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维亚：“洋气”的音乐知识分子(3)

　　“洋”不是“西化”，而是“中国的现代”

　　有人说，我的音乐写得比较“洋”。也许真的是这样。但这种“洋”也不是刻意的。这或许就是我的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所决定的，姑且就勉强算是一种当代知识分子气息吧。但这种“洋”的含义并非“西化”，而是不那么中国民间、中国传统而已，它是中国的现代。至于说音乐的中国风格，我坚信我的导师吴祖强先生说的，“一个自命为中国作曲家写的音乐总会具有中国风格，不可能写出一个纯粹西方的东西。”

　　在我以往的在创作中，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去刻意去寻找某些具有特定意义的中国或西方的音乐素材。比如说五声性旋律、中国古代的音调，或者某些地域性的元素。在旋律上我更多是选择了西方式的、浪漫派的音乐语言。基本上是和声化的旋律，也就是说和声的背景进行为主导，而旋律仅仅是外化的和声。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甚至包括我这一代的作曲家，从小在城市中生活，后来又在中央音乐学院上了十年学，我所有的音乐教育，尤其是关于民族音乐(包括戏曲、民歌等)知识，都来自大学的课堂，而不像我的前辈那样直接来自民间。毕业之后，我又继续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也不能像我的前辈一样有直接的“民间生活”，我可以说自己多多少少也了解一些中国的民间音乐，但毕竟缺乏乡村、民间的生活经历。因为这样的生活经历，所以坦率地说，我不太会写那种纯粹的、具有地道民间风格的音乐。这方面应该是我得弱项。

　　相反，由于我个人的音乐教育的背景所决定，我非常的偏爱美声演员的演唱。我甚至认为从音乐表现的幅度上来讲，比如“音域”、“音色”、“演唱技巧”，好的美声演员要完全的高于其他的演唱方式，音乐的本质就在于情感表达。这种审美观大概就是“情感论”的音乐美学观。如果说我的音乐具有那么一点浪漫主义激情，那可能与这种美学观相关。在流派林立、风格众多的古典音乐王国中，我更喜欢那种既保持古典主义传统、又具有一定现代音乐特征的晚期浪漫主义音乐，如马勒、理查·斯特劳斯的音乐，斯克里亚宾、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因为以这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晚期浪漫主义音乐风格为参照系，既可使音乐具有浪漫主义音乐注重情感表达的特征，又能使音乐具有一定的现代音乐风格而不显老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