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细的红线》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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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本世纪的最后一届柏林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授予给了美国影片《细细的红线》。这部在欧洲得到嘉许的影片却在本土的奥斯卡奖全军覆没(提名七项)，越来越肤浅、无聊的奥斯卡选择了沉闷的《莎翁情史》和狭隘的《拯救大兵瑞恩》。
《细细的红线》是近年来美国电影中难道一见的优秀影片，它是一部强调“思想”的影片，有着非常鲜明的主题。整部影片在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场不足以影响战争进程，但是
同样充满死亡陷阱的战役中进行。影片有接近三分之一的镜头越过了作战的士兵、战壕和枪支弹药，将热带雨林的自然风光尽收眼底，碧绿的山丘、耀眼的太阳，微波荡漾的湖泊，摇曳多姿的奇草异木，还有色彩斑驳的林中鸟，它们时而在沉思，时而在律动，每一次摄影机的推进，似乎都在引领我们发现一个关于我们来自何处的秘密。而那些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土著儿童，他们在《细细的红线》中的出现，简直令人惊奇，当我们看见他们围成圆圈，接力赛似的砸打着手中的燧石的情形时，好象回到了原初。借助电影中的形象，人类的童年被显示为美好的年代。这种美好居于我们的身心当中，在记忆的深处。
人类总在寻找自己的来龙去脉，总在对自身的领悟中唤醒一缕远古的记忆。尽管今天人类向外开拓已进入网络时代、“星球大战”时代，但人们返照自身时，却发现自己陷身于技术统治与理性异化之中，沉沦于仇恨、党同伐异而招致战争与民族冲突，逐渐丧失了人性的诗意光辉、本真状态和生存的家园。《细细的红线》对此有着敏感的揭示，丛林中那些美丽的飞鸟，被导演的特写镜头所捕捉，它们看着镜头，询问着即将进入丛林的“穿制服的人”。
特伦斯-马利克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美国导演，也是美国为数不多的作者导演之一。他从影三十多年，只完成了三部影片，可是每部影片都出手不凡，真有点“十年磨一剑”的意味。他1973年执导的电影处女作《穷山恶水》虽然可以勉强的纳入《邦尼和克莱德》那样的强盗片类型，可是他仍然以他对影像的独特处理，证明了他完全是好莱坞的一个异数。他将两个逃亡的青年杀人犯置身于美不胜收的田园风光之中，把野蛮和残酷掩盖于抒情和夸张之中，使得整个电影就象两个青少年罪犯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旅行观感，同时也显示出西方人家园丧尽的荒诞感。1978年，特伦斯-马利克执导的第二部影片《天堂的日子》给他带来更大的荣誉，为他拿下该年度的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之后，他息影二十年，千呼万唤始出来，于1998年拍摄了人道主义杰作《细细的红线》。
用一部电影来完成一个导演的哲学思考，这在消费主义、娱乐至上的20世纪末显得非常的不合适宜。特伦斯-马利克也不是一个循规蹈矩者，他非常自觉的对传统 / 现有的电影叙事法则进行了自己的艺术解构，以理性的目光注入了自己对人道主义的思考。
本文从《细细的红线》的主题入手，透过影像，来解读电影中导演对于人物心理现实的描绘，以及导演的作者立场和价值取向。
《细细的红线》把人放进自然中
主题与态度
《细细的红线》根据美国作家詹姆斯-琼斯的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位于南太平洋上的瓜达康纳尔群岛风光如画。美军士兵在岛上登陆，希望能从日本侵略军手中将它收回。美军和日军在这个小岛上展开了大规模的战役，抢夺被日军控制的210阵地的艰巨任务落在了“查理步兵连”的头上。为此，上尉斯塔罗和下达命令的中校塔尔发生了争执。塔尔认为诸位战士应该奋勇向前，将平时训练的技能都展现出来，而斯塔罗则认为在塔尔的勃勃野心驱使下，全连的士兵将走上一条不归路。可是，斯塔罗最后被解除了职务，众位士兵仍然必须投入这场国家参加的“正义战争”。在长达数月的血腥战役中，步兵连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从危机四伏的夜间侦察到艰苦卓绝的露宿野外，从阵地上遭遇的枪林弹雨到生还后医院里承受的心灵创痛，战争中的一切都不可避免的落到他们头上。
按照常规战争片的方法来看待《细细的红线》显然会不得要领。也就是说人们无法通过“正义”战胜“邪恶”的结局获得观赏的满足。影片的推进没有依靠大兵瑞恩是死是活那样的悬念支撑。被纳入电影视野的每一片草，一朵花，一只鸟，一颗露珠，它们都可以转移大兵的视线。他们完全没有保持一级备战状态。自然界的和谐与不可侵犯，表露无余。
