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哲琴 姜晓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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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10年间，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在成长，如果还一直把《阿姐鼓》那个牌坊挂在我身上，那真的会不堪重负
朱哲琴(blog)轻轻掠过你身边，你甚至不容易注意到她。个子不高，蓝色小T恤，牛仔裤，素面朝天，质朴亲和如同邻家女孩。接受采访时，她一直笑。她容易给人留下美好印象。眼睛很深，很大，很黑，像潭水。这时你会想起她的部分照片，冷艳，神秘，一如她的歌
声竭力给人留下的印象——浓郁的东方情调，低调但是极度艺术化的生活方式。
其实她来自广州，一座最早开始商业化的，繁华喧闹的城市。
你绝对不能当导游，
还是唱歌吧
每一个精灵都有渊源和前史。
朱哲琴祖籍湖南，生于广州。她父亲原来在广州市政府工作，“文革”期间下放到“干校”，“文革”结束回到广州，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科学杂志《科学世界》。
朱哲琴在家排行老三。家里兄弟姐妹多，她淘气过，可是父母从不打骂她。“从小就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从未缺失过家庭的温暖。”
朱哲琴的音乐天赋可以说是“从小就无法遮拦”。据母亲说，出生那天她是产房里哭得最好听的婴儿。7岁时候她瞒着家人考取了广州“小云雀”少儿合唱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中山纪念堂、七星岩歌唱，13岁灌录儿童演唱教材，“每一个样板戏我都能倒背如流，每一个角色我都会唱” 。
但家人并不支持她唱歌，以为那是“不正式的职业”，而希望她能成为一名教师。她也确实顺从父母的意愿报考了广州师范学院，并于1990年毕业，期间在广州的歌厅里做歌手。那时的广东流行乐坛异常蓬勃，解承强、陈小奇、李海鹰等在歌坛相当活跃，“是这些人引领我出道” 。
解承强为朱哲琴量身定做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让她一炮走红。“那首歌让人们知道了有一个女孩，她的音域无法想象地宽广。”朱哲琴唱着“丹顶鹤的故事”夺得1991年青年歌手大赛第二名。接下来，她并没有像其他歌手那样进入体制内的歌舞团。“那就成为一种职业了，那不是我想要的。我要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可能会不成功，但是那种东西非常珍贵。我的梦想是寻找好的音乐。”
她去了成都，遇到了何训田。朱哲琴说，想去当导游，当导游可以赚钱，又可以去很多地方玩。何训田听了有些生气地说，你绝对不能当导游，太可惜了，你还是唱歌吧。
遇到何训田之后，朱哲琴才成为了朱哲琴。“这是一个天机。”事隔15年，朱哲琴这样说。
《阿姐鼓》与何训田
那是西藏的“人皮鼓”的传说。被摒弃的血腥与蒙昧，在现代城市对西藏的重新想象中，获得新的美学意义。死去的阿姐在鼓声中重现，凄楚的死亡点染出崇高的诗意。《阿姐鼓》更像是一个残酷的诗歌文本，使1990年代的中国流行歌坛获得一种文化上的庄重。
1995年，许多人被那种别具一格的空灵的声音感动过。那是一张录制和缩混都堪称发烧天碟的唱片，也是当时中国第一张概念唱片，第一张在全球发行的中文唱片，在全球60多个国家销售超过200万张。
《阿姐鼓》中的西藏是非常自我的。何训田说：“我们到西藏，并不是为了寻找西藏，而是为了寻找我们自己。”因此它是何训田和朱哲琴的西藏。失落、空虚的现代人寻找的是一种想象中的精神家园与乌托邦，《阿姐鼓》正好契合了世界对西藏的想象，使得朱哲琴在众多流行歌手中脱颖而出。她高亢、任性的声音承担了来自西藏甚至来自世界的文化重量。
“离开广州去了四川，然后去西藏，1年后搬到上海去，开始创作《阿姐鼓》，我的心灵跟这个东西已经非常相通。创作了一半以上，我们再度回到西藏，那个东西会无数遍在你脑海出现。1994年，感觉这么多年的积累和这个东西重合上了。”
恰巧是她遇到他，他的音乐才找到了一个载体，她的声音恰恰成为了他作品中最人性化的器乐。如果不是她呢？会不会有更合适的女歌手？虽然《阿姐鼓》里有着崭新的音乐意识、录音手段，但一个小瑕疵是，朱哲琴在里面有意无意地炫耀了声乐的技巧，而音乐原本应该更加大气和朴拙。
由于当事人的某种默契，当人们不约而同地翻着朱哲琴和何训田的“前尘往事”时，他们其实得不到任何这方面的信息。“我尊重任何人的想法。”朱哲琴轻而易举化解所有人的猜测。
