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乐与路：内地流行音乐风云再起(附图)

　　西北风带动起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次原创高潮，原创开始成为中国歌坛的主流。

　　撰稿／王 倩(记者)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这本在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里典藏了25年的旧书，近日忽然在民间流传开来(blog)。这本1982年出版的小薄本，将近5万字数，定价两毛二，印了33030本，着重收集了之前两年社会上对刚传入内地的被众多年轻人膜拜的港台流行歌曲“靡靡之音”的批评——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实是色情引诱之声，精神麻痹之剂……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带有太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它真实地记录了流行音乐重新在大陆流传起来的第一步——与旧观念旧势力的斗争。这本书真实记载了当年文艺界的一场战役，至少代表了当时拥有话语权的一代人的思维。大陆的流行音乐正是从这里重新起步。

　　流行与传统

　　改革开放给一度中断的中国流行音乐带来了起死回生的机会。一批带有强烈现代化色彩的商品以走私的形式进入广东并迅速影响到全国，如电子表、麦克太阳镜、喇叭裤、高帮靴，伴随着这些生活消费品一起进来的还有盒式录音机以及大批的港台录音带的传入。著名乐评人金兆钧在其著作《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中评价，正是盒式录音机的出现，使得大众音乐文化中出现了一个不依赖于统一传播渠道的个人化途径，自此从根本上改变了大众音乐文化的格局。

　　港台音乐迅速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流行音乐之潮，这就是令人记忆犹新的邓丽君(听歌)风靡内地的时期。与她同时期的还有凤飞飞(听歌)、徐小凤(听歌)、蔡琴(听歌)、齐豫(听歌)、罗文(听歌)和张帝、刘文正(听歌)和奚秀兰等，到了1980年台湾校园歌曲开始风行全国。港台歌星们的录音带在民间开始大量地下翻录和地毯式传播，《何日君再来》和《夜来香》等再次走进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中。

　　民间涌动着的热潮最终还是顺应时代潮流，被有胆识的业内人士接纳了。最先萌芽(blog)的内地音乐是从正规音乐团体的民族或美声唱法里出来的，东方歌舞团因为要学习海外歌曲以便接待外宾，他们接触到了迥异于当时音乐环境的“新音乐”；海政歌舞团的苏小明率先向传统唱法发出了挑战，她唱出了《军港之夜》，但遭到了权威音乐杂志批评；民歌手李谷一在演唱《乡恋》时，使用了十足的带有“靡靡之音”色彩的“气声”唱法而引起了激烈的反响，一方面是听众喜爱歌曲风靡，另外一方面却是上纲上线的批判；作曲家王酩写出了《小花》，也被点名批评，开了批判会；真正应用流行唱法的程琳，更是经历了多次沉浮。

　　也有人挺身而出。著名作曲家谷建芬创作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作词张枚同)，并带到了北京、上海的大中学校甚至幼儿园里，来为这些被认为是“流氓”才会喜欢的歌打抱不平。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露天剧场，大雨倾注，人们把衣服脱下披在头上拥到台前使劲鼓掌，为这首不曾听过的新歌表达出从来没有的感受。但是很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同样引起了激烈争论，它被定下的罪名叫做“用资产阶级音乐毒害青年”。而曾以演唱《白毛女》插曲而闻名的上海歌剧院著名歌手朱逢博也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唱起了《乡恋》，对北方的李谷一表示了坚决的支持。此前她曾在自己的专辑《雁南飞》(1981年太平洋影音有限公司出版)中收录了自己演唱的《夜来香》，但不久之后遭媒体长文点名批评，专辑重版时只能抽掉了这首歌。

　　当时最走红的音乐更多的还是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抒情群众歌曲传统的延续和拓展。内地自身的流行音乐还处在学习阶段，包括一些中年作曲家在内的音乐人悄悄地听着邓丽君告别音乐会的录音带，开始学习流行音乐的写作技术。金兆钧说，虽然有了录音棚，但没有人懂得流行音乐要用分轨录音技术，一旦录音还是乐队集体录制；当年东方歌舞团买了一个鼓机，但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编制打击乐程序的，只知道用手指头在鼓机上打出鼓点来，结果就这样拿着出去走穴演出，还场场博得喝彩，因为观众觉得太好玩了——这样一个小东西居然能打出这么热闹的动静来。

