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画报：是时候打破卡拉扬神话了

　　2008年是著名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1908-1989)百年诞辰，唱片公司竭尽全力以此做文章，各种纪念活动排满了全年。可是在莱布雷希特眼中，卡拉扬“在道德和创造力上都一无是处，他的神话无法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真令人难以置信，老怪物居然又回来了。走遍巴黎任何一条大马路，广告牌上到处都是他那双眼紧闭冥思苦想的神态，这神态曾令他的乐手们迷惘继而愤怒。在家门口的唱片店，他那些大牌公司包装的大盒套装和根据几首之前未发表的作品录制的新唱片，几乎把现场录音的大师们挤下了货架。

　　从萨尔茨堡、卢塞恩到柏林、维也纳，全世界的音乐节和交响乐团都在纪念他的百年诞辰，连日本都响彻了“记住！卡拉扬08”的口号。今年无论你朝哪里看，赫伯特·冯·卡拉扬都在古典日程的首位，因为整个行业都在全力以赴保证他的首要位置。

　　比起其他艺术形式，古典音乐简直是周年纪念的囚徒，音乐季策划多数根据死去的作曲家而定，2006年是莫扎特，去年是格里格和埃尔加，接下来就是梅西安。不过以作曲家为核心总还能激发一些新想法和新作品，但把一个过世的指挥推出来则根本没有创造性的价值，顶多唤起一种无谓的英雄崇拜罢了。

　　死神面前人人平等，但对于那些死时富有的人来说，他们还有机会买到不朽。没有一个古典音乐家去世时比卡拉扬更有钱，哪怕帕瓦洛蒂也赶不上。卡拉扬于1989年7月去世，遗产总额高达2 亿英镑，而唱片版税直到今天仍源源不断流进他第三任妻子艾丽叶特的腰包——她曾经做过Dior的模特，最近刚出版了一本回忆录。

　　卡拉扬是史上录音最多的指挥，名下有900余张唱片，其中包括5套贝多芬(听歌)交响曲(单声道版、立体声版、视频版、数字版和超强视频版)，唱片大牌DG公司三分之一的收入由他而来。他一手遮天，将伯恩斯坦、索尔蒂、哈农库特、巴伦博伊姆和其他潜在对手都挤出了萨尔茨堡和柏林。正是在这两座“要塞”中，他肆无忌惮地将艺术商业化，令文化倒退。

　　卡拉扬鄙视现代主义，对大部分在世的作曲家和歌剧作品避之唯恐不及。他的价值观完全属于纳粹时代，结合了对新技术的狂热和对英雄式艺术的偏爱。不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卡拉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生于萨尔茨堡，在希特勒掌权前一直苦苦寻找事业机会。当犹太人和左翼音乐家遭到驱逐后，27岁的卡拉扬成为纳粹帝国最年轻的音乐总监，1938年更被戈培尔誉为“神奇的卡拉扬”。他血统纯正，长着浅色头发、面部轮廓清晰、目光炯炯，一直是纳粹文化的招牌青年，直到他后来不识好歹地同一位有犹太血统的女人结了婚。

　　战后，他被EMI 的瓦尔特·莱格(Walter Legge)召到伦敦，同新成立的爱乐乐团录制唱片。面对来自战时敌方英国的乐手们，卡拉扬施展出浑身解数，用魅力和技能打造出了一支世界级的乐团，他的标志就是线性美，用审美取代意义。有些人被这种完美的幻觉迷惑，但许多评论人还是清醒地意识到了他的音乐会在智性上的贫乏。

　　当伦敦的乐手开始攻击他“无法原谅”的傲慢时，卡拉扬已经踏上辉煌的征途，他即将成为柏林爱乐的终身指挥，并兼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总监。从未有哪位大师掌握过如此大权，到他临终前逐渐辞去各种职务时，给古典音乐留下的却是阴险、反动、反民主的巨大影响。

　　现在人们“庆祝”的正是这种终身成就，媒体只能用柔光聚焦，用整体的模糊记忆去粉饰宣传。在巴黎看到卡拉扬这种煽动性的姿态让我很惊讶，因为希特勒统治时期，卡拉扬正是在这里指挥了纳粹党歌《高举旗帜》。更让我吃惊的是自学成材的捷吉耶夫和西蒙·拉特尔也称卡拉扬为导师，好像在暗暗觊觎他的权力似的。

　　在周年纪念的背后，是两部明显的引擎。一部是艾丽叶特·冯·卡拉扬基金，为一些活动买单；另一部是曾经风光无限的唱片公司，现在想把堆积成山的卡拉扬产品推销到新市场：中国和印度。不过这很可能就是他们最后的“天鹅之歌”。

　　拿Decca发行的卡拉扬与维也纳爱乐录制的系列唱片来说，我一听到他的霍尔斯特《行星组曲》中那种宇宙力量就感到振奋，但是很快又为格里格的《培尔·金特》里那种无精打采、自我陶醉的大起大落而感到烦躁。卡拉扬有种趋同音乐的倾向，他压抑不同的音乐个性，使它们全部屈从于他的线性美。听多了卡拉扬就好像一个月天天吃麦当劳，有一种膨胀的味觉麻木的体验。我怀疑那些今年第一次听卡拉扬的人，大约会被他的千篇一律惊呆的。

　　很多人都在奇怪，为什么古典音乐这个巨大的跨国产业会同气连枝推动一个人的复兴，而这个人没有任何原创性，没有留下任何思想，不能代表任何高尚的人类价值。赫伯特·冯·卡拉扬在道德和创造力上都一无是处。他的神话无法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文/诺曼·莱布雷希特 译/盛韵 作者为英国著名音乐评论家、《旗帜晚报》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