人物周刊：何训田一直是你非常好的音乐伙伴，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朱哲琴：认识他之前，我听解承强跟我提过，四川有一个人写了好几首作品都不错。我第一次认识何训田，是在四川录制国际电视节开幕式的歌曲。他让我去听他的作品，我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何训田。我说，听说你们四川有个人写的作品不错。他们告诉我，就是他。第一次听何训田的作品时，我觉得他是个伟大的作曲家，那时还没跟他合作。我的耳朵会告诉我。
人物周刊：那你当时到四川去，是作为他的学生？
朱哲琴：是何训田鼓励我到四川去的。我们谈得很好，我告诉他我一点也不留恋什么“大奖赛”、演出什么的，我觉得那种东西离音乐很远，我还是想做好的音乐。何训田就说，那你应该到四川来。他当时已经是四川音乐学院的作曲系教授了。当时有专门教我声乐的老师，然而“音乐欣赏”都是何训田来上课的。他帮助我成长。
人物周刊：当时你们的生活条件不是特别好。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朱哲琴：那有什么差别呢？跟现在也差不多。我不是对物质很追求的人。人是物质的产物，也是精神的产物。当快乐的时候，贫穷还是富有，对我来讲并非很重要的事情。
人物周刊：这10年你一直住在加拿大，而何训田一直在上海，你回来之后觉得你们还有共鸣吗？
朱哲琴：我觉得何训田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跟我相反，相当封闭，不喜欢到处旅行，生活很严谨，接触的世界非常有限。但是他的思维非常开阔，非常大，我们在精神上很相似，只是性格不一样。
人物周刊：他有什么缺点？
朱哲琴：他不是一个很中庸的人。苛刻算一个缺点。他不善言辞，也没有世俗的寒暄，以前别人到他家，他连水都不倒，就让人站在门口说事。对我来说看不到什么缺点……他狂妄吧。当时他做《阿姐鼓》，对上海音像说，他要做一张全世界的唱片，别人都觉得是狂想，没想到最后居然实现了。
他一直都在做不一样的音乐，我们应该保护这种不一样，我觉得很珍贵。如果有一天何训田变成很世故，我会受不了，我就不认识他了。
人物周刊：除了何训田，你还会跟其他人合作吗？
朱哲琴：如果有任何好的音乐都可以。对我来说，人是一个虚的东西，音乐更真实，谁写的音乐，对我不会是问题。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你意识到你的生命离不开音乐？
朱哲琴：我的每一步成长都没有离开音乐。
人物周刊：你跟音乐是和平相处？
朱哲琴：音乐在我的血液里，有时候沉默就让它沉默。
一直唱《阿姐鼓》，我会死的
四川是朱哲琴的起点，流行歌手在这里转变为声音艺术家。在她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随家人乔迁到了加拿大，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她嫁了一个加拿大人。“我当然相信爱情。婚姻，婚姻非常好。”她这样评价他：一个音乐鉴赏家。他这样和她开玩笑：长得跟外星人一样。
她住在渥太华，感到幸福，因为她享受到自由。“家是很童话的，旁边有森林和湖。每天8点钟起来，有时候看一会儿书，听音乐，然后去湖边游泳，然后继续看书听音乐。下午我一般看两三部电影。吃完饭去森林散步，晚上就做一些paper work。
“过去我喜欢看文学类书，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这几年阅读习惯发生变化，我看很多工具书，关于种花等等。在台湾居住的时候，我看过相对论和霍金的《时间简史》。还有一段时间我看蔡志忠的漫画，还有《法华经》。有时候会看旅游的书。”
“在这10年间，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在成长，如果还一直把《阿姐鼓》那个牌坊挂在我身上，那真的会不堪重负。”
“不能一直唱《阿姐鼓》，那样我会死的。”她笑着说。
《七日谈》再次强调了“泛亚洲”的概念。唱片企划里写道：“试图打破地域风格，以7首乐曲表达7种思想，何训田让所有乐器在平等位置交织进行，氛围和谐，迷蒙；朱哲琴的声音表现比10年前更为自然，没有戏剧性的大喜大悲，而是试图更轻巧、婉转。”
朱哲琴提到了“旅行”、“当代性”、“世界性的变迁”，她考虑“什么才是中国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试图把《七日谈》放到更为开放的、世界的谱系中。仿佛为了制造口实，或者是出于音乐的需要，在7首歌里很多演唱用非汉语的哼鸣来处理。在现场，你可以看见背后大屏幕投影下的异域风采，和很多旅行杂志的图片一样瑰丽、写意。西洋的乐器，东方的艺术、哲学，更多的是西方对中国的重新想象与建构。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实习记者万雅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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