在完成主题阐述的过程中，人物的内心对白无所不在。影像只是充当了这些旁白的论据而已。同时，影片还使用了一定的闪回，这些闪回不是交待人物前史，也不是情节补充，而是人物的意识流动。这些闪回将人物的思绪拖离现实。人物在意识的流动和战事的推进中，开始探讨一个关于“存在”的命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犹如心智健全和疯狂之间仅隔一步的一道细细的红线。生存还是毁灭，成了这部影片中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为了阐述这样的主题，叙事有时候干脆停止下来。让你选择、判断或倾听。
《细细的红线》被电影公司称做战争史诗片。所谓史诗，在20世纪以前，一直被宣告为“重大历史题材”，鸿篇巨制，史诗中主人公经历的事件必须具有时间的大跨度和空间的大位移。比如《神曲》，比如荷马史诗。可是对“史诗”的理解，在20世纪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怀疑妻子有了外遇的名叫布卢姆的先生在都柏林的24小时的幻觉同样成了一个重大的事件，意识流文学的鼻祖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将史诗的定义拓宽了，当一个人专注的目击自己的内心事件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漫漫的史诗旅程。在我看来，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流浪艺人》、《塞瑟岛之旅》、《养蜂人》、《雾中风景》、《尤里西斯生命之旅》、《永恒的一天》更象史诗片。尽管《细细的红线》已经具备了一些史诗的元素，不过，我觉得它更象特伦斯•马利克的一篇哲学论文，就象它的出品方――20世纪福斯公司的总经理拉-齐斯金女士所说的那样，《细细的红线》呈现的是“人与战争的沉思”，它是一部人道主义的杰作，是近年来，少数的能通过战争引发人们思考人类存在意义的影片。
“我们的时代离开生命的本源越远，艺术和诗歌就越坚决地渴求回到那里去，向往原始模型，向往深藏在深处的不变的东西，出现了只有艺术家才能满足的迫切要求。”(丘-勃列克尔)《细细的红线》它以一种隐含深蕴的方式，提供给现代人返观自身的过去，审视现在和面向未来的一条途径。一如荣格所说的，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纯粹自在的黑暗中点起一盏灯来。
步兵连的士兵在生死未卜的战争中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发现自我，整个故事根据瓜达康纳尔岛屿原先的地理位置，以华美的影像效果予以呈现。战争的持续过程对步兵连士兵人生观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它们打败日本人，收复失地的辉煌战果。尤其是当步兵连摧毁了日军的哨位之后，与日军面对面地抗衡、并且将日军打死或俘虏时，影片中出现了对这场战争胜利抱持怀疑态度的画外音：“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吗？我好象看到了世界的末日；这能帮助我们发掘人类的智慧和闪光点吗？这是黑暗的再现。不知道这条路还要通向哪里？我不明白这一切，我不明白我自己，一辈子都难以忘却……”。取得胜利的士兵丝毫没有自豪感、荣誉感，他也肯定不打算将自己的“丰功伟绩”讲述给自己的后人儿孙，他们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塔尔上校所说的“大自然也有残酷的一面”是如何的近在咫尺迫在眉睫。
《细细的红线》原本可以象《拯救大兵瑞恩》那样，影片一开头就呈现一段原装正版的“诺曼底登陆”，将残酷的战争血腥变成提供给观众的视觉刺激和享受。可是，在特伦斯-马利克的影片开头，他给我们呈现的却是美得令人屏住呼吸的热带雨林风光，砸燧石取火的土著儿童，以及随意漫步的美国士兵，在这里，人与自然一片和谐，哪里有一点要发生战争的样子！《细细的红线》的开篇颇有趣味的和《拯救大兵瑞恩》形成了互为鉴照的文本。影片进行到第27分钟时，战斗才“不得不”打响。叙事的延宕使得观众很难再对战斗的结局产生兴趣，而不得不对战争本身的意义产生跟年轻的士兵同样的困惑。影片巧妙地借用了士兵的内心独白阐明了战争存在的根源：“一个人在出生之后，他的命运已经注定，直到受到惊吓，他才有所动作。”特伦斯-马利克的主观评述在此表露得一览无余和直白，但是也要远远胜过给主人公预设一个崇高目标的电影顽童斯皮尔伯格。
《细细的红线》也没有象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样，借用大量篇幅(主要是闪回，有人称之为意识流，其实应该是人物前史的交待)，将几位女主人公为什么来到战场的动机进行了合理化，感人肺腑的展示。那些女兵的愿望就是复仇，她们之中有人是因为亲人生命的被剥夺，还有人是因为爱上了寄住老乡家的红军而被革命者启蒙，等等，总之，她们最后完全是自觉地把生命奉献给了战争，奉献给了她们梦想的下一代的美好生活。《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显然还是属于革命浪漫主义的电影范畴。
