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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岁的崔健，依旧是一身崔式行头——一顶嵌有红五星标识的白色棒球帽，一身随意装扮；依旧是那张平淡然而一旦进入角色瞬间便变得生动的脸。正式采访前，他老远就主动伸过来相握的手，似乎也表明了：这也是一个平和的崔健。
近期，被视为“亚洲摇滚乐坐标”的中国内地音乐人崔健，将在北京最大的当代艺术基地“宋庄艺术家群落”举办名为“超越那一天”的大型露天演唱会。这是崔健继去年“9·
24”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个人演唱会后，13年来在首都的第二次正式演出。国庆前夕，崔健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必须承认，与崔健零距离面对面，需要定力，需要脑子里准备一根“缰绳”，随时跟他进行思维及对话的角力。当他试图表达头脑里的各种想法时，你会发现，他在思维和语言表达上的“跳跃”令他很难连贯地清楚地说明白一个问题。正如他在《时代的晚上》一歌所描述的：“也不是天生爱较劲，只是积压已久的一切本能的反应。”原定40分钟的采访时间不断被老崔自己滔滔不绝越说越欢悄然延长成一个半小时。其间，他的跳跃式的感性的表达，凌乱，另类，这些话，或许某天会化为他的下一首歌词，那将是崔健的另一种表达。
“在高峰与低谷的反复‘调整’中，我长出了‘一身肌肉’”
记者：即将开唱的演唱会名叫“超越那一天”，“那一天”，在你心目中，是否存在一个特殊指代？是不是想通过这次演出“超越”些什么？
崔健：“超越那一天”，其实是我1997年的一首歌。歌里要“超越”的，就是1997年7月1日。不过，这次的“超越那一天”，又是个很抽象的概念，隐喻前些日子我父亲去世的事情。
记者：演唱会名字竟然和你父亲有关，这样说来，父亲对你影响很大。
崔健：父亲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不久前，他突发心肌梗死去世，我很悲痛。我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小号，他是我音乐旅程的启蒙者，虽然我们的音乐风格截然不同，但父亲一直没给我任何压力，让我自由成长。所以，用“超越那一天”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也符合我的个人情绪。
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度过那一天”，一种是“超越那一天”，但仅仅“度过”，会比较伤感。这么多年，我保持了内心的平衡。风口浪尖时，我会尽量压低自己，保持清醒，比如唱完《一无所有》后，我不愿意跟别人闲扯。之后有低谷有暗淡期，比如演出遭封杀，乐队间的不理解，但我都挺过来了，反而在这些高峰与低谷的反复“调整”中，我长出了“一身肌肉”。
记者：在众多歌手把演唱会放在体育场馆甚至是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你选择了一个大型艺术社区，怎么看都有点非常规。一个艺术村落，会给你的演唱会带来不同吗？
崔健：落脚宋庄，当时演唱会甚至曾想起名“混过庄稼地”，因为有首外国歌叫“混过贝多芬”。考虑到中国是农业国家，我们选择露天演出，又是在农村，应该有种积极向上的状态，“混过庄稼地”带有浓厚的参与色彩，与艺术环境也很吻合。与目前中国越来越工业化的城市文化相比，宋庄相对能寻求到审美自由。返回农村的生存状态，是城市大众口味和精英文化的共同选择。
“音乐人与歌迷是一种恋人关系”
记者：坦率地说，跟你的新歌相比，你的老歌似乎更为人们所熟知，比如《一无所有》、《花房姑娘》、《假行僧》等。你先前的音乐，成了人们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渡口。
崔健：上世纪80年代，“文革”样板戏一统天下状态结束不久，流行歌曲正在起步。人们处在从大众政治文化过渡到大众商业文化的岔路口上，当年我们自由创作的状态正好与之吻合，我们受到关注是自然的，这不是由一个政治群体或商业群体操作出来的。那时推出的原创歌曲，更多的是用音乐记录当时人们的情绪，但这种记录就那么一次，很多人通过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对应着找到了自己当时的社会生活状态。其实，人们不过借助音乐，寻找回了自己。
记者：确实如此。不过，你有无反思过自己的创作，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甚至还会出现某种让步？
