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几个月以前，周云山就曾对我说他有话要说，但这次在丽江他却似乎不在状态，他的微笑和迷离的眼神总是让我怀疑他是否在认真倾听我的问题。很明显他还没有从前一天晚上演出时的状态中脱身而出——台下观众们对崔健的过分期待使他发出了对“明星时代”的感叹……
我们先谈论了关于“丽江雪山音乐节”的一些看法，他认为这次音乐节“很牛逼”
，可他自己却是“带着遗憾下台的”，因为他觉得某些东西影响了他的演出状态。于是我们就用“明星时代”做引子开始了我们的这次对话。
李(李宏杰)：说说“明星”吧，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明星”？“明星时代”的特征又是什么呢？
周(周云山)：这其实并不是“明星”的错……人们没什么信仰，内心困惑，他们在找自己的崇拜物……但还是有人的确是来听音乐的。
李：你觉得这次来的乐队怎么样？
周：挺好的，但也不是全国最好的，还有一些优秀的没有来。
李：你和你们乐队是什么时候去了北京？
周：我是1997年去的，乐队是1999年成立的。
李：1997年到1999年这两年你在干什么？
周：在酝酿。
李：没有做其他的事吗？你一去北京就到树村了？
周：到北京两个月后去了树村。
李：然后呢，你刚开始去没有决定搞音乐吗？
周：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两个哥们在那边上学，他们住在上地那里。我当时想搞个人(音乐)……
李：哪种个人，创作歌手？
周：对，创作歌手，就是自己写歌，然后找乐手来伴奏那种。
李：那后来为什么组乐队了呢？
周：主要觉得演出什么的不方便。
李：那你的乐队是怎么组起来的，一开始就是那些成员吗？
周：我们的成员换来换去的，最早是那几个。
李：换了几拨儿？
周：最早时成昆是鼓手，曹操是贝斯手，曹操是我好多年的朋友。然后是王传江(贝斯手)，他走了后来又回来了。
李：那你们乐队换人还不是太频繁……
周：我们乐队还可以，没有那种因为一些生活上的小事就怀恨在心的人。
李：那些乐队间分分合合的原因是什么呢？
周：大多就是一些小事，那种为人的事，比如说这个“冲”到那个，那个伤到这个，然后就怀恨在心。
李：你觉得这些对做乐队的人重要吗？这些事情是由于做乐队的人本身的问题，还是环境的问题而导致产生？
周：都有。有些乐队是因为时间久了，扛不住了，也不是这个或者那个伤害了他，是他自己扛不住了，生活上出现了问题，所以只好走了；也有那种互相之间出现了恨。
李：我觉得产生恨挺不可思议的，大家分开就可以了，干吗还要恨？
周：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无论是能在一起待多久，都是挺美好的事情。
李：你觉得怎样才能避免产生这种恨呢？
周：每个人都多为对方着想，大家都宽容一点，就容易选择了。
李：你自己从来没有过经济上的压力吗，没有撑不下去的时候吗？
周：其实我在搞乐队之前和之后的经济状况一直是这样的……
李：那来源呢，是家里吗？
周：有时候家里给点，但我父母从来没有给过我，有时候我哥给我点，有时候我姐给我点，有时候就“蹭”点，有时候我自己也挣点，够生活了。
李：你当初想做音乐的动机是什么呢？
周：热爱音乐，没有其他的。
李：有没有想过做音乐的结果？
周：不管将来是什么结果，我都觉得挺好的。
李：那你有没有可能因为经济或者年龄等其他原因放弃摇滚乐呢？
周：如果我会放弃，那也肯定不是经济上的原因。即使我将来离开，我也要对另外几个人负责。
李：那音乐是你的事业、责任，还是爱好？
周：我把它当作职业来做，当作我活着的证据。
李：你上次和我提到中国的摇滚乐太缺建设……
周：哦，对，环境和责任。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好多人都在想着自己，出专辑或者怎么着，但我们大家其实是在同一条大船上，我们应该建设它，不要相互漫骂，不要没有必要地伤害别人。
李：前一阵胡松(“夜叉”主唱)曾在演出时批评中国摇滚圈，也许他也体会到了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周：我还没有和他交流过这个事……我和胡松是好多年的朋友了，我觉得他还是个挺感性的人。有些人看不惯他，觉得他有点明星那种，但我觉得不是，其实他是个挺棒的人。
李：其实他有机会成为明星的，据我所知，有好多娱乐杂志和网站想要采访他，但都被他拒绝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个挺本色的人。
