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这一次我觉得能够展示他们的才华，这是我最高兴的。我觉得这就正常，这个正常已经让我们兴奋不已。”
除了高兴，贾樟柯也认为许多事情其实才刚刚开始。从发行到宣传，他都没什么经验。说到《世界》的国内发行，他说：“我第一次做发行，把自己当做一个新人，事实上也是，除了dvd观众，谁还知道贾樟柯是谁？当然我们的媒体曝光很好，但是没有给人看到作品，人家就记不住你。”
《世界》仍然很贾樟柯
原本打算叫《美丽心世界》的《世界》在剧情上并不复杂，甚至说不上戏剧性：赵小桃(赵涛饰)坐在单轨列车上打电话，她说她要去印度。她以前的男朋友突然来找她，他说他要去乌兰巴托。赵小桃说的印度是世界公园的微缩景点，她在公园里跳舞，为游人表演。她以前的男朋友要去的乌兰巴托是蒙古的首都，在北京往北的远方。他们相见，吃饭。小饭馆弥漫的烟雾正好掩饰他们告别的忧伤。赵小桃又坐在单轨列车上打电话，她说她想见他。他是她现在的男朋友，叫成太生(成泰燊饰)。他正在艾菲尔铁塔上执勤，是世界公园的保安队长。他们都住在公园里，一起工作，吃饭，游荡，争吵。他们都来自外地，在这座城市里幻想，相爱，猜忌，和解。这座公园布满了仿建世界名胜的微缩景观，从金字塔到曼哈顿只需十秒。在人造的假景中，生活渐渐向他们展现真实：一日长于一年，世界就是角落。
当被问到《世界》会与过去的电影会有什么不同，贾樟柯说，在视觉上，他采取了大量多媒体实验的东西，比如穿插了许多flash，而且在叙事上，也采取了多种人物关系的交替。不过他强调说：“这些实验倒不是为了实验，而是根据题材本身来做的。之前在《小武》与《站台》中有的镜头也不是刻意的，而是因为制片环境太差了。”
《世界》作为贾樟柯的首部地上作品，受到的关注一方面来自市场的考验，另一方面则来自电影本身，因为很多人担心，在选择拓宽市场的同时，他身上的浓厚的作者电影的气息会不会因为市场因素而得以稀释。
贾樟柯自己对《世界》的票房并不是十分在乎，他说：“虽然《世界》尚未上映，但现在投资方已经赢利了，因为影片是1200万人民币的投入，现在已经收回投资，赢利相当可观，主要的投资方都相当满意这个销售成绩。”
至于自身风格丧失的担心，贾樟柯觉得这基本上不太可能：“首先我是一个一直在寻找自我的电影方法的导演，我从拍《小武》到现在一直在找我自己拍电影的方法。慢慢的开始一个贾樟柯的世界，就像多伦多这次回顾展的名字一样。当然另一方面我一直是中国当代生活的一个观察者，也是一个体验者。我特别希望自己的电影能够成为一个个人对一个社会的回忆。它不是官方的说法，也不是一个集体意识的反映，我觉得它是一个个人的印象，我觉得中国一直比较缺少这样的作品。电影对我来说不是唯一职业，我可以干很多事情，教书，写点文章，或者做点生意。但是想拍电影就是想把自己内心最真实一面讲出来，我想我可能在这方面会坚持下去吧。”
地下离地上有多远
贾樟柯1995年拍的第一个短片《小山回家》，是讲一个在北京的民工，他春节要过年了，他想回去过年，想找一个人跟他一起走，他就找不同的同乡，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叙事的线索来把民工的生存状态拍摄出来。
他说：“那个时候是1995年，想来已经是11年前了，想起来真是，我那天突然想，王宏伟在《小山回家》里演一个小山，演一个民工头，11年之后他又再演了民工，我们没有我们热爱的人群，我自己从山西汾阳一个很小的村出来的，说简单一点，我们的生活不容易，这些不容易的生活在银幕上很少，为什么银幕上没有拍我们这么不太容易的生活呢？我最早想拍电影有这样的一个理由和原因，我很幸运成了导演，真的有办法来拍电影，这个理由和这个愿望也是支持我一直拍下来的动力，直到今天我都想坚持这样的一个方向，包括在《世界》里面也是想谈，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触目皆是，不为人知，并不是不为你我知，作为一个公共的话题，是很少有人提及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观众，我们的经历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拍出来。”
这也是最早贾樟柯作为“地下导演”的作品，许多人看过《小山回家》之后都问他，为什么要用7分钟的长度，全片十分之一的时间，而仅仅两个镜头去表现民工王小山的行走，因为这7分钟足足等于28条广告，两首MTV。但贾樟柯认为：“这长长的7分钟，与其说是一次专注的凝视，更不如说是一次关于专注的测试。”
他说：“可以不断转换的电视频道改变了人们的视听习惯，在众多的视听产品面前，观众轻易地选择了本能需要。艺术家们一味地迎台，使自己丧失了尊严。再也没有人谈论艺术的现状和我们的对策，艺术受到了艺术家的调侃，许多人似乎找到了出路——那就是与艺术迅速划清界限。他们将创作变为了操作，在躲避实用主义的挤兑同时，使艺术成为了一种实用。一切都处于职业规范，甚至不惜压抑激情与力量，艺术中剩下的除了机巧还有什么？”
人们习惯所称的“地下电影”，就是未按照正常手续报批、审查、放映的电影，这类电影的导演也被称作“地下导演”。自1994年的《小山回家》到2005年全国上映的《世界》，贾樟柯对这个10年间身份的变化并不十分在意，他说起1994年和一帮朋友成立的青年实验电影小组：“1994年那个冬天，我们否决了许多诸如‘大生产’、‘前进’等文词上的创意，将我们这个自发组成的群体命名为‘青年实验电影小组’。我们喜欢它的平实，在这个平实的名字中，有我们喜欢的三个词语——青年、实验、电影。”邹志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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