崔健：我不愿意评价我是进步还是退步。我的歌是一个给你带来记录的软体，它可能促使你自己愿意把你的记忆与我的作品拉上关系。每一首歌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对我个人创作情绪而言都非常珍贵。而且，我认为我的歌会越来越有价值。
歌迷与音乐人之间，就像恋人关系。倘若恋人要对方放弃个性的话，这种关系不会持久。一个人只有真正关注恋人的发展，希望他(她)有更大的自由空间，期待着更多新鲜不断出现，这才是真正的优质的恋人关系。歌迷如果现在不喜欢我的新歌，一种可能，是我没有做好，但也有一种可能，是一方做得很好，而另一方却还没有跟上。
事实上，我希望原来有人听我的歌，现在还有人听，10年后也还照样有人听。我希望我的音乐属于每个时代的人，而不仅仅只属于20年前开始听我的歌如今三四五十岁的这一拨人。我希望“90后”的甚至是本世纪出生的人，现在、未来都会愿意听我的歌。
记者：换句话说，你希望全体青年接受你，但毕竟你不再是20年前的青年崔健。
崔健：一般来说，音乐应该属于自己的同龄人，人们往往不愿意失去对同龄人的关注。但我自己却并不是一个只对自己同龄人专注的人。我是一个比较贪的人，我更喜欢关注年轻人，比如，我特别关注年轻人的实验音乐，我认为那是一种对过去所有审美标准的背叛。
记者：比如，你会关注周杰伦？
崔健：他确实算是一个代表。不过，我认为，虽然他的音乐元素比较新鲜，但他不是审美的背叛，他的整体审美取向是一个nice boy，他的道德取向基本是做好人，不是坏孩子，尽管他说点儿粗口，但在内心中还是宽容、忠实、富有爱心。
记者：言下之意，你定位自己是个坏孩子？
崔健：和他相比，我更像一个调皮的孩子，比如我做的《网络处男》，一看歌名就不像是一个好孩子(笑)。
“不在乎真唱，是审美出现危机的信号”
记者：内地歌坛确实存在着很多让人失望的垃圾。近年你一直四处推广“真唱运动”，有成效吗？会不会担心这样的质疑：崔健已经没有创造力，做“真唱运动”，是维系自己影响力的一种办法？
崔健：做一件事，有的人做道德判断，有的人做动机判断。人们通过一个动机判断，去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当我理清思路后，我觉得，那些质疑我不行了我老了的人，其实是在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是一群软弱的人，因为他们只表演，不管其他。如果社会有良好道德体系支撑的话，就需要他们改变，那样他们的既得利益就全没了。
我推“真唱运动”，已经从道德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推“真唱运动”是经过自己长期思考之后选择的。虽然在很多人眼里，并不在乎真与假。而这，正是我们的审美取向出现危机的一个信号。比如，在音乐上，在建筑上，在电视节目上，在舞台布景上，与一个现代国家脱节的审美取向，比比皆是，动辄所谓最现代的科技手段，动辄所谓“多就是美”，拿这些去包装一个原生态歌手或一个初中生，从而造出了一个个审美怪胎。
就我自己而言，是多写一张专辑更有意义，还是多搞一年的“运动”更有意义？这样的机会成本，今后会多加考虑，可能我会将更多精力用在我的创作和想像力开发上。其实，如果我不做参谋，我是那种很有兴趣亲手“拿大刀”的人，我非常容易为一件小事而玩儿命，容易被社会感动，容易对英雄崇拜。
“摇滚就是——你的周围一片黑，而你是一个红点”
记者：你对中国目前摇滚乐的现状怎么看？在你看来，中国有没有真正的摇滚？
崔健：摇滚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无论是韩国、日本、新加坡，还是香港、台湾，都没有，只有中国大陆有。摇滚是真正从审美上的反叛，并不是唱出了摇滚的音色，那它就是摇滚。摇滚是必须从审美上颠倒过去的传统。但是，从内核里散发反叛精神的审美，还没有被更多亚洲人接受。
记者：为什么你断言只有中国内地有摇滚？
崔健：从形式上讲，东南亚没有专门做摇滚的公司，亚洲的审美观没有进入欣赏摇滚的那种“说不”的文化。但西方音乐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能用不同的方式告诉社会——我跟你不一样。
摇滚就是强调个性，就是敢说“不”字。而中国“说不”的文化土壤最多。你只要表现出你的与众不同，就会发现你存在的价值，因为你的周围是一片黑，而你是一个红点，你要勇敢地面对它，表现它。摇滚乐就是表达个性的非常好的平台、非常好的载体，它释放你的灵魂，承载你的个性，展示你的才华。
但是，现在中国所有的东西都在追求共性。比如，所谓“人气”，就是共性造出来的聚集起来的。但是，如果摇滚乐也成为共性的东西，那一定是危险的。
记者：当下，有你印象深刻的新一代摇滚音乐和歌手吗？