周：他挺好的，他们做的音乐也比以前好了。
李：你觉得在现在的大环境下，如果不出问题，一支乐队可以维持几年？像你身边这些(乐队)，在经济上没有充足的保证……
周：我不能保证别人，我只能保证自己。在这种不挣钱的情况下维持下去，有的人靠的是使命感，靠的是希望。
李：那种希望是什么呢？
周：希望有一天能靠音乐养活自己。
李：只是希望能养活自己？
周：有些简单的乐手他的确只是这样想。
李：那他们对中国摇滚乐的前景持什么态度呢？他们是否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
周：也许我们都是铺路石。但实际上生命不是这样的，我们又踩了谁的路，谁给我们铺了路，但你还得去搞(音乐)。不能这样想，觉得自己吃了什么亏……
李：你觉得应该有责任感，使命感。
周：也就是说，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看看未来，你必须找准一个方向，能尽多少力就尽多少力，完成自己应该做的那些事。
李：那你作为做音乐的人，“建设”这个字眼是否有些遥远呢？除了你自己，其他的人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周：可以呀，有些人能说通，至少你能让他感觉到这一点。
李：你认为具体应该如何建设呢？你们做音乐的人又应该如何做呢？
周：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让身边的人能够收到这种信息，喜欢你的音乐的人，或者你的好朋友，告诉大家不要破坏我们共同的船。我自己则要做好自己的音乐，我从来不会对谁去说教。我的力量也很微弱，但能做多少做多少，当别人做的时候，我会站出来支持。比如说“真唱运动”，我会支持，让那些有才华的人上台来，让那些烂歌星，愚弄别人的人下台去。
李：谈谈你们的音乐吧！
周：我们的音乐是比较迷幻，比较“飞”的那种。
李：在中国有可能大面积地推广你们这种“飞”的音乐吗？
周：我也不指望能大面积地推广，喜欢我们这种音乐的人就那些人。
李：迷幻音乐的方向是从组队初期就定了吗？
周：最早我听很多种风格的东西，金属、朋克，这些都听，但同时我一直也听迷幻音乐，后来慢慢地发现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方向的音乐。这种感觉很适合我，和我比较接近，我也是这类人，所以我要去搞(这种音乐)，你要是让我去搞朋克我会很尴尬，我做不好，但我还是很喜欢朋克音乐的。
李：你认为你们乐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吗？
周：我觉得我们乐队的风格还是挺明显的，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一套，但下一步还会有另一套，我们不会被套死在一种模式里。我们希望每一首歌都有突破，不会说这首歌成功就一直做这种歌。迷幻是大方向，就是一个氛围。
李：你希望你的听众也感受到你们音乐中的迷幻吗？
周：我倒不期望这点，我想无论他的想像力可以达到何种程度，只要他能感受就行了，感动也可以，受到震惊也可以。曾经有个妇产科的朋友问我“胎盘里的遗像”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听到这个歌名时都“惊”了，但他“惊”了就行了，我不会告诉他是什么意思的。
李：你歌词中的一些意象很出乎意料，有些诗歌的特征，你写诗还是看诗？
周：我有时会读一读诗，但并不是系统化的那种读。我们的歌通常很少是先有歌词，一般都是先把音乐排出来，我的唱也编好了，然后我开始想象音乐的氛围，去抓一个点，开始歌词的创作。有时它不像写诗那么顺，我是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写的。针对现实，我要传达我对生命的体验，我平时也有这种准备，但实际上靠近现实的又不多，更多的是对生命的体验和对生活的感受。把自己当作一个人，丢出去，然后再看回来。
李：国内有和你们风格相近的乐队吗？
周：我认为没有，可以说有几个迷幻乐队，但是不一样。比如“木马”、“声音碎片”，在我的感觉里他们也有迷幻的成分，甚至“舌头”，我觉得他们也有迷幻的东西在音乐里面。
李：其他的音乐类型呢，你喜欢Hip-Hop吗？
周：喜欢，虽然我现在没有玩Hip-Hop，但我平时挺喜欢那种有节奏的音乐的。
李：国外的乐队喜欢哪些？