《细细的红线》是一部真正的人道主义电影，这里的人道主义有别于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那种以人为中心的狭隘人道主义，同时更有别于国家至上的民族主义。影片中这些散落在热带雨林中的大兵就象其中的一棵树或者一个会匍匐前行的动物，他们丧失了任何优越性。他们没有比别的任何时候更能体会到自己做为这个生物圈中的一环的意味了。
拍摄《细细的红线》之前，特伦斯-马利克也准备过一部探讨生命起源的，名为《Q》的影片，他自己撰写了充满诗篇文采的剧本，可是剧本没有对白，没有故事情节，好莱坞自然不敢为这样一部极具个人色彩的影片下赌注。不过，我们也从这部影片的构思和马利克先前的两部影片中看到了《细细的红线》的蛛丝马迹。换个角度说，他不是一个每天都在摄影棚或外景地“制作”影片的电影人，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美国知识分子，更多的时间是在研究哲学和佛学。当然他也对现代传媒表示了自己不满，他觉得电视节目都是垃圾，他武断的不让自己的女儿看电视。也许，他想让女儿看到的是《细细的红线》，他希望女儿能够看到热带雨林里的风吹草动，“树木上方升起的太阳、濒死的小鸟以及昆虫忙碌着的世界的景象。”
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特伦斯-马利克的态度是毫不含混的，而且他有着一种固执的，十分节制的，非常“卡夫卡”的态度，K先生不断的想进入“生命”抑或“存在”的城堡，可是他费尽了一生的精力也无法进入那个核心。同样，《细细的红线》对战争的思考也如同抽丝剥茧的进行，不管是代表正义一方的美军的牺牲还是代表反人类的一方的日军的覆灭，都仅仅印证了战争的非人性，而无法证明战争的“合法性”，在导演看来。任何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都是以消灭生命为前提的。可是你如果以为特伦斯-马利克仅仅满足于对战争的思考就大错特错了。这位曾经师从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导演对人类中心主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你们是谁，生活在制服里的人？”，这些惊扰了大自然的士兵听到的是这样的质询。海德格尔认为：人并不是诸存在的主人，而是存在的牧人，这牧人的尊严就在于，他正在被存在本身召唤来看护存在的真理。战争不仅仅损害人类的肌体和心灵，同样给这个星球的生态系统带来广泛的不平衡，这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我们不过是生态链条中的一环，并非“这世界的主人”。因此，我们不得不思考很多杞人忧天的问题：科学的发展是否促进了人类的幸福？战争是否消除了人类的恐惧和敌意？
我们并非“这世界的主人”
人物及叙事
人在取景框中的位置，决定了导演与他塑造的人物之间的距离，《细细的红线》充满了特写和近景，前景和后景的关系也非常讲究，他总是把人物置于自然之中，他对待人物的态度犹如生物学家对待昆虫的态度。《细细的红线》跟战争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可是特伦斯-马利克无意拍摄一部以战争场面为主的类似《莫斯科保卫战》、《大决战》那样的影片，他也无意拍摄一部英雄主义至上如同《巴顿将军》一样的影片，他也更无意拍摄一部战争回忆录。他对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毫无兴趣。隆隆作响的炮火似乎未能惊动电影中的大兵们的内心。在《细细的红线》中，凡是形成人物性格的那些历史条件、社会事件和家庭矛盾一律被人物的主观感受所代替。特伦斯-马利克的影片是充满了美学、科学和哲学的混合物。马利克怀着生物学家观察昆虫的那种狂热而又保持距离的好奇心观察他的人物。从这种完美智慧达到的高度上看，人又回到了在自然中的位置。
《细细的红线》里有一群大兵。上士威尔什是个愤世嫉俗的家伙，沉默寡言，做为一个杰出的杀手，他充分的理解战士在战争机器中充当的角色，每个人只是这台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一个小零件，他甚至认为部队就是有着一大堆规定和纪律的公司，他就是一个部门的经理！战争将他彻底异化为一个战争工具。他也由此摆脱了内心的挣扎；上尉斯塔罗是整个步兵连精神上的支柱，他是一个将责任感视为神圣的人，时时刻刻为士兵的生命着想，他的旁白也时时出现，他把这些战士看成自己的孩子，他也渴望用自己所具有的军人责任感来克服手沾血腥的罪恶感，可是到了最后他却被解除了任务；大兵威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他一踏上瓜达康纳尔岛开始，他就想离开，他不想与世界末日同在。可是恰恰是这个“逃兵”拯救了陷入困境中的连队，自己却孤独地葬身于丛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关心他的生死。当然还有朝思暮想着家乡的老婆的贝尔，他最害怕的不是战场上的危险，而是老婆跟别的男人走掉。他是全片中导演的代言人，他的评判左右了我们的价值取向。