　　因为“流行音乐”这个词太容易让人想起30年代的那些所谓“靡靡之音”音乐，理论界中一些倾向于允许流行音乐发展的人在1984年左右提出了“通俗音乐”的称谓。从此流行音乐有了合法身份，与西洋传统唱法歌曲和民歌形成了鼎足三分之势。但是引发中国流行音乐大讨论的最初一批歌曲，包括李谷一演唱的《乡恋》、朱逢博演唱的《美丽的心灵》、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和苏小明演唱的《军港之夜》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流行歌曲。严格地说，它们只是我们向流行音乐跨越的过渡性作品。

　　全民“西北风”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1984年全国音像业取得了令人吃惊的发展，300多家音像公司出现在各个城市，流行音乐作品销量猛增。1985年广州举行了“红棉杯羊城新歌新风新人大奖赛”，开了流行音乐大奖赛之先声。同时大量的创作、编辑、录音、出版、表演人才纷纷聚集广州，并从中培育了90年代后活跃于流行乐市场的一代音乐人；北京也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摇滚乐爱好者，其中有崔健(听歌)、孙国庆(blog)、秦奇、丁五、王迪等；朱逢博和李谷一分别在上海和北京组织了轻音乐团，谷建芬组建了“声乐培训中心”，东方歌舞团也多方罗致流行音乐歌手，这些团体后来成为歌手出身之地。流行音乐已经拥有了控制市场的实力，成为社会的主流音乐。

　　1985年，英国“威猛”乐队来北京演出，票价为5元人民币，黑市票价却被炒到了25元一张。而在这一年北京市民的月平均消费为47.15元；1986年，台湾的罗大佑(听歌)等人组织了港台60名歌星举办了献给当年“国际和平年”的“明天会更好”音乐会；张明敏、汪明荃(听歌)和罗文等香港歌手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亮相。所有这一切都刺激着内地流行音乐界，内地流行音乐正面临着从创作到表演上的一个突破契机。

　　这个契机通常被认为是1986年5月北京工人体育馆里，108名来自全国各地通俗歌手们参加的“让世界充满爱”大型流行音乐演唱会。郭峰(听歌)作曲，陈哲、小林、王健、郭峰填词的主题曲《让世界充满爱》自此盛行一时，它也成为改革开放后大陆原创流行音乐的首次亮相。也是在这场演出上，北京爱和管弦乐团的专业小号演奏员崔健演出了自己创作的歌曲《一无所有》。

　　但中国流行音乐最引人注目的高峰和兴盛时期应该是1988年，全国刮起了“西北风”。那一年最热门的句子是“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能代表那一年的歌曲自然就是《黄土高坡》和《信天游》。

　　广东音乐人谢承强创作的《信天游》出现在1988年中央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的伤感催生出的彪悍西北风情迅速感染了大江南北。谢承强在回忆当初的创作时说，“其实它的这种演唱情绪演唱风格是介乎革命歌曲和流行歌曲之间的。它两者都不是，设计得刚好在这个位置上，也就是说比这个历史刚好走前了一步。”

　　同样带有强烈西北风情的《黄土高坡》差不多同时期火热登场。在中央电视台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决赛上，《黄土高坡》创造了一个几乎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杭天琪(blog)、胡月、安冬、范琳琳、田震(听歌,blog)和赵欣觎，得奖的六个歌手全部演唱了《黄土高坡》这首歌。“没法不火了，当时的电视媒体是很有限的，各家都在播大奖赛。这一届大奖赛几乎成为西北风专场，由西北风带动起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次原创高潮，原创开始成为中国歌坛的主流。”著名音乐人苏越说。

　　那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两部电视剧，一三五二四六错着放，一个是《雪城》，一个是《便衣警察》，而两部剧的主题曲都是刘欢(听歌)演唱的西北风歌曲，于是全国人民足足听了两个多月的西北风。以唱英文歌出名的成方圆(听歌)(blog)也搭过“西北风”的便车，“我不是很适合那种扯着嗓子喊的那种歌，但是那时候别无选择，因为你一上台，底下的观众都吆喝着《我热恋的故乡》，点歌。”甚至连姜文在《红高粱》里吼的那一声“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也是典型的陕北风。

　　在某种程度上，西北风集中释放了在流行音乐崛起过程中一代青年词曲作者的全部能量，表达了一代人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思索。1988年底，一场名为“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的大型演唱会召开，演唱会分为西北风、港台风(听歌)、流行风三个主题，这是西北风歌曲最后一次集中出现。当强劲的西北风刮过，内地流行音乐的春天正踏着它的节拍走来。