周：太多了，但也有一些最爱的，最早是Pink Floyd、Radiohead、Bob Marley，后来是Trip-Hop，但我不知道我会喜欢多久Trip-Hop。而Hip-Hop是根源音乐，所以它是不会过时的。
李：Trip-Hop似乎更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如果有一个会唱动听旋律的女主唱，人们会很快地喜欢上他们……
周：人是不会拒绝美的，动听旋律是可以抓住许多人的。即使你再玩噪音，再玩实验，平时在你想睡觉，想安静地呆着，想和女友呆着一起喝茶的时候，你都不可能要“噪”，你都不会拒绝美。
李：对于你们的音乐，你觉得听众的接受程度和他们的年龄有关系吗？
周：我觉得那些30、40多岁的人更应该听我们的音乐，因为我们的音乐并不是那种小孩听个热闹的那种。昨天我演完在后台就有好多人都跑来告诉我喜欢我们的音乐。
李：其实和观众的交流有时是正面的，但有时又是反面的，比如昨天你演出时台下那些高喊崔健的人们。
周：我是很宽容地看待这些事的，但我知道问题在哪里。
李：那你觉得崔健的音乐怎么样？
周：我觉得老崔的音乐挺牛比的，但我并不是站在朋友的立场上来说这句话的。老崔他现在是个孩子，他现在还把自己当作一个孩子的状态来创作，他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老人，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可贵，你看他穿得多时髦呀！(笑)
李：老崔现在的状态要比前两年好得多，因为他开始和你们这些新的音乐人更多地交流了，他好象打通了自己。
周：对，他不是在《混子》里唱“不要和这个环境太较劲”吗？有时艺术家是跟着自己的作品走的，我时常感觉我们就是“胎盘里的遗像”，这就像走火入魔一样。
李：你怎么看树村呢？它现在似乎成了一种文化现象，一个代表中国摇滚乐某段历史的特殊词汇。我个人认为它是中国摇滚乐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点。
周：因为我住在里面，所以对这一切的发生都亲眼目睹，肯定是有感情在里头的。我在那里已经三、四年了，刚开始的时候住在那里的乐队都还没开始排练，有的乐队就是在那里组起来的。
李：不排练他们在那里主要做什么呢？
周：就是住在那里，离迷迪近嘛，可以去“蹭”课。刚到北京时我也没钱，我就想住在那里，就是为了可以“蹭”课，方便找乐手什么的。不知不觉的人就多了，他们都像我一样，慢慢地都来了。突然有一天，很多记者来了，扛着摄像机，很大的那种。
李：拍电影吗？
周：那都是后来的事情了，但我们没有更多的想法，我们还是继续做音乐而已。后来可能有些人想利用树村做些别的事情。
李：你觉得住在树村的乐手们都对树村有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吗？
周：有，我们经常在一起说这个事，有不少人都挺有想法的，也有还在观望的。
李：有些小孩说去过了树村后失望而归，你觉得是什么使他们失望？
周：那他们是在怀疑吧，我只能猜想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具体的想法。
李：没有和这些小孩们聊过？
周：我有一个朋友，他来了，后来又走了……
李：为什么？
周：他走的时候说，“我觉得我没有希望了。”
李：他说“没有希望”指什么？
周：生活上的困难，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处境，并不是说来到了这里就一定能出来。
李：小孩们去的时候是一种朝圣的心情，但现实让他们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周：其实那儿一点诱惑都没有，又脏又乱，现在更脏。
李：是你们这些住在树村里的人赋予了树村意义……
周：对，这一代青年还是有几个，或者说几十个是在想事情的。
李：最后，告诉我你们乐队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周：因为我们排的第一首歌的歌名就是“废墟”嘛！开始时没有名字，后来老二(吉他手)就说用这个作队名吧，挺棒的，我当时还想想个更好的，但另外两个人也说好，所以也就这么定下来了。我在不同的时候对这个名字有不同的想法，比如最近我在思考环境的事，我就觉得我们乐队是很绝望的，废墟它不仅仅是结束，结束的同时它也在开始。
(该采访时间为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