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马勒非常有缘。”昨天下午的见面会上，杜达梅尔指着身后海报上自己的名字(Gustavo 　Du-damel)表示，从拼写来看，他与马勒(Gustav Mahler)十分接近，“大概从我出生开始，就和马勒联系在了一起”。虽说这是一句玩笑话，但身为指挥家的杜达梅尔，的确与马勒作品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联，“小时候，叔叔给了我一张唱片，封面上写着是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可当我放进唱机里，旋律一出来，居然是马勒的《第五交响曲》，太神奇了，我一下子就被带入这感性的音乐氛围中”。

　　自16岁第一次指挥西蒙·玻利瓦尔交响乐团演绎马勒作品后，杜达梅尔便认定“马勒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他曾经完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跨越两大洲，在洛杉矶和委内瑞拉，分别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和西蒙·玻利瓦尔交响乐团，在3周内演完了马勒史诗般的9部交响曲全集。这对于演奏者和观众来说都是超越体力、超越自然的一场灵魂之旅。最后一场，两个乐团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会师，以一场马勒《第八交响曲“千人”》为这次壮举画上句号。在那之后，杜达梅尔似乎迷上了马勒，在萨尔斯堡音乐节上又指挥了一次马勒“千人”交响曲，并且在西蒙·玻利瓦尔交响乐团的音乐季中频繁地安排马勒作品。

　　去年秋天，杜达梅尔用马勒的《第五交响曲》揭幕他在迪斯尼音乐厅的第六个音乐季。有乐评人称，在这场极其敏锐、具有洞察力和穿透力的演出中，杜达梅尔实现了一种超越，绝不仅仅是生动地带出了每个乐句的个性，还体现了他对于马勒的极度擅长，处理和回答了马勒交响曲中深刻的、难以回答的问题。对于指挥马勒作品，杜达梅尔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马勒音乐创造出的氛围是十分特别的，马勒对于自然的色彩、动物或者空间的感受是与众不同的，“指挥马勒的作品难，也不难。找出每一个细节很困难，但是要找出作品的本质不难，因为它就在那里，很清晰。马勒交响曲中的某种要素是与另一部交响曲相联系的，可能贯穿了第一到第九交响曲。马勒的音乐遵循一条主线，他所有的作品都构成一部完整的交响乐”。

　　自制木箱底座和巨锤

　　展现马勒“命运的锤击”

　　长达80分钟的马勒《第六交响曲》 对上海观众来说并不算耳熟，此前申城仅上演过两次，分别是2011年约翰内斯·韦尔德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和2009年伯纳德·海丁克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这使得乐迷们对杜达梅尔与洛杉矶爱乐的合作格外期待。

　　被称为“悲剧”的《第六交响曲》 是马勒感情最澎湃的作品，80分钟的旋律在歌颂生命力量之余，也透视了命运的无情。昨晚一开场，在杜达梅尔的执棒下，低音提琴踏出进行曲节奏，伴着小军鼓、定音鼓，形成一个气势汹汹的行列，很快，木管在一阵不安的低语后，小提琴奏出热情而略显冲动的旋律，展现出“灰暗而不祥”的氛围。《第六交响曲》 因两个乐章的演出顺序一直都是乐坛关注的焦点。据闻，马勒最初完成总谱时，以谐谑曲为第二乐章、行板为第三乐章，但经过排练后他又将这两个乐章的顺序进行了调换。昨晚，杜达梅尔遵从了马勒的后一个安排，将行板、谐谑曲分为第二、第三乐章。

　　昨晚，最震人心魄的第四乐章犹如狂风暴雨，其中，马勒特意安排了数次纯自然的锤击，打破处于高潮的音乐。据马勒对妻子叙述，这是表现“英雄受敌人打击，像大树一样倒了下去。”记者了解到，为了这首曲目，洛杉矶爱乐乐团特意自制了巨大体量供敲击的木箱子底座，以及特质的巨锤，用以表现“命运的锤击”。之后，乐曲以悲剧性的沉重结尾做结束，表现一种消极的绝望。

　　打造马勒著名的“空间感”

　　不见牛铃，但闻乐声

　　杜达梅尔的《第六交响曲》十分厚重。乐团的编制大，声势排山倒海，而这种重量正是杜达梅尔所喜闻乐见的。杜达梅尔加强了低音声部乐器的配置，大号和沉重低音鼓等仿佛融入了音乐厅的建筑基座，听上去甚至可以支撑起整个观众厅。双簧管和圆号也不甘示弱，将作品表现得极其戏剧化，音效体现出强烈的画面感。杜达梅尔的最大成就在于，他利用《第六交响曲》为观众打开视野。无论怎么震撼，终究这部交响曲还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对话。马勒的音乐经常“退后、四下环顾”，牛铃在远方响起，马勒打开了一种远景，打造一种极其迷人的景深和空间感。记者注意到，现场为了增强牛铃从远方传来的空间感，乐团特地把乐器搬到演奏员入场口的后台，打击乐手来回穿梭舞台、后台之间，牛铃隐约闪烁，不见乐器，但闻乐声。

　　乐评人李严欢在听完整场演出后，对杜达梅尔和洛杉矶爱乐的表现十分赞赏：“各个声部的表现都很出彩，配合得恰到好处，美国乐团声音的光泽度让人印象深刻。”

　　在今晚的第二场音乐会上，杜达梅尔将指挥洛杉矶爱乐带来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并中国首演约翰·亚当斯获本届格莱美大奖的作品《城市之夜》。约翰·亚当斯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古典音乐作曲家之一，也是简约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他最著名的作品为歌剧《尼克松在中国》，这也是20世纪下半叶最著名的歌剧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