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驹（左）和黄家强兄弟在练琴

黄家驹儿时居所附近的街道

黄家驹以前就读的学校，现在改成了酒店

每年的6月份都会有各地的歌迷前往墓园祭奠黄家驹

　　几个人的名目是做音乐调查，问他爱听什么类型的音乐，买什么磁带，喜不喜欢摇滚，最后拿出自己的演唱会票子，只要10元一张，在一个不甚知名的礼堂明爱中心举办。奚志浩毫不迟疑地买了票，因为在见到Beyond之前，他和多数乐迷一样，几乎不知道本地有自己的摇滚乐队。

　　那是一场让他难以忘怀的演唱会。当时尚无大众知名度的Beyond却已经有了不少少女歌迷，因为她们特别喜欢尖叫，从头到尾没有停息。并且有自己的着装风格，常常被侧目，后来传媒索性给她们一个代号“妹妹仔”，代表某种不良文化，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群叛逆的青少年，对本港出现的反叛乐队有种本能的热爱。

　　不过少女歌迷并不是Beyond能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成功的，还是乐队和社会的某种共鸣，这种共鸣，从乐队开始成立起，就有了模糊的迹象。奚志浩分析，当时摇滚乐队开始大规模出现，是因为香港面临的问题太多，经济开始走下坡路；1997即将来临，大批人开始移民。周围的人谈来谈去就是如何脱离这个岛屿，所以摇滚乐队的音乐大多是冷硬的社会批判，歌曲中的情感很是凌厉。“可是黄家驹不一样，他和他的乐队带给人比较暖的感觉，就像他们早年成名的那首《永远等待》一样，他们也愤怒，也出离，但是他们对未来是抱有希望的。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的传递正能量。”

　　这种正能量，和黄家驹有很大关系。当时香港乐坛将唱摇滚的一律视为叛逆青年，觉得他们长发飘飘，都和主流社会脱离，不爱上学上班，只喜欢过自己的疯狂日子。可是Beyond乐队中，除了黄贯中承认自己小时候算是个叛逆少年，其他人从小到大都过着很正常的日子，基本上没有什么众人眼中的不良行为。梁翘柏说，最不良的，也就是不好好上班，去海边沙滩上裸泳，弹吉他，让周围的少女们尖叫着走开，实在也说不上什么。

　　黄家驹的姐姐回忆，她告诉过家驹，音乐不是自己玩的，还要被更多人接受，只有大众接受了，才能进一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黄家驹和一般的摇滚青年不同，他愿意走进主流乐坛。黄贯中回忆，当时很多摇滚乐团，觉得除了摇滚别的音乐都一钱不值，可是黄家驹告诉他们，要让乐队能走下去，就得做一些流行上口的作品，音乐有不同的态度，除了愤怒，研究也可以啊。黄贯中说他听了茅塞顿开。

　　乐队在1984年之后开始逐渐走向主流，首先是乐队成员剪了长发，变得更乖巧了。黄家驹也不再是那个满面青春痘的年轻人，他变得热爱护肤，讲究形象。刘宏博说，有阵子家驹整天讲究护肤，在后台和黄耀明交换做面膜的心得。后来Beyond的主要词作者刘卓辉也说，他和黄家驹去北京演出，同住一起的时候，第一次发现，男人也用这么多的护肤品。

　　不过，家驹并没有放弃自己对真正问题的思考。刘宏博说，他因为从内地出来，知道很多内地的事情，当时的香港青年，很少有对内地发生真正兴趣的，即使提出问题来，也都是表面的，可是家驹不同，他俩在一起，除了谈音乐，就是谈大问题。从永恒是什么，到中国究竟为什么落后，都在他们没日没夜的长谈中，家驹当时的女朋友嫉妒了，说刘宏博和黄家驹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她要多很多。

　　80年代中期刘宏博回内地，当时内地还比较落后，坐飞机在空中看黄河、长江，并没有多少兴奋感，反倒觉得像伤痕，一回到香港，家驹就拖住他，让他谈对内地的感受。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家驹说了，家驹忙碌了几天，做出的音乐，就是后来让他们真正登上流行榜的那首《大地》。

　　黄家驹那时候在想什么？刘宏博说，他似乎和外界关系很疏远。香港乐坛流行什么、电台每日讲什么，都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他自己作词作曲，有种浓厚的苍凉感，也很慈悲为怀。他的脑筋，不在香港，一会儿在北极，一会儿在中原大地，他爱读唐诗宋词，完全与香港流行文化迥异。要不是来自北京的背景，他觉得自己也很难与家驹做朋友。

