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馒头》纯属胡戈的“无心插柳”之作。实际上，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恶搞的精神已经深入骨髓，他们注定是上一代精英文化的颠覆者
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上海北郊宝山区的一家小区去采访他时，大门保安脸色神秘地问，这两天为什么人们都在找他？这个胡戈究竟是干什么的？
胡戈在这个小区里租了三层高的别墅，每个月2000元租金。里面几乎没有什么装修，加上上海这段时间有雨有雪，让人感觉阴冷潮湿。
房子里所有的摆设都杂乱无章，堆放着各种零件、器械、音箱、话筒，以及胡戈用来自己制作家具的木板和工具。其中最显眼的是，一张超大的办公桌，很夸张地被垫高了许多，它的通常让人伏案办公的向里弯曲的一边，意外地朝着外边。这张桌子上放着两台电脑，它的主人高高在上地坐着，摆弄着键盘和鼠标。
胡戈再一次打开《馒头》的原始画面。他说，《馒头》被搞得这么火，有点意外。在谈话间，这个看似有许多新潮想法的年轻人，仍很传统地称陈凯歌为“文艺工作者”。
可以道歉，但不承认侵权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馒头》，赢得了很多人的追捧，是不是很开心？
胡戈：是啊。录完后放出来，自己还对着电脑咯咯地笑呢。
中国新闻周刊：是种什么感觉？很有成就感？
胡戈：是再创作的过程，就像看见新闻事件被画成漫画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选择《无极》来恶搞？
胡戈：《无极》容易搞啊。电影不好看，情节也说不通。比如，按社会学角度讲，奴隶都不是自愿当奴隶的，而且必须有监控奴隶的人，但这部片子里不是这样。再比如，片子里的那个王的城，一圈一圈的，一看就知道这个设计太傻了，所以我把他调侃成是“圆环套圆环娱乐城”。
中国新闻周刊：你想通过《馒头》表达什么？
胡戈：表达的是我对这个电影的提问，讽刺，调侃，批评。
中国新闻周刊：批评有善意和恶意之分，你呢？
胡戈：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我没有恶意。
中国新闻周刊：可是，陈凯歌说了一些批评你的话，甚至提到“无耻”这样的词语？
胡戈：那是他一时的气话，没关系。我自己不生气，我倒有点为他担心，担心损坏他的形象。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事情刚开始时，你觉得很好玩，现在呢？
胡戈：到他起诉我的时候就不好玩了。
中国新闻周刊：《馒头》里面的一些对白为什么设计得那么简单？
胡戈：我经常看到电视里的主持人问一些非常无聊简单的问题，所以也想用提弱智问题的方式来借机讽刺一下这种状况。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是不是习惯用多媒体来表达自己了？
胡戈：是的，和你用文字表达一样，我经常用多媒体创作歌曲，制作视频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馒头》只是其中的一次。
中国新闻周刊：《馒头》之于《无极》，是什么？
胡戈：是影评的一种。我以前也写过文字性的影评，2003年起，我经常在看完电影后，有什么想法就写出来，发在论坛上。
文字表达，非常直接而且精练，但可能影响不会太大。多媒体影评，读者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品味，但影响会大一些。
批评的方式分好几种，有的是直接批评，有的是嘲讽，《馒头》属于后者，是拐弯抹角的批评。
中国新闻周刊：你承认自己错了吗，为什么要向陈凯歌道歉？
胡戈：道歉是晚辈对长辈的尊敬，他认为我错了，我就应该道歉，不管我自己觉得是对是错。
中国新闻周刊：从内心里，你觉得你有错吗？
胡戈：没有。
中国新闻周刊：那为什么道歉？这似乎不符合你的风格？
胡戈：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你不报道的话，我私下里和你说……
中国新闻周刊：既然你认为《馒头》没有侵权，那么，你为什么要在上面打上“自娱自乐，严禁传播”的字样？
胡戈：这句话是对小范围看到这个片子的我的朋友的通告。不希望他们到处传播，因为像这样的东西，自己觉得质量不是很高，怕外人笑话。
中国新闻周刊：坦率地讲，是你把《馒头》传到网上去的吗，还是你的朋友？
胡戈：不是我。究竟是哪个朋友传上去的，我现在说不清。
中国新闻周刊：是怕法律追究呢，还是真的不知道？
胡戈：真的(笑)，我不知道。
中国新闻周刊：你原来准备恶搞一下张艺谋的《英雄》，现在暂停了？是不是怕张艺谋也告你？
胡戈：我不是怕告——这样做，并没有错，就是觉得改编出来不太搞笑，才暂停下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假如，我说的是假如，你输了官司，还会这样恶搞吗？
胡戈：如果我输了，我以后可能就不会恶搞了。这对我改编片子的欲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文艺批评的自由状态是一种打击，这样的话，这种类型的文艺批评就会越来越少。
恶搞风格是这样形成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很内向，但为什么有那么多搞笑的想法？
胡戈：我平时对很多人不关心，一个人闷在家里想。但我的内心充满搞笑的念头。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属于网上恶搞一族吗？你如何理解恶搞？
