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拉欣·福乐(Ibrahim Ferrer)死了，据新华社报道“8月6日，古巴著名歌手易卜拉欣·费雷尔在哈瓦那去世……”感谢新华社，还记得在超级女声的汪洋大海中，捞出一把老骨头。一个叫福乐的人用幸福快乐的歌声，永别了夏天的哈瓦那。香港人把哈瓦那译成夏湾拿——夏日的港湾，把切·格瓦拉译成哲古华拉——远古的先哲，那么让我也把费雷尔译成福乐，把西贡多——Compay Segundo，前年去世——译成喜甘多。
春天的时候，孙孟晋曾问我，广州和上海有没有可能联合请古巴好景俱乐部(Buena Vista Social Club)来，他们刚好来澳门。出场费不贵，但整个团人多，不过从澳门过来可以省一大笔国际机票费。上海爵士音乐节每年闭幕都会请一个热闹些的压轴，去年是电子音乐家马修·赫伯特的爵士大乐队，今年是巴黎的新浪潮乐队，明年——孙孟晋估计就是古巴好景俱乐部。然而喜甘多、福乐两大灵魂已逝，好景不在。
好景俱乐部的发掘者、制作人莱·寇德(Ry Cooder)曾说易卜拉欣·福乐被称作古巴的纳·金·科尔(Nat King Cole)。然而纳·金·科尔少年得志一世风光，易卜拉欣·福乐却是直到莱·寇德和文德斯到来，才像出土文物一样重见天日，喜甘多在九十岁之后、福乐在七十岁之后才享誉全球。
他们的生命，被浓缩在最后的七八年迸发。迥异吉姆·莫里森、柯特·科本死于青春的摇滚烈焰，这是活到老唱到老细水长流的民谣血脉。福乐生于1927年，比格瓦拉大一岁——但我们无法想像格瓦拉活到77岁的情形，和这位全世界最著名的革命烈士相比，易卜拉欣只代表了普通的古巴人普通的一生(除了晚年突然成了明星)，对他来说，格瓦拉也只不过是生活的一个背景，正像文德斯那部纪录片中，墙上粗线条的格瓦拉画像，残旧的卡尔·马克思字样，以及“革命是永恒的”标语，都不过是背景。前不久，卡斯特罗专门为一位小学毕业生举办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毕业典礼，这位男孩多年前被叛逃的亲人带到迈阿密，结果被卡斯特罗派遣的特别行动突击队抢回，成为古巴轰动一时的反美胜利。现在这个男孩在卡斯特罗的“钦定”教育下长大，在毕业典礼上喃喃背诵事先备好的讲稿，发着共产主义的誓言……
文德斯曾拍下福乐等人逛纽约街头的情形，文德斯当然不会落入反共意识形态的陷阱——这是有的古巴题材的美国电影的毛病，比如那部拍古巴小号手桑多瓦尔(Astrud Sandoval)的电影《For Counstry or for love》——他只是忠实记录：福乐拿起相机拍摄纽约夜景，由衷赞叹，经过一个商店橱窗时他停下了，橱窗里摆着一堆名人的卡通塑料像，他指着约翰·肯尼迪说：“我不记得是谁了，反正是著名领袖……”对这位当年古巴共产主义的最大敌人，他不甚了了。不要苛求一个普通百姓的政治觉悟了，更重要的是，他的歌声比什么主义都要真实，永恒，他歌唱过的圣地亚哥的夜空和哈瓦那的日落、栀子花和向日葵、母亲和情人……比什么主义都要真实，永恒，像盐矿和甘蔗园，像泪水和蜜一样真实，永恒。
福乐年少时，母亲临终前交给他一根拉撒路神棒，这神棒现在可许伴随他进入棺木。过去，我们只知道手举着枪的格瓦拉，现在，请记住手举着拉撒路神棒的易卜拉欣·福乐。这是另一个古巴，为什么不可以把易卜拉欣·福乐看做切·格瓦拉失散久远的兄弟？
假如不是莱·寇德和文德斯，或许我们还不知道坎佩·喜甘多和易卜拉欣·福乐，在喜甘多和福乐相继死去的时候，我知道，中国的喜甘多和福乐，那些传说中的歌王也在相继死去，却来不及被我们、被更广大的世界所认识。那些歌声在大地的深处向我们发出召唤，但我们听不见，我们遗忘，我们失落。张晓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