　　黄家驹显然有以世界为家的情怀，香港束缚不了他，出名也没有改变这点。1991年，家驹和慈善团体去了非洲，写了两首著名的歌曲：《光辉岁月》，送给还在监狱中的曼德拉；还有《Amani》，斯瓦西里语“和平”的意思，呼吁世界和平。同为作词者的刘卓辉后来写道，看了这两首歌词，他觉得黄家驹就是天才。朱耀伟说，他发现黄家驹的歌词，在后期越来越好，是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一种表达方法，不再为外界的戒律所约束。

　　香港乐坛慢慢接受了这位以“乐与怒”(香港对摇滚的翻译)的代表乐队，情歌虽然还是乐坛的主流，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对社会不满，开始呼唤亲情、友谊，乃至社会平等、世界和平的歌曲开始有了容身之地。有人分析过，乐队在香港100首流行金曲中上榜的6首曲目，全部与爱情无关，带有浓厚的社会批判色彩，并且坚守公义、道德和理想，所以一直流行到了今天，这和黄家驹的个人思考有很深的关系。

　　除了歌词，黄家驹还有许多吸引人的特点。1988年，作为香港摇滚音乐的代表Beyond来到北京开演唱会，当时音乐台的主持人朱云去采访，发现这乐队怎么这么不摇滚啊，看上去很乖，穿着也普通，不过很快，她看见了黄家驹的特殊性：“他很聪明，很稳重，乐队由他来回答问题，虽然不叛逆，但是注定是会红的那种摇滚乐队。黄家驹身上，有点摇滚，有点华丽，有点批判，有点理想，单项可能比不上别的乐队，但是组合起来就高人一头了。说到嗓音，他也会扬长避短，不够高，就用特殊唱法，你比如说那句出名的持续的‘欧’，就很聪明。”

　　他真的穿着很普通，以至于演唱会开始的时候，武警不知道他就是主唱，不放他进后台。后来他们的形象才慢慢改变，刘宏博出了不少主意，让他们戴些首饰，很东方的标志，不日本化，慢慢地成了日后我们熟悉的形象。

　　那次演唱会，刘卓辉一直跟着。当时的北京还不太开放，黄家驹他们的行动，时常受到主办方的制约。有次调音还没有好，主办者就催促乐队上场，并且非常严肃地说，如果推迟5分钟上场，骚动出了问题黄家驹要负责。可是他坚决不上场，一直到音响全部调好。他是个要求完美的人，容不得自己出错。那次，他还用普通话演唱了《一无所有》，也见到了崔健。

　　不过，崔健对他的印象不深刻，那是黄家驹尚未完全长成的年代，1988到1993年，他生命的最后5年，是他的音乐才能全面爆发期，整个乐队以他为主一共写了500多首歌，现在拿出来唱的有100多首，还有大量没有发表。这些发表的里面，多数经典流行到了现在。

　　不过他成为主唱的最关键原因，是他嗓音里的热情。刘宏博说，家驹几次失声，消了炎之后，每次都比以前更沧桑，也更雄厚，他会给自己的嗓子注入特殊的力量，因此特别有感染力。黄家强的嗓音和他很像，可是，黄家驹去世后，乐迷还是觉得，他的那种特殊是无人可以模仿的，即使弟弟也不行。

　　多年之后，他自己去青海游玩，在一个破烂的长途车里，听到司机大放黄家驹的歌曲，这时窗外阳光灿烂，他说家驹在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认真听过乐队的歌曲，因为就是听听大样，正式发行反倒不太会认真听了，可是这次，他听得非常认真，一边听，一边流眼泪。

　　他的疑问，和我们在墓旁遇见的歌迷一样，家驹在天上，在忙什么？还在写歌吗？

　　尾声：他的离开与存在

　　见到叶世荣的时候，他穿着旧衣服，一个助理也没有带，非常朴素。50多岁的他现在不仅打鼓，自己还创作和演唱大量歌曲。Beyond乐队解散了，不过剩下的三个人并没有放弃音乐，每个人都还在唱歌写歌。黄家驹的离开，这么多年还是他们不太愿意触及的话题。因为黄家驹在娱乐节目中丧生，所以乐队成员有了规矩，绝对不参加任何娱乐节目。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负责人周国丰告诉我们，当年他做节目的时候，正是Beyond乐队走红的年代。乐队给他最鲜明的印象，就是他们是一群真人。当时的媒体宣传，需要乐队走全明星化路线，不仅仅要唱歌，还要演电影、拍电视、上娱乐节目。黄家驹是有电影梦的，他们刚开始半红不红的时候，黄家驹拍过电影也写过剧本，自己还演出过张之亮的“笼民”，演一个有点愤怒、有点朴实的香港底层青年，这些都是他能接受的范畴，但是整日上娱乐节目耍宝，则是他不愿意接受的了。