胡戈：是。恶搞是一种新型的开玩笑的方式。恶，并不是坏的意思，也不是恶意，而是表示程度很夸张，搞得比较过分。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意思是，“恶”是一个程度副词？
胡戈：副词？应该是吧。恶搞是为了追求乐趣，博大家一笑，就像说相声，让大家高兴就好。咱们中国人笑得太少了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恶搞风格从哪里培养起来的？
胡戈：小时候经常看喜剧片，以及小品和科幻电影，受它们影响很大。
中国新闻周刊：我注意到的你最早一次恶搞，是你创作的歌曲《蚊子蚊子我在这儿》。
胡戈：2001年夏天的晚上，我租住在长宁区(上海)的一个房子里，当时，特别多的蚊子来咬我。我正在气头上，就有了恶搞的想法，把蚊子想成MM(美女)，创作了这个歌曲，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制作完成，传给一些朋友，朋友们把它放在了网上。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恶搞？
胡戈：上大学那会就开始了。我曾经编排过一个小品，叫《小白兔和大灰狼》，让几个男生和几个女生去演。内容很简单：大灰狼要吃小白兔，后来出现了3只更大的大白兔，把狼赶跑了。虽然内容简单，但是有很多恶搞的情节，当时观众都笑坏了，有人笑得把桌子都掀翻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没有设想一下，假如你是陈凯歌，被恶搞的心情如何？
胡戈：作为“文艺工作者”来说，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拿别人的作品开涮，很正常。别人恶搞我的话，我不会理睬。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和你一样的恶搞一族，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
胡戈：中国的恶搞，是从相声发展下来的，后来出现的小品很多都是恶搞型的，这些对民风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你刚才和我说，看不懂《无极》究竟想说什么。我看你买了《周星驰全集》，周星驰的电影那么无厘头，你反倒能看懂？
胡戈：能看懂啊，看得很开心。我喜欢他的创意。他的电影，充满了奇思怪想，出人意表。
中国新闻周刊：从你的作品看，周星驰风格对你有很大影响，你认为呢？
胡戈：形式不一样，但神似。他对我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的不拘一格，能打破人的思维定势。
中国新闻周刊：你不觉得陈凯歌的《无极》也在很多地方打破了人们的思维定势吗？
胡戈：陈凯歌打破之后就完了，周星驰打破之后还让人觉得有意思。《无极》是因为做得不好，是因为水平差，打破了人的思维定势。
中国新闻周刊：让你自己拍电影的话，你希望是什么风格？
胡戈：很恶搞。比周星驰还要过分。周星驰叙事还太单一。
现在不同于以前，拍传统的喜剧非常难，一般的喜剧已经刺激不了现代人的神经了。过去兴奋度很高的东西，放在现在就笑不起来了。比如，往脸上抹蛋糕，是美国肥皂剧的惯用手法，以前能让观众笑得前俯后仰，过了20年后，今天看上去就笑不出来了。恶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出来的——搞得不过分，怎么能让观众开心？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陈凯歌对这件事情最恰当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
胡戈：不理会。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种恶搞对票房有好的影响，大部分外国导演都不会较真别人的恶搞。
我和陈凯歌，有文化上的代沟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眼里，陈凯歌这一代人是什么样的人？
胡戈：他们这一代人受了非常多的苦难，对生活的态度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他们对有些事情过于认真、严肃。但在我们看来，他们对该认真的事情不认真，对不该认真的事情倒反而太认真。比如，拍电影，最应该认真的是对电影的剧情、故事结构的安排，但显然陈凯歌没有认真对待这些，相反，他对画面很认真，对讲道理很认真，以及对电影宣传很认真。
中国新闻周刊：你父母和陈凯歌是一代人，他们能理解你的做法吗？
胡戈：之前，父母在武汉家里的电脑上看到我做的《馒头》后，就夸我做得好。被陈凯歌起诉后，父母当天就通过网络知道了，他们不会上网，是我弟弟胡文告诉他们的。第二天，他们打电话过来，说了一些鼓励的话。
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没有批评你吗？
胡戈：批评什么？我没做错嘛。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让你和陈凯歌对峙起来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
胡戈：刚才闲聊时你提到文化上的“代沟”时，我意识到，陈凯歌这代人和我这代人确实存在文化观念上的代沟。前段时间，一个篮球队年纪很大的老教练，被人称为是“骨灰级”的教练，他就大发雷霆。实际上，“骨灰级”在我们看来是褒义词，是资深的、很厉害的意思。看来，我们跟他们这代人，开不起玩笑，甚至连基本的对话都很难。
