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时乐濛，我们都亲热地称呼他为“乐濛同志”，这次他确是受命于“为难”之中。

　　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中国大地，随之一场音乐文化的大变革也处在阵痛的襁褓之中。人们冲破“四人帮”对音乐文化的多年思想禁锢，几个样板戏，几首语录歌，再也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这时，良莠不齐的港台流行歌曲“乘虚而入”，风靡大陆， 30年代的“时代曲”也时而泛起。许多年轻人备感新鲜，如饥似渴，如醉如痴，根本不管歌曲产生的时代背景，只以欣赏为快；而一些过来人则怒火冲天，痛心疾首，怒斥“商女不知亡国恨”，主张坚决堵塞，绝不能放任自流。

　　在来势迅猛的流行音乐对传统音乐的严重挑战面前，音协工作究竟如何开展？一些人感到十分惘然，手足无措。时乐濛和音乐界的有识之士却清醒地看到，要提高人们的音乐素质，提高群众对音乐的欣赏水平，再用“打棍子”的办法已经不灵了。只能从容面对，宽容对待，顺应时代潮流，千方百计引导青年人区分良莠，增强他们对一些庸俗、低下、不健康作品的免疫力。而更重要的是要调动我们的音乐家，鼓励他们对创作富有中国特色的抒情歌曲，进行大胆探索。以好作品来感染人，陶治人的情操，给人以美的精神享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解放思想”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一批勇于创新的中青年音乐家，他们施展才华，写出了一首首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却也招来了不少非议。如说什么王酩的《妹妹找哥泪花流》是 “小资味”的不健康情调；张丕基的《乡恋》，同样被贬为颓废的靡靡之音；李谷一借鉴我国传统戏曲民歌的气口唱法，用轻声和气声演绎，竟被斥为格调低俗的模仿……”

　　乐濛同志听了这些只是淡然一笑：“有成千上万人喜欢这些歌，群众该不会是阿斗吧！”他认为有争议是正常的，不是件坏事。思想观念的转变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奏效的，一些人早已习惯用教育功能作为考量歌曲的唯一标准，而大大忽视了歌曲的愉悦，特别是审美功能。每当这些年轻音乐家受到不公正对待，思想上受到打击和压抑时，他总是鼓励他们说：“不要怕，要相信群众是有鉴别能力的，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条路没有错。”

　　(2)

　　音乐界的同仁也一直在探寻着，这条路该怎么走？于是，由《歌曲》编辑部发起，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中国音协《歌曲》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经过周密策划，于1980年悄然展开，并一炮打响，旗开得胜。经数十万听众投票遴选出15首优秀歌曲。编印成的小册子一百多万份，短期内一售而空。成麻袋的读者来信，随信夹寄的买歌本的零钱，还有邮票，不得不动用中央电台一个班的武警战士帮忙清点。还记得当时音协机关工作人员每月都分到了“战利品”——为数不少的邮票。

　　此次活动群众的热情参与是空前的，评选出了《祝酒歌》(韩伟词、施光南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凯传词、王酩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集体词、吕远、唐诃曲)等15首歌曲。在这15首优秀歌曲中，由王酩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竟有4首之多，实践证明群众独具慧眼，那些人的不实之词也就不攻自破。

　　15首歌曲的推出在全社会激起了热烈反响，久唱不衰，有的至今还在各种场合传唱，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这些歌曲的音乐语言新鲜，旋律优美，时代感强，颇富民族性，且风格多样，是作曲家在新时期开始探索和寻求具有中国特色歌曲语汇和技法表现手段的丰硕成果。具有开创性的划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