　　羊城兴衰记

　　“(西北风)题材太局限，流行音乐毕竟是都市的音乐，和后来时代需要的格格不入；另外唱法过于激情，人不可能一辈子都这么吼来吼去的吧。所以后来就慢慢被“岭南风”所代替。”“岭南风”的主力音乐人陈小奇如此看待90年代初广东原创音乐之兴盛。

　　1991年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在按惯例召开的产品订货会上，推出了公司新录制的男女歌手毛宁(听歌,blog)和杨钰莹的带子。当时歌坛的“甜妹子”称号归李玲玉(听歌)所有，但杨钰莹的歌声一下就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成为“甜妹子”的最新继承人；而毛宁唱响了陈小奇最知名的作品《涛声依旧》。

　　“当时毛宁还在唱歌厅，只是单独录了这首歌去电台打榜，立刻拿了当年的广州十大金曲。广东这边的歌厅都开始流行唱这首歌，但在全国还没有太大的影响。直到他走上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一夜之间红遍全国。”陈小奇回忆说。

　　这对金童玉女是90年代中国原创乐坛的扛鼎之人，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签约包装、解约换公司、改变歌路、负面新闻、重新出山等等——都是刚刚过去的一代歌手的写照。

　　经过80年代广州音乐茶座的洗礼，以及渐具雏形的唱片工业的发展，90年代初广东乐坛造就了一批可供包装的原创流行歌手。1992年广东率先在全国引进了歌手签约制度，最早兴起了“包装”的术语，出现了第一批“包装”的歌手。“中唱”、“太平洋”、“新时代”和“白天鹅”日渐成为广东乐坛的四大唱片公司，各自旗下都拥有一批重量级歌手和重量级的词曲人。所有与之相关的行业都盛极一时，“造星”工程得以不断深入。当红歌手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如甘苹的《大哥，你好吗？》，李春波的《小芳》，林依轮(听歌,blog)的《爱情鸟》，高林生(blog)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城市化，卡拉OK化，更加抒情优美，也更加含蓄”，陈小奇说。

　　1993年6月，陈小奇带着中唱公司的4个歌手去上海和北京做宣传。先到了上海，媒体反应十分平淡；但在北京，却一下来了70多个记者，媒体对广州的歌手签约制度特别感兴趣。之后广州其他唱片公司的歌手也逐渐开始北上推广，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带起了签约歌手的热潮。

　　但尚不完善的签约制很快出现了漏洞，当初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演出市场会是如此的火爆，而之前歌手和唱片公司赖以生存的唱片销量却开始萎缩。“盗版猖獗，唱片公司收不回成本；但演出市场上来了，歌手出场费忽然飙升起来。但公司并没有在演出方面拿到提成，变成了歌手在挣钱，公司在吃亏。”在陈小奇的记忆中，当时歌手们在一场演出中唱3首歌就能拿到四五万元，而唱片公司工作人员的月收入还在几百元，就连身为大唱片公司副总经理的自己月工资也只有1000元而已。

　　演出市场的红火让歌手们更加看好北京这个平台，“全国各地演出市场都起来了，但穴头们都在北京”；而中央电视台对流行音乐的涉足更是加速了歌手们对北京这块热土的眷恋，每一次亮相都有可能成为一炮而红的机会。

　　冲突和解约是1995年中国流行乐坛的主题。歌手纷纷北上，甘苹和李春波到北京学习后留在了那里；陈明(听歌,blog)转签了SONY北京公司；光头李进(blog)借着与北京中国之路网站合作《拥抱internet》歌曲而落户北京；林依伦(听歌)、毛宁和周艳泓(听歌)等人也都与北京的公司签约；当媒体宣告“广东最后一个一线歌手金学峰日前签约北京”时，曾经“雁南飞”的广东乐坛，此时已是不折不扣的人去楼空，留下的只有记忆中的辉煌——30多位著名的词曲作家活跃在全国各地，创作了100多首经久不衰的优秀歌曲。

　　南雁北飞，但几乎没有歌手能够再创当年的辉煌。中国原创音乐的黄金年代就在不成熟的市场体制下过去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接下来迎接中国乐坛的就是国际唱片公司纷纷起舞的商业音乐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