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着陆川导演，车窗外，可可西里的景色一闪而过；车厢内，关于《可可西里》的对话却进行了很久。高原的阳光毫无遮挡，照在我们的头顶，有些话在稀薄的空气中散去了，有些话却在风中凝结。这是一次行进中的采访，从青藏高原向昆仑山口前行，就会进入可可西里，从可可西里经格尔木、经西宁则可以到达银川。
银川，成了一段旅程的终点，也是另一段道路的起点。昨日，《可可西里》在银川
金鸡百花电影节上首映，至此，“佳能DV寻找绿色世界———重返可可西里”活动画上了句号，而电影《可可西里》则刚刚开始在人们心里投射下它的影像和力量。陆川的话在十几天的行程中绵延了许久，断断续续、但不会偏离主题，这种对话方式类似《可可西里》影片本身，它不是轻而易举地完成的，但却是精准的。
与可可西里的环境搏斗，扔掉许多绚丽的预想
记者：听到《可可西里》入围东京电影节竞赛单元的消息，是在我们从索南达杰保护站回格尔木的路上。第二天出发时，你迟到了一会儿，说要重新写一份导演阐述，此前的导演阐述已经不能用了。这是为什么？
陆川：开拍前，我写的导演阐述挺炫的，内容很多，涵盖了英雄主义，有关藏民族、藏族英雄，还有关生存，我想在这部电影中表达的意义非常多。但是，几天前再次写导演阐述，我发现，如今的《可可西里》离出发点已经很遥远了，目标也单一了许多，在这个过程中，我扔掉了很多东西，很多与题材不相符的杂念，最终用朴素的语言来写人与极端环境的挣扎。
记者：这样做是不是出于无奈？因为可可西里环境太恶劣了，你可能要放弃一部分想法？
陆川：并不是无奈，而是环境造就的一种自然而然的风格。随着拍摄进程，我深入可可西里的腹地与恶劣环境搏斗，对于这里的苦难，有了深刻的理解，我成为了这趟旅行真正的主人，要真诚地对待自己，我的感受、痛苦、无力、畏惧，所有的体验开始进入这部电影，于是对有些地方做减法，有些地方做加法来强化。在含氧量只有正常值50%的五道梁，在冰冷的楚玛尔河，你无法用运动轨道追求视觉上的绚丽，你只能用眼睛记录下最简洁、最有力的画面，而这些画面连接起来就是一个能够打动人的电影，这完全是自然环境造就的。在这个电影中，很多东西都是生根发芽自己长出来的。
我没有资格对那些饥饿贫困的盗猎者进行道德批判
记者：在可可西里这片神秘变幻的土地上，你是怎么理解生存的？
陆川：人从生到死，不是一种轻松的过程，而是非常压抑的过程。在拍摄中，我脑中经常浮现出人在风雪中行走的景象，这就是我对人一生的感受，我们不是在阳光中行走，而是为了在风雪中找一口吃的行走，后来我确实拍摄到了这样一个场景。
记者：在《可可西里》中，你对于盗猎分子有一种别样的塑造，不是同情，但确实多了很多人情。就好像你所说的生存，不只是巡山队员，也包括盗猎分子，他们都在风雪中找一口吃的。
陆川：在我的眼中，他们都是在高原上行走的人，从这点上说，他们没有区别。他们的不同在于，一个是为了生存而保护自然，一个是为了生存而破坏自然，但他们都指望可可西里活着。
记者：所以在片中你放弃了道德批判？
陆川：我放弃了道德批判，并不是因为我同情盗猎者，而是因为我是一个能够吃饱穿暖的人，我没有资格去批判这些饥饿的、为了生存而盗猎的人。我在可可西里的时候曾经赶上过盗猎分子被抓获，我曾蹲在他们身边与他们聊了一下午，我试图去理解他们，其实他们是很简单的人，破衣烂衫，不装，也不胡说，看着不凶残，但打了700多只藏羚羊，做了很凶残的事情。其实他们也是吃不饱饭，被西宁等地的老板雇佣去盗猎的，我觉得藏羚羊真正的杀手是那些幕后做交易的老板。
而对可可西里的掠夺是盗猎分子的一种生存方式，饥饿、贫穷则是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所以真正的解决办法并不是鞭挞这些人。如果一个风雪之夜，一个人站在一棵树的旁边，他就要被冻死了，那么就算他知道这棵树是世界上最后一棵树，也会把它砍倒用来生火的。面对这一双双饥饿的眼睛，一个个贫困的家庭，我无法说出道德，我只是想真实地反映盗猎者的生活。
在一望无际的荒野上，英雄主义式的枪战是很做作的
记者：这部电影确实很真实，有一种真实的切肤之痛，有时候感觉它像一部纪录片。
陆川：其实它与纪录片是有区别的。可可西里不是一个让你毫无感觉就走掉的地方，我组织自己的感受，有选择地去拍摄我所关注的东西。比如我在先期采访过程中，曾经听到过许多英雄主义的东西，但是我把它们去掉了，我更想把这些人表现得像个常人。他们也会缺氧、得肺水肿，他们不是我们想像的超人一样的健步如飞，健康壮硕。
记者：电影中的巡山队长日泰，他的原型———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的传说中是跪地与敌人枪战而死的。但在影片中，他死得很突然也很平常，这两者你觉得哪一种更加真实？
陆川：我觉得他一枪被打死，与整部戏的质感是统一的。在一望无际、无处躲藏的荒野之上，枪战是很做作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结局可能更加合理，也更加有力量。而且在可可西里这种宏大的地貌中，人死在这里，和一只羊死在这里没什么区别。我最终把日泰的死当成小事来拍，变成平常的事，是一种平静的视角。这也是我在拍摄过程中突然想到的。
导演青春期已经结束，下一部作品讲述成长故事
记者：从《寻枪》到《可可西里》，你觉得自己作为导演成长了吗？
陆川：有一位朋友说，作为导演我的青春期已经结束了。当时拍摄《寻抢》，我得到了姜文许多帮助，这次拍摄《可可西里》则是我一路带领群众演员、年轻的专业演员，一步一步边思考边拍摄，我的决定会影响到整部影片的成败和方向。虽然我也有走弯路的时候，但是在拍摄完成之后，我觉得在那么多可以拍摄的、具有诱惑力的事实面前选择了最接近于真实的一条路。现在，我对自己的第三部电影充满了期待，我希望自己能更加自由地创作。
记者：它将是一部什么样的“自由”的电影？
陆川：拍摄《可可西里》的时候，由于环境的限制，我的一些天性被压抑了，其实我非常喜欢拍一些主观的电影，下一步作品已经初步选定，具体不能透露，但大概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故事。
记者：《2046》与《可可西里》在同档期放映，你觉得票房会受影响吗？
陆川：《可可西里》的票房不会因为《2046》而减少，但如果没有《2046》，它也不会因此而增多。我相信如果院线给了我足够的档期，《可可西里》会有一个理想的票房，《2046》是生猛海鲜，《可可西里》是卤水拼盘，都会有人吃的。
文/本报记者肖扬