　　黄家驹的敢说，就是这个时候让周国丰感受到的。除了那句著名的“香港只有娱乐圈”之外，他还公然说四大天王，说香港有些歌手，男声女腔，专门讨好女歌迷，结果媒体圈开始了批判Beyond乐队的风气，说他们故作惊人语，又说他们炒作自己。四大天王的歌迷也和Beyond的歌迷开始在演唱会上互相喝倒彩，扔荧光棒。

　　“家驹是能妥协的，像他们第一张唱片穿阿拉伯长袍吸引眼球，被摇滚乐迷辱骂背叛摇滚，他并不太有所谓，因为他觉得摇滚就是要进入主流市场；但是他妥协是为音乐，并不是为了出名，他们对自己娱乐明星化很不以为然。这也是他们去日本发展的原因之一。”

　　当时的日本乐坛的水准，比之香港地区要高很多，首先音乐创作都是自己的，不翻唱，不搞拿来主义；其次是制作水准高，编曲和后期都比香港地区要高明；再者，日本制作人的主动邀请，也是黄家驹有了走上国际舞台的梦想。刘宏博说，他一直深感摇滚应该为更主流的市场所接受：“其实就像小学生最终要变成大学生一样，他们去日本，不光是为了自己更红，重要的还是能够更好地玩音乐。”

　　乐队最初去日本，有诸多不习惯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不是大明星，要接受制作人的驱使，修改音乐和歌词，后期制作也有很多和香港地区不一样的地方。黄贯中回忆，有几回他们都想反对，可是仔细研究后，发现日本在编曲和后期上都有其长处的地方，这时候还是家驹劝住了他们，说应该留下来。而且，Beyond这时候也有大量的好作品问世。他们在日本出的新唱片，家驹的嗓音更高亢，也更沧桑，歌词也进入了新的成熟阶段。刘宏博说，他知道家驹在那边经常陷入情绪低落，他们会通长电话，家驹让他去看望自己，一起看樱花，或者一起去迪斯尼玩耍，他也想放弃香港的工作，彻底去陪这些幼年的朋友，可是最终还是没有成行。乐队在日本两年，他只去过一次。“我一直在想，要是去多些时间，他是不是就会情绪更好，参加节目也不那么心不在焉。”

　　黄家驹死在日本电视台的一档娱乐节目中。完全也是意外，幕板松动，他和主持人从两米多高的地方跌落，日本主持人受了轻伤，他头部着地。仅仅6天后，黄家驹就仓促离开了这个世界。刘宏博赶去见了他最后一面，可是那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只看到头部浮肿，虽然还能抓住刘宏博的手，却能感觉到生命在他身体里一点点离开。“我有时觉得，是不是上天太嫉妒他的才华和美丽了，所以让他早点离开人世，去那边唱歌？”

　　刘宏博说到这里，声音里满是伤感。事情已经过去20年，可是，这种悲伤还是从未离开。对于多数人，这件事都是惊天动地的霹雳，黄贯中说自己满是愤怒，完全不能相信这是事实；黄家强也只能愤怒，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兄长的离开，家驹在舞台上照顾家强是常态，他会冲他微笑，会帮他填补失去的音节，在黄家驹的照顾下，乐队成员一直像孩子，始终没有长大，现在残酷无情的世界却逼迫他们长大。

　　电视台后来给了赔偿。据说数额算高，因为乐队多年来虽然成功，但是没有赚到大钱，有人说这笔赔偿比乐队多年收入还多，这也是一件挺讽刺的事情。曾经有人劝说黄家驹离开乐队，说他是明星相，可以赚钱更多，可是他说自己和乐队一体，离开，这不可能。

　　远在北京的黑豹乐队也深受震动。1988年，黑豹成员赵明义曾经和他们同台演出，对黄家驹印象很好，听到消息，峦树送去了同仁堂的药品，可是也没有起作用。2003年，Beyond来北京演出，没有了黄家驹，乐队是什么样子？朱云是那次演出的主持人，她说那是自己多年主持中感觉最棒的一次，几万人的场面，异常地凝重，所有的人齐声合唱乐队的歌，全部用粤语，没有一点错误。“这还算了，最奇怪的是声音特别低沉，后来我才恍然大悟，没有女声啊，全部是几万个大老爷们的合唱。”

　　2005年，作为Beyond的内地演唱会的组织者，赵明义和他们一起进行了全国巡回演出，这也是乐队最后一次作为组合演出。“感觉特别伤感，因为明显看出乐队要分手，他们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但是几个人音乐观念不太一致。这也完全不能劝阻，没有了家驹，乐队的分手，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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