不知道为什么来到岛上的士兵，无休无止地重复着同样的战事，即使他们攻占了一个山头，一切仍然不会结束。一个又一个岛屿，一座又一座山丘，连绵不断的海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尽头。战争如同荼毒灵魂的可怕力量，使人类蜕化成残忍的动物。来自远古丛林中的人类，最终成为丛林中的野兽。战争中失去理性的人，渐渐忘了自己从哪里来，忘了“我是谁”。
本世纪中叶，随着电影在好莱坞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在形式、风格、意象和题材方面近似的通俗电影类型，这些类型后来被确认为类型片――如战争片、家庭情节片、恐怖片、西部片和科幻片。类型片确立自己的商业价值以后，很快就获得了观众的喜爱，因为它们发现，他们不需要动脑筋就可以看明白那些电影。本来电影艺术最理想的生存土壤应当是多元共生，可是现在人们一提商业片就讥笑艺术电影，其实这完全是另一种文化暴力。而一些伪艺术电影对商业电影的嗤之以鼻也同样的可笑。
从本质上讲，《细细的红线》是反常规、反惯例、反类型的，它在结构、情节、氛围、空间造型诸方面都没有一般类型片所具有的“经典编码”，也没有那种屡试不爽的金科玉律。《细细的红线》是一部反好莱坞类型片的作者电影，它有别于我们看过的任何战争片，导演在叙事上的独创性毋庸置疑。它颠覆了好莱坞的经典叙事，以一种貌似松散、混乱的叙事来完成导演特伦斯-马利克对人物心理现实的描绘以及作者本身带有形而上意味的哲理反思。“你们是谁，生活在制服里的人？”，这句贯穿始终的心理对白，与先前我们提到的高更油画标题不谋而合，因为，这位曾经追随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的美国导演在《细细的红线》里，同时也发出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何处去的诘问。
在影视剧创作中，“戏剧性”不断被从事电影工作的人们提起，比较统一的观点就是向好莱坞学习，可是本来就在好莱坞的特伦斯-马利克的电影就没有好莱坞的那些陈腐公式。类型研究对商业片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并不适合于所有的样式的影片。电影的形态本来就是多元的，那么对于电影的研究也不可能囿于对类型片的研究。如果按照好莱坞的剧作法来看《细细的红线》，它没有一点是合格的。整部影片的叙事，可以说是对好莱坞经典叙事的逆反。这部影片有人物，可是没有主角，或者说绝对的主角。马利克十分喜欢在他的影片中使用旁白，这样使得他的人物看上去往往与他们目击的事件相分离。我们可以记得这样一个场景，当步兵连第一次剿灭日本人时，一位大兵并没有象他的战友那样穷追余寇，而是神情恍惚地穿行在硝烟和双方的兵士之间，他象一个外来者，而不是参与者，有关世界末日的旁白絮絮而起。令人头疼的是，在《细细的红线中》，这些旁白还随意改换叙事人，使里很不容易分辨有些旁白到底出自于谁的内心，那时侯，导演一定在掩嘴而笑吧，那是他自己想说的话啊。他就象个和布莱希特交情颇深的老顽童，故意剥夺了影片叙事的流畅，让影片与观众之间产生一种间离效果，颠覆了主流电影起传承合的单一性的时间顺序。尽管有很多观众没有这样的观影习惯，它在叙事上的实验性和颠覆性造成观众读解的吃力。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得到这样的判断，马利克的的“画外音”的使用有着明显的叙事策略，它要突显的是导演的存在，进而对电影即物质现实的复原进行了质疑。当然，在这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要表达：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我们在观看好莱坞经典影片时，总是容易迷惑，似乎它自己在讲故事。托马斯-沙兹在《旧好莱坞/ 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一书中把经典影片叙事的基本编码归结为三个与讲故事的人、故事和观众有关的基本特征。首先讲故事的人的作用就是把他的在场伪装起来；其次，故事本身是一个封闭的本文(在空间上的封闭在于那些人物实际上是封闭在银幕/ 窗口的“另一面”，与世隔绝地密封起来，并且显然不知道有人在看他们；在时间上的封闭性在于，那情节冲突最终将要在一个叙事性结束的行为中得到解决)；第三，观众并没有意识到当他们看电影时是积极地参与了含义的构成。这一策略在任何时代几乎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长期以来，好莱坞电影一直以它类型化的技巧、叙事模式以及非凡的商业性占据着美国甚至世界的电影霸主地位。叙事上的封闭性也使观众陷入不自觉的、被动的观影状态。但是这并不代表陈规不可突破，事实上，整个电影史的发展和文化史的发展就存在着话语的革命和话语的维护的相互较量，而成为一种推动力。
