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音乐人李子恒

　　本报讯 就在今年2月，由周云蓬、万晓利、小河、张玮玮等大陆著名民谣音乐代表人物赴台湾开展了一场以“走江湖”为名的走唱会，他们从台北一路唱到原住民歌手欢聚的台东铁花村，带去了从2001年“河酒吧”时代开始成形、成熟的民谣音乐。作为交流和互访，台湾著名的艺术团体“野火乐集”带领旗下年轻的原住民歌手陈永龙、陈世川、荻部丝、张文翰、琳恩雅等，来大陆举办台湾原创民谣音乐会，音乐会的名称依然叫做“走江湖”。前晚，演出在北京麻雀瓦舍拉开序幕，之后还将唱到南京、上海、厦门、广州。“野火乐集”是当代唯一致力于推广台湾原创民谣的音乐艺术团体，旨在让全球的乐迷了解吟唱艺术的创造力。

　　近年来随着流行音乐的不断发展，作为华语流行音乐启蒙的台湾民谣却渐渐失去了往昔的荣耀，沦为小众音乐类型。然而它的影响力依旧不可低估，那来自自然和灵魂的声音总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当晚的盛况就证明了人们对它的热爱。在演出开始前一个多小时，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现场洋溢的热情更冲淡了秋夜的寒冷。正如“野火乐集”的这句宣传语：“我们的歌是青春的火焰，是丰收的大合唱！”这些来自台湾的年轻人用他们美丽的歌声、肢体的律动和自在的吟唱，呈现出最简单却最真挚的情感，用以表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式与大自然紧密相依的古老生活态度。

　　情感是亘古未变的，歌却是全新的，不是《乡愁四韵》、《秋蝉》等人们所熟悉的那些早期作品。台湾民谣并没有在辉煌的顶点止步不前，而是随着时代变革与发展，创作人一以贯之的精益求精的态度打造出新一代的精品。“告别了城市的忧伤，你为谁，回到浮云回不去的故乡……”李子恒为陈永龙写的新歌《海岸线》被观众赞誉为“好听到泪奔”，而不时涌起的全场大合唱，更让人惊异大陆歌迷对台湾新民谣熟悉的程度。观众们在歌声中摇摆与鼓掌，就像一波又一波汹涌的海浪，传递着他们的感动，也传递着民谣不息的脉动。

　　《秋蝉》作者李子恒：音乐人不能因为名望而迷失

　　音乐会之外，这次“走江湖”巡演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由李子恒、熊儒贤、马世芳三位音乐界的重磅人物联合举办的讲座。前天下午，在北京大学开场的这个讲座吸引来的不只是北大学子，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热爱民谣音乐的人们。除了对台湾30年来流行音乐的发展做一个梳理和介绍，音乐家还和乐迷们就音乐的创作理念、民谣的现实状况等问题展开交流。这些对话贯穿着一个主题：音乐，一定要是最真诚的声音。

　　问：像您这个年龄和级别的创作人，现在在创作中是不是也会遇到一种困惑：迎合市场还是回归本真？商业化模式是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会觉得想回到本真的时候已经回不去了？

　　李子恒：这个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不光是音乐界，所有从事创作的都面临这个问题。我现在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但的确曾被它困扰很久。怎么做到超越？要从心灵和情感上去做，放下你的欲望、你的自大。我看了太多跟我一样过来的音乐人，他们会因为名望而迷失，这对音乐创作是最大的障碍。

　　就像我在21岁的时候写了《秋蝉》，这首歌完全不是为什么目的而写的，只是出于感性和直觉。歌随着时间慢慢流过去，流过10年、30年，现在我竟然还可以在这里谈《秋蝉》，因为蝉的声音就是我小时候的声音，这个声音能够跨过海峡、跨过时空，这些都是乡愁的一种。

　　再说到民歌，民歌从《诗经》开始就是反映当时那个时代生活的，人们的快乐和痛苦，没有经过过多的、市场需要的包装和粉饰，是非常单纯的一种情感，是真实的。我觉得音乐就是这样，当你设定了很多目的，歌就不单纯、不纯粹了。创作人要能做到让不同年代的人都能参与、感觉，即使未来我们都走掉了，可是我们的精神会通过声音传给后面的人。

　　问：我是70年代末生人，听着小虎队的歌长大，我觉得他们是华人偶像团体的一个奇迹。想问李老师，从小虎队的成功经验上，现代的创作者可以学到些什么？

　　李子恒：小虎队健康、善良、向上、礼貌的形象是最重要的，这虽然也是企划经营的一种手段，但是无意中却让这种精神超过了当初策划、设计的层面，而且一直有影响。我听很多人跟我说过，说我在“做功德”，意思是小虎队提供给歌坛一个健康的形象，对他们的童年甚至更小一点的小孩子有正向的影响。

　　回到音乐上面来，我接手小虎队工作的时候，他们已经出了合集《青苹果乐园》。我进行了很多思考，看到小虎队这么清新、这么健康的样子，就想，如果把他们和民歌结合起来会是怎么样？所以我就把他们已经做成的样品拿掉，变回到朴素的路子，比如《红蜻蜓》、《蝴蝶飞》这些。

　　我一向认为，如果音乐没有正向的、善意的、能感动到你的元素，它就不会持久。而我对小虎队所做的尝试是正确的，他们的精神一直还在，他们的音乐影响了很多人，陪伴很多人成长。

　　问：请问熊老师，您现在在做“野火乐集”，做原住民音乐，都是相对小众的，当时对市场定位和推广是怎么想的？

　　熊儒贤：我从来没有区分过主流或非主流，只是想回到自己做音乐的原点。就像当年我也曾苦苦钻研技术，怎么能让一个歌更好听、传播更广，但1997年时有一个朋友走在路上给我听了一个歌，是张楚的《姐姐》，当听到张楚呐喊出“姐姐”的那一刻，我终于知道音乐除了技术之外还可以干什么。

　　■文/本报记者 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