中国新闻周刊：发生这些事后，现在怎么样看陈凯歌？
胡戈：我一直不想评论他。我对他真的不关心。我只想尽快结束这件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你好像对很多事情漠不关心？
胡戈：我看电影，一般不注意里面的人。一部好电影，我喜欢分析它的手法，至于导演和演员是谁，我不关心，我比较实际，看电影就是专注电影，附加的东西一点都不关心。
多年前，我看电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登演员表，觉得演戏你就演你的，放那么长的字幕干什么，谁看？
我是一个普通的大众中的一个观众，电影好看就看，不好看就不看，不是影迷，不盲目崇拜。
我的风格，已经无法改变
中国新闻周刊：你很少外出，但，我发现你的《馒头》以及《春运帝国》里，还是很关注社会的，比如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春运火车票黑市等问题，你如何观察社会？
胡戈：通过网络，我喜欢看各式各样的论坛，尤其是新闻论坛，我爱看社会生活类的新闻。我做片子，一般要做人民大众都关心的事情，人民不关心的问题，做出来有什么意思？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什么爱好？
胡戈：速度轮滑，滑翔伞，多媒体制作。速度轮滑是从2004年10月开始的，想出行时用来代步，不想坐车。后来，越玩越起劲，还参加了正规训练。滑翔伞也是在这段时间开始的，基础训练半年后，开始飞，已经飞过了上海周边地区的一些小山。
1998年我接触电脑，没有专门技术训练，都是自学的。一年后的1999年，就开始了多媒体制作。
我的爱好老是变，老被新的爱好吸引，比如，我以前还喜欢跳舞，学过好几种舞。我还学过美术，画中国画，水墨的那种。
我不愿意把生活过得一成不变。1997年大学毕业后我考取了湖北交通音乐台，主持了两年多的音乐节目后，在1999年辞职了，觉得太枯燥了。
中国新闻周刊：水墨画是很传统的东西，没想到，你这么新潮的人还喜欢它？
胡戈：练过一段时间后，现在早就不画了，觉得很没意思。不管是传统的，现代的，我可能都会喜欢，高兴就好，高兴完了就重新喜欢别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评价你们这代人？
胡戈：我们这代人，属于传统和新潮之间的。开始学知识是80年代，以后一直在转变，回头看看，转变还挺快的。说真的，我们受传统的影响很小，毕竟只是在童年时受过这些教育。长大的过程，一直是现代化的过程，一直在接受新潮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一个生活在内心的人，为什么也这么新潮，喜欢标新立异？
胡戈：我平时做事，一定要标新立异，不搞笑不行。比如，我这个工作平台(桌子非常高，椅子也非常高)，既能坐着工作又能站着工作，带着恶搞的意思。喜欢恶搞的人，思维比较活跃。
中国新闻周刊：《馒头》让你出名后，对你一贯坚持的自我生活有什么改变？
胡戈：我以前创作的《蚊子蚊子我在这儿》，本来很少有人知道。但我一出名后，就有一些爱好者到处粘贴到网上的各种论坛中。出名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每天都有无数记者采访，甚至要在摄像机下吃饭。
这段时间，至少七八家游戏、网络和一些冷门行业的公司找我，要和我合作。我现在还没有答应任何一家。他们叫我做的事情不是我喜欢的，比如做网络短片，他们资金投入太少，这样，我做的故事就不能太离谱(搞笑)，比如没法拍古装片，没法搭场景，这样就很难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中国新闻周刊：你还是要恶搞啊，越来越多的人这样恶搞的话，你觉得对传统文化的习惯势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胡戈：很难说，说不清。打个比方吧，在许多年前，看见染发的，连我都不能接受。看见别人头发稍微黄一点，就受不了。但到现在染发很正常，很普遍，大家都能接受了。我想，传统的势力，逐渐会接受恶搞。
中国新闻周刊：再说一个假如，假如陈凯歌和你和解，并且看上了你的才华，愿意和你合作拍电影，你觉得怎么样？
胡戈：非常好，皆大欢喜。
中国新闻周刊：可是，你们俩的风格不一样？能合作吗？
胡戈：估计即使有合作的意向，也合作不成。拍片子有思维定势，他都拍那么长时间的电影了，一时半会扭转不过来。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非要他扭转风格呢，你难道不能主动去适应他吗？
胡戈：我的风格也扭转不了。我成长的社会环境，教育背景，以及文化氛围，造成了我今天的这种风格，所以没办法改变了。
正如你刚才分析的，这大概就是我们两代人的“文化代沟”吧。我们谁也成不了对方。
直到发稿前，本刊记者一直在联系陈凯歌，希望作为此次争端的另一方，他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一直未能成功。
此前，陈凯歌在德国柏林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我们已经起诉他(指胡戈)了。我们一定要起诉，而且这个问题要解决到底。我觉得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李径宇/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