电影不应该只局限于讲故事，讲“真实的谎言”，我们应当积极发展电影媒体的各种可能性，同时始终不可忽略内涵与良知。马利克他企图以一种巴洛克式的电影风格，将电影影像、本文的结合推向极致，同时毫不隐讳自己对人道主义这样的当下问题的思考。使《细细的红线》这部影片本身成了一部用光影书写的哲学论文。有意思的是这部影片的高潮也全然没有按照所谓的黄金分割点来建置，整部影片进行到三分之二时好象就结束了，战争也结束了。可是影片还在继续。《细细的红线》，利用了反常规的叙事手法。在探讨叙事可能的过程中，来探讨作者对生命的理解。什么样的叙事态度决定了什么样的影片的叙事风格。《细细的红线》的叙事跌跌撞撞地穿梭在静谧的自然风光(这里的风光完全有别于常规电影中用来转换时空或者煽情的空镜！)和骤然而止的血腥战斗场面之间。战争的荒谬愚蠢在其中显露无遗。
人道主义，做为欧洲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了文艺复兴以来的整个欧洲艺术史。尤其是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中，更是充满了人类的自信和乐观，在那个中气十足的年代，人类享受着上帝的庇护；做为上帝的造物，吸取日月之精华的人成为上帝唯一的代言人，成为衡量宇宙万物的尺度。之后的年代，人类继续膨胀，欧洲的探险者开始寻找新大陆，拓荒、殖民、改变国家版图的脚步遍布亚洲、美洲和非洲。到了19世纪，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开始普及，火车，电灯，电话，电影，令人惊奇的发明层出不穷，人类开始征服时间和空间，人们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发明了所有应该发明的东西，人类在十九世纪的眩晕中，无限的欢欣鼓舞：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工业文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面貌，和地球的面貌。可是，一些“不合时宜”的人却痛彻地发现自己在“文明”的普照之下面临失去伊甸园的威胁，他们开始质询人究竟为何物，反思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自身的缺陷，面对“存在”中所不能承受的轻，接二连三的质询：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有关存在的思考几乎从人类一诞生就开始了。几千年来，不管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不管是但丁的炼狱还是陶渊明的桃花源，都无一例外的泄露了人类对自己的来处和归处的恐惧。而在最年轻的艺术――电影诞生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电影艺术家们也都没有回避和停止过对“存在”的思考。喜剧电影大师查里•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将工业文明对人类的异化展现得淋漓尽致，主人公令人惊悚的非人际遇几乎象征了20世纪整个“文明社会”的沉沦；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电影的杰出代表让-雷诺阿早在1937年，就已经预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他的警世之作《大幻灭》中，指出了所谓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战争带来的不过是每个个人的“大幻灭”。伯格曼、塔尔科夫斯基、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法斯宾德、文德斯、安哲罗普洛斯、基耶斯洛夫斯基，这些欧洲导演的每一部影片几乎都在思考人与上帝，人与文明，人与世界，人与历史，人与战争，人与人，人与”存在”的关系。透过他们的影片，我们对电影保留了最后的尊重和希望，让我们意识到电影在营造白日梦或者复原物质现实的同时，还可以继续描绘人的精神世界。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特伦斯-马利克这位离群索居的导演象欧洲导演伯格曼，费里尼那样花一生的时间用影片去质询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以及表现人自身的异化。而且我们也不能指望一部影片来给出我们关于人的命题的答案与途径。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说过，我们可以在文明社会的一个所谓的理想标准中找到线索。这个标准是：你应该爱邻如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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