崔健：太多了。你不用看他们的作品，只看他们的眼神，就能看到他们身上的希望。他们非常诚实地看待他们所面对的事物，这些东西都不是因为简单地看几本书简单地受几年教育就可以达到的。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每周可以用5天时间去排练，每次排练四五个小时，这样的状态，正是诚实面对自己的生活。
记者：你用“很有希望”来形容音乐，看来你很乐观。
崔健：我用几个数字表达，每年的乐器销售以10%的速度递增，而且档次越来越高，玩音乐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一个希望；在我们周围，音乐家的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尽管他们的演出场所很小，但他们可以完全靠做音乐就能买房子，买车，他们没有被商业发展大潮彻底遗弃，这也是希望。
但是，目前，企业还不敢放手支持摇滚乐，因为摇滚乐长得不好看，看上去似乎多是歪瓜裂枣，似乎就一定会和吸毒、乱性画等号，它的审美取向不是社会主流所能接受的。但很多人却不想想：摇滚最大的价值就是说实话，为了说一句实话，摇滚都可以连命都不要。
“我给自己定位为‘一个不放弃理想的行动者’”
记者：提起崔健，人们会立马联想到“华人摇滚的符号”，舆论也认为，你在中国摇滚乐20年的发展上是一个坐标。在你身上集中着“理想主义、愤怒、反叛”诸如此类的标签，你自己怎么看？
崔健：这些标签不是最准确的表达。现在别人给我贴的标签，不过是对过去我做的事的盖棺论定。这些对我来说，是麻木，是不痛不痒。我更愿意给你展示的，是我明天要做的事，是对未来的设计和将要完成的计划。
在我看来，真正的快乐，是实现青春时期设定的目标，这自然存在一定的艰难。很多时候，一些看似很成功的人，他们在物质上得到很大满足，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可能很短命，甚至青黄不接，以至于断耕。而能顺着青春设定的轨迹走下去，才是我追求的成就感。
我希望我做的音乐和事情，不只给现在的人，也不是针对某个个体或群体，它不该是快餐，吃完就忘。我做的东西，是我自己最初的追求，是我认为诚实的东西，我始终要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记者：虽然刚才你说希望你的音乐属于每个时代，但是，难道年龄不会让你焦虑？
崔健：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光彩的一面。每个人最重要的是不要丢失自己，而是展示自己。就男人而言，最光彩的一面，在于他冒险之后的成功，如果一个男人一辈子只听好听的话，估计这个男人一辈子都没有光彩可看了。一个男人受了一辈子打击，却能忠于他存在的价值，特别是在逆风不顺的情况下，不丢失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你在任何情形下，始终保持一种品质，或许以后别人就会愿意借鉴你的经验。
记者：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
崔健：理想主义，现在说起它来，大家似乎觉得有点儿俗。其实，有很多曾经比我有理想的人，现在都放弃了，或者行动没有跟上。这些人一旦放弃理想，他们对“理想”的破坏就更大。就像我写的歌《混乱》里说的一样。他们在学生时期，理想是建立在书本上，一旦走入社会，他们不行动，理想就破灭。他们在批判有理想的人的时候，他们用的手段，他们的力量，破坏性更大。
我给自己定位为“一个不放弃理想的行动者”，以行动为主，如果光说理想的话，我肯定不如很多人能高谈阔论，我可能没话说了。我只是跟自己说，我选择我的生活方式。我没有高不可及的理想，我只知道明年要做什么，后年要做什么，5年以后的设想是什么，只要身体健康，我一定能做到。
链接
崔健音乐档案
1986年，在国际和平年音乐会上，崔健演唱的《一无所有》，成为中国摇滚起步的标志。
1991年，崔健发行第二张个人专辑《解决》。次年，专辑中的一首《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被制作成MTV，并获得国际MTV大奖。
1993年，崔健和第六代导演张元合作拍摄了实验性影片《北京杂种》。次年，发行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
1998年，发行第四张专辑《无能的力量》。
2005年，发行第五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同年，崔健时隔12年后再次登上北京舞台举办演唱会。
本报记者 陈娉舒 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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