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濛同志功不可没。《歌曲》编辑部的同仁宋扬、钟立民、张宁、温弘之、冯世全、舒小模等，均倾注了他们的心血，请不要忘记他们的名字。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付出，才创造出1983年底《歌曲》发行量高达37.5万份的另一个奇迹。

　　(3)

　　那时，人们普遍认为，80年代的中国音乐形成了以通俗音乐、新潮音乐和严肃音乐为格局的“三足鼎立”的多元并存的局面，有人形象地把前两类音乐称之为“两个冲击波”。乐濛同志领导的表演艺术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势下开拓前行的。

　　1984年，以弘扬民族音乐为主旨的 “中华之声”音乐会应运而生。5月，中国音乐家代表团赴重庆，面向厂矿、高校等基层单位巡回演出。由时乐濛任团长，刘诗昆任副团长，盛中国、郭颂、王玉珍等领衔主演。代表团一到重庆，市委领导亲自迎接，并联名要求宴请时乐濛。时乐濛1950年曾在重庆市任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这些老战友、老部下，如今均身居要职。音协表委会负责这次活动的冯卉，竟被当时热情接待的场面所震撼，她深感乐濛同志的威望和人格魅力。代表团深入到重钢、天府煤矿等大型企业为职工演出，并在万人广场为重庆各高校学生义演，轰动了整个山城，人们奔走相告，说“延安精神又回来了！“中华之声”音乐会，为处在冷落境地的严肃音乐打了一针强心剂，大长了民族音乐的声威！

　　时老于1979年至2002年，20多年来一直兼任音协两个部门的主管领导，不但分文不取，还自备小车，自带饭票。《歌曲》稿件他按期终审，表委会活动他积极参加。对工作要求严格，原则性强，又不失灵活性，讲求实效。方方面面，千头万绪，无论是专业音乐，还是群众音乐活动；各种音乐会，各类音乐比赛；只要时间能安排开，他都热情支持，有求必应。人们都说时老好像长了三头六臂，音乐界的重要活动，准能见到他的身影。他常说：“音协就是音乐家的家，为他们服务是应该的”。乐濛同志办事极为认真，也特别专注。一次到外地出差，一有时间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东西。正在冥思苦想，突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喂，找谁？”，“找时乐濛！”“好，你等着”，他放下电话，开门就喊：“时乐濛，时乐濛——电话！”喊声惊动了隔壁的同行，“你找谁？乐濛同志”，“啊啊，原来我就是时乐濛，哎！”这才恍然大悟。乐濛同志就是这样的可爱，和他在一起工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那时，音协表委会的四员大将：李航、高泽顺、冯卉、李妲娜，在乐濛同志的指导下，工作有声有色，他们深感有这样的领导腰板硬，好办事。

　　(4)

　　人民大众需要严肃音乐，也更渴望有多种风格的音乐，如轻音乐、通俗音乐等等。1989年，时老支持王酩等人创办了中国轻音乐学会。时老德高望重，任学会主席理所当然，但他一再推辞要让年轻人当。最后没办法，时老说：“好，我挂名，王酩当常务副主席，听他的。”

　　对待年轻人，时老几十年来一直给予满腔热忱地扶植。施光南、王酩、王立平、谷建芬、王世光、张丕基、郭成志、付林、姚明、温中甲、徐沛东、刘青、王佑贵……数不胜数，当年这批中青年作曲家，几乎无一不在他的羽翼下沐浴阳光。许多词作家、歌唱家也不例外。毫不夸张地说：音乐界